美國經濟如何重構增長模式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演進說明，理解危機的根源以及尋找危機的出路，最好的方法還是要從金融領域的事件與表象回到支撐金融體系的經濟體系。所有成熟經濟體，不得不重新回答有關增長模式的“老問題”：有效組織經濟資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持續大規模注入流動性。從短期看，這是針對承擔系統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機構、支柱性產業和企業的救助行動；從中長期看，則是刺激消費和投資，重新組織經濟資源。房價的大幅下降影響美國家庭的資產負債狀況，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國人的消費信貸受到限制，以及相應形成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態度等，直接導致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萎縮。因此同理，大規模減稅從短期看是針對困難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勞工人群的救助行動，從中長期看也是穩固和擴大美國國內市場，重新組織經濟資源。2011年9月奧巴馬向國會提出的就業刺激方案，其核心內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貫之：降低稅收（重點在于削減工薪稅）和增加開支（高達 4470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

但是，美國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價仍難企穩，要想再靠房地產市場帶動經濟復蘇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橋補路一類項目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受到國內政治斗爭的掣肘。對于成熟經濟體來說，如果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不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則國內市場對于增長的支撐和提供的空間有限；而且經濟模式越成熟，空間越有限。再加上基數龐大，美國GDP年增長率在2002—2010年間大都低于4%。2%—3%的增長率常常就能讓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心滿意足。因此，在經濟刺激措施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的情況下，美國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奧巴馬的說法，“擴大出口不僅對短期發展至關重要，對經濟的長期發展也非常關鍵”。短期目標就是促進就業。中長期目標則是轉變過去的過度消費習慣，以出口帶動制造業復蘇，推動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畢竟，“全球95%的消費者和增長最快的市場都不在美國。我們需要贏得這些消費者”。要“確保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就要讓美國產品在全球市場處于領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國出口促進戰略在2010年應運而生。在當年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提出了五年內使出口翻番的目標。美國政府旋即宣布“國家出口計劃”，同時組成由多個政府部門領導人組成的“擴大出口內閣”。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業的貿易融資，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業；改善政府行政職能，形成對出口企業的“一站式”政府服務；推動“商業外交戰略”，為美國出口商大力開拓新市場；繼續推動世貿談判，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確保美國公司“自由、公平地”進入海外市場；改革美國戰略性、高科技行業的“出口控制體系”，加強關鍵行業的競爭力；重新設立“總統出口委員會”，采取“公私合營”等多種方式，幫助出口企業打開新市場，等等。

美國尤其關注經濟增長迅速的亞太地區，這個地區業已支撐美國大約500萬個工作崗位，擁有大約30億的潛在消費者。美國最近與韓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與俄羅斯探討擴展雙邊貿易，以及在不久前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前后，高調推動頗具爭議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都是美國重新構建增長模式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軟等多重因素，美國出口促進戰略正取得一定進展。2010年美國出口增長約17%，2011年前9個月同比增長約16%，且進口增幅小于出口，這對于美國制造業連續28個月的增長的確做出了貢獻。當然，在全球市場競爭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進戰略能否成功，關鍵還在于美國究竟能生產些什么。

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兩大支柱

美國反復聲稱要重建“生產型”經濟，而不僅僅到處是“金融工程師”的經濟，這就是所謂的“再工業化”。奧巴馬強調要制造并在全球銷售產品，同時“驕傲地”打上“美國制造”的標簽。

但是，美國究竟該“生產些什么”，這個問題并不就此那么簡單。美國的“再工業化”并不是簡單地回歸數量規模型制造業，去生產低層次、低技術、高產量、同質化，而且在全球市場競爭激烈的廉價產品。美國正努力將制造業導向所謂的“精細工業”，即重建先進的、高技術的、高品質的、高價值的、綠色生產的新一代制造業，充分利用技術創新的影響，創造高報酬的就業崗位。美國試圖回答：下一個微軟、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個iphone后再讓人們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撐下一輪經濟繁榮的新興產業？

2009年奧巴馬推出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2011年奧巴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計劃等，都試圖傳達有關的信息。總的來看，被列為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制高點的選項很多，美國對此進行的技術儲備也早在十數年或數十年前即已經展開。

當然，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并不存在絕對的分野。加快傳統產業的更新換代和技術改造介于二者之間，卻同樣有著廣闊的活動空間。例如，技術突破使傳統石油經濟正出現新的變化。美國用頁巖氣技術從致密巖石中提取石油取得進展，致密砂巖油的產量增長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產量可能達到每天300萬桶，相當于美國日產原油總量的1/3。技術創新還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為美國進口石油的重要來源，從而重繪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圖。

調整經濟結構、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并非短期內可以實現的目標，但重新組織經濟資源將越來越依賴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卻是全球性的趨勢。在金融、經濟“雙危機”以及相應的預算削減的大背景下，美國仍然注重研究開發領域的投入。除國家主導的投資外，美國還通過信貸、稅收、補貼、鼓勵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推動產學研結合等手段，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和催生新興產業的進程。

帕累托改進與超越帕累托最優兩條出路

彌補產出缺口的關鍵在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經濟技術水平、特定人群、市場和可分配資源條件下，資源分配決定有效需求，也相應地決定社會總產出。

在社會合作的狀態下增加有效需求，實現潛在產出。但是，帕累托最優并不意味著社會總產出達到社會資源所蘊涵的最大潛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優的臨界點、改變資源的占有和分配狀態，既可能因為社會合作的失敗增加社會總交易成本，降低經濟體系的總產出；也可能促成資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資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經濟部門傾斜和集中，從而增加經濟體系的總產出。

在這種理論假定下，由于經濟體系總產出的增加是以損害部分利益相關方為代價的，因此受損方可能選擇不予合作。例如，奧巴馬2011年高調推出的就業促進法案似乎無懈可擊將教師、警察、消防員送回工作崗位，讓建筑工人重建美國老朽破舊的路橋等但最終在國會擱淺，其原因就在于為之買單需要對一百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稅。

此時，超越帕累托最優成為另一種選擇。例如，經濟體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變（各種形式的革命、變革導致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實施戰時經濟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預的出現、經濟體系外部競爭的強勢引入等）或者多種因素形成合力（“占領華爾街”或類似的草根社會政治運動在選舉年發酵，可能導致美國社會政治生態發生重大改變等），從而導致合作均衡狀態向非合作均衡狀態演化。

在現實世界中，資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優的某種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卻可能創造遠比合作均衡狀態下更大的社會產出。按經合組織2011年12月發布的報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額已經從1980年翻了一倍還要多，從 8%提高到 18%。整個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創下 30多年來最高紀錄。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演進，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狀況也愈益引發關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彌補產出缺口，動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當然，公共權力也可以嘗試建立某種形式的補償機制，使得資源分配調整過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損方有所補償。如果新增的社會產出在支付受損方的補償后還有剩余，則意味著社會增加了總福利。這對于政府干預的藝術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預的成敗得失，往往決定社會最后是達成非合作均衡還是出現重大沖突。

市場與政府兩種手段

美國引爆的“雙危機”是政府干預失誤與市場機制失靈共同作用的結果；走出這場危機也需要市場與政府兩種手段。

傳統上，美國主流的經濟理論更傾向于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但是，在這場席卷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危機中，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提供流動性和擔保，整個銀行系統可能在一夜之間崩潰。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美聯儲則先后兩次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產出缺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