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主動調整,新一輪增長將展開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癥結

1.問題的表象：各種矛盾錯綜復雜

首先，外需拖累經濟增長，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去年全年凈出口同比下降33.6%，對GDP增長產生了巨大的拖累作用。由于全球經濟緩慢復蘇、歐美等國消費模式有所轉變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泛濫，期待下一階段我國出口迅速恢復至危機前的水平是不現實的。

其次，由市場主導型的內需增長乏力。

一是居民消費潛力難以釋放。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總體上呈現出下滑的趨勢，這一比例由1988年的49%下降到2009年的37%。

雖然，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同比增速開始緩步回升，2007至2009年年均增長2個百分點。但是在當前外需對經濟貢獻減少甚至幾乎喪失，產能過剩導致過度投資難以持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的嚴峻現實面前，如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必須以前所未有的高消費來彌補，所以每年2%消費增速的提高是遠遠不夠的。

二是民間投資仍顯不足。去年投資高增長主要源于政府主導力量，全年國有投資同比增長35.2%，高于非國有投資7.15個百分點，二者增速差仍處于歷史高位。從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看，全年國家預算內資金同比增長53.7%，增速高于其他各類資金，也高于往年30%左右的平均水平。

三是，后危機時代產能過剩問題不容回避。去年第4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81.5%，較2008年前三季度84%的水平明顯下降。去年10月，發改委將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等六個行業作為調控和引導的重點，同時列出了電解鋁、造船、大豆壓榨等產能過剩矛盾比較突出的行業。

第四，通脹壓力逐漸增強。雖然去年全年物價水平低位徘徊，但觸底反彈趨勢非常明顯。PPI環比自去年4月份以來連續9個月實現正增長，同比在12月首次轉正即上漲1.7%；受食品類和居住支出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去年12月CPI同比增速迅速反彈至1.9%。

我們認為，今年的通脹風險不容低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去年資產價格的上漲不斷強化居民通脹預期。據央行發布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去年4季度城鎮儲戶未來物價預期指數已由2008年4季度53.05%的低點連續4個季度回升至73.4%，顯示居民對未來物價上升的預期持續增強。二是2010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整體上行的可能性較大，中國將再度面臨輸入型通脹壓力。三是研究表明，中國的通脹風險大約會在貨幣供應大幅擴張后的半年到1年時間內顯現。四是隨著經濟增速尤其是2010年上半年增速的進一步顯著回升，通脹上漲壓力加大。五是2010年資源要素價格及相關稅制的改革將在客觀上加大成本推動型的通脹風險。

第五，就業壓力仍然較大。去年我國全年新增就業人數1102萬人，較2007、2008年均有所減少，這意味著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解決大量勞動力的就業仍是中國當前甚至是2020年以前的一大突出任務。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具有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特點，扶持其發展有助于實現“高就業的增長”。然而中國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在創造就業和產值方面還相當落后。

去年，中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0.6%、46.8%和42.6%，而印度在2004年第三產業的占比就已達到51%，韓國2008年的相應占比則達60.3%，若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就更大。

2.問題的癥結：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在以上所有錯綜復雜的經濟問題和矛盾中，我們認為收入絕對水平低和收入差距過大是癥結所在。

首先，居民收入增速長期低于GDP和財政收入增速。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03年以來連續6年低于GDP增速；農村居民現金純收入1997年以來連續13年低于GDP增速，這表明居民相應的產出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1999-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速為20.2%，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僅為11.5%。

其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我國1981年的基尼系數為0.2927，而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419，至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組所占收入相當于最低20%收入組的8.3倍。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低收入、高消費傾向”的居民消費能力有限，“高收入、低消費傾向”的居民消費意愿有限，最終導致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不斷下降。

居民收入絕對水平不高和收入差距過大所造成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的錯配最終導致中國總體消費傾向較低，而總體儲蓄傾向較高。儲蓄率高使得中國必須依靠全球市場來消化其產品，最終消費不足一方面導致在重要行業投資門檻較高、國際市場銷路不暢的情況下民間投資機會不足，而民間投資多涉及吸收就業的主力軍中小企業和服務行業，從而加大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則導致政府主導的投資易引發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和民間投資機會不足致使大量的民間資本無處可去，從而加劇資產市場的投機氛圍，引發資產價格快速攀升，加劇通脹預期的不斷強化與自我實現。

由于上述矛盾表象錯綜復雜并相互交織，如果不加大實質性的結構調整和改革力度，中國經濟穩定較快增長的基礎仍然“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周期明顯縮短的背景下，其大起大落的風險將難以控制。因此可以說，今年管理層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在維護經濟持續回升勢頭的同時，加大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力度，從根本上激活中國經濟的內在活力，將通脹控制在溫和范圍之內。

基于前述對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癥結分析，我們認為，提高居民收入增速、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入手點。此外就是將投資從大量產能過剩的制造型領域轉向潛力巨大的服務型領域，而引導資金流向中小企業、降低民間投資準入門檻以及逐步打破相關壟斷是重中之重，從而與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以及擴大消費形成良性互動。其中，引導資金流向還包括優化資金配置，注重將資金從房市、股市等虛擬經濟市場逐步引入實體經濟尤其是服務業領域，加強管理通脹預期并降低潛在通脹風險。

對今年經濟金融走勢及政策調整的預期

1.對中長期宏觀政策和經濟走勢展望

從較長一段歷史看，當前我國仍然處在經濟和金融改革的摸索階段，雖然改革的路徑仍有待探討，但政策方向已基本確立，這些方向可概括為“四化”。

首先，城鎮化，2010年“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快城鎮化步伐,著力點將在戶籍制度改革；其次，民生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得全體國民共同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三，環保化，正在制定的新能源發展規劃將把可再生能源作為我國“十二五”時期乃至2020年重點發展的領域和支柱產業。在發展新產業的同時，加大對于落后產能的治理，尤其注重利用信貸杠桿治理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第四，市場化，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減少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行政干預。

中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二元社會結構、人口紅利和方興未艾的城鎮化進程等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未來增長的巨大潛力。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結構性調整取向的日趨明顯，中國經濟有望從今年開始進入新一輪可持續增長的經濟周期，城鄉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將取得新進展，非國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協調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將更加和諧。

2.對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今年將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近期央行明顯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并對數家商業銀行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引發了市場對宏觀政策持續性的懷疑。

我們認為，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在我國是較為常態的貨幣政策工具，所以此次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的轉向，屬于針對12月CPI和1月貸款過快增長的針對性調整措施，旨在加大流動性的回收力度和有效控制通脹預期。只有利率政策的啟用可能才是貨幣政策全面轉向的真正標志。

目前要關注的不是寬松政策的“全面退出”問題，而是如何通過宏觀政策的“有退有進”切實推進結構調整的問題。今年經濟政策的大方向是在防范可能的經濟“二次探底”的前提下，正式啟動系統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并密切關注通脹預期的負面效應和潛在的通脹風險，有效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

首先，短期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大方向不變，央行仍將堅持“適度寬松”前提下的動態調整。今年上半年，為有效管理通脹預期，昭示抑制通脹的決心，央行可能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加大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實施力度；加息則取決于已有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的調控效果、通脹變化對真實利率水平的影響以及全球主要經濟體寬松政策退出時機等幾大因素，不排除上半年加息的可能性。

隨著出口逐步復蘇和境內通脹壓力的逐步顯現，人民幣兌美元可能重回小幅升值的軌道，今年人民幣兌美元有望小幅升值約3%；通過加大窗口指導和相關的調控手段，積極合理控制信貸增量，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其將加強對房地產貸款業務的窗口指導，加大差別信貸政策的落實力度；同時將對銀行的信貸結構、資本充足和貸款流向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

其次，財政政策在堅持“積極”的同時有“進”有“退”。一是進一步加強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基礎設施以及生態環境建設等領域的民生支持類投資，逐步退出公共投資中重復建設的基礎設施類項目以及產能過剩項目；二是將加大收入分配調整的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次提高個稅起征點，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將進一步加大對教育、醫療、社保類公共福利設施投入，深化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體制機制改革；四是改革和完善資源稅，推進包括水、煤、電、燃氣等資源和公用事業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

再次，其他主要政策。第一，加快城鎮化發展，相關政策將圍繞放寬中小城市戶籍限制，破除城鄉二元分割，提高城市化率而展開。第二，將出臺刺激民間投資的政策，擴大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范圍，尤其大幅降低對服務業的投資門檻，努力拓展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第三，通過加強監管和增加供應遏制房價過快上漲。

3.對今年主要經濟與金融指標的預測

一系列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走勢預示著2010年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GDP增長有望呈現前高后低，預計全年增速可達9.5%左右；由于投資高增長具有一定慣性，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保持高位，但較2009年略有回落；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于政策的引導、收入的增長和消費者信心的增強，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IMF于今年1月26日公布的預測顯示，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9%，據估算，全球貿易增長率將達到9%，我國出口增長率可回升到18%左右，增長勢頭明顯；考慮到低基數，CPI、PPI翹尾因素高達1.24%和2.87%，今年通脹壓力更大，而產能過剩致使上下游價格傳導機制不通暢，PPI的上漲幅度將大于CPI的上漲幅度；項目投資周期的慣性以及中長期貸款的投放粘性決定了2010年信貸投放規模將保持在相對高位的水平，全年仍然前高后低。

盡管當前由于美元短期升值、美國經濟復蘇態勢明顯好于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迪拜危機引發資金避險需求等因素導致資金回流美國的現象發生，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我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境外資金流入的可能性仍遠大于流出的可能性，外部流動性可能會構成一個新的流動性增長點，2010年的流動性依然會相對寬松；2009年房地產市場的火爆局面不可能繼續上演，預計房地產市場將維持一段時間的“量縮價穩”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