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京“三足鼎立”布局中國金融中心

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所處階段誘發了國內對布局和建設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強烈需求。上海、香港和北京三個城市在金融方面的實力和優勢各有特點，且初具互補功能，應當因勢利導，以國際金融多中心為戰略選擇。

中新社援引瞭望10月11日的報道稱，堅守金融依附實體經濟，金融中心服務國內經濟，以“多中心”戰略，建設滬、港、京功能互補的中國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9月20日揭曉，香港逼近紐約位列第三，上海首進前十超越芝加哥排名第六，深圳與北京分列第十五和十六位；這是該數據公布以來，三地表現最好的一期。

當前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所處的階段，誘發了內地對布局和建設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強烈需求。也因此，近年來，國內不少大中型城市紛紛提出建設各種類型金融中心的戰略規劃。在激烈競爭中，相關金融中心城市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和金融人才，在稅收等方面制定了許多極不合理的優惠政策措施，陷于惡性競爭之中。

中國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特別要避免為了提升毫無實際意義的金融中心的排名而推行超越國內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擴張，否則，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可能演變為國際金融機構角逐的場所和國際游資集散的中轉站，致使中國金融體系承擔與國際金融中心所帶來的收益極不對稱的國際金融風險。

因此，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與分工模式，事關中國國際金融中心戰略能否實現和中國金融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應當以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其對國際金融中心的需求、城市金融發展格局等為出發點，制定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選擇與定位模式。

目前看來，上海、香港和北京三個城市在金融方面的實力和優勢各有特點，且初具互補功能，是其他城市所無法企及的。應當因勢利導，以國際金融多中心為戰略選擇，目標城市進而因地制宜，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程中齊頭并進，促使中國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的國際金融中心體系的形成。

三大布局原則

布局和建設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體系既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同時蘊藏著不可忽視的金融風險。既不能因為積極的戰略意義而盲目冒進，又不能由于消極的金融風險而固步不前，需要制定能夠確保金融安全的基本原則，漸進推動。

遵循金融改革開放風險可控的首要前提。逐步放松資本賬戶管制和實現利率、匯率機制的市場化是中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客觀要求。這些深層次的制度改革，既可能促進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全和金融效率的提升，又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金融動蕩或者金融危機。在當前中國金融市場有待完善、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較低的情況下，需要綜合把握和平衡金融改革的積極效果和消極影響。

客觀事實已經證明，當前中國采用的漸進性和差異化的金融自由化操作方法是一種相對合理的戰略選擇，能夠確保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不斷優化中國金融制度。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只是中國整體金融戰略的組成部分，金融改革的總體思路應當考慮國際金融中心的布局戰略，而不應單純為了配合迅速建成國際金融中心而徹底改變金融改革的總體思路，盲目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毫無疑問，伴隨著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逐步形成，國際金融風險更易向國內傳染，中國的金融改革需要更加密切地關注相關金融風險，漸進穩妥地推進各項改革。

堅守金融依附實體經濟的基本底線。歷史經驗充分說明，金融發展應當依附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推進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產業將會經歷相對較快的發展階段，實體經濟的發展自然也會受惠于金融產業的快速發展。盡管從總體來看，現階段中國經濟的金融化水平還有提升的空間，然而，如果長期被金融快速發展的溢出效應所迷惑和麻木，實體經濟則可能形成對金融的嚴重依賴，金融泡沫會逐漸積累，最終使經濟發展方式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布局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堅守金融對實體經濟的依附性，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和地區在促進金融產業發展的同時，不可輕易放棄本城市和地區所擁有比較優勢的實體產業，建立在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上的國際金融中心才會“基業長青”；金融監管當局也應當密切關注金融產業的發展，通過適當的輿論引導以及必要的監管措施，促進金融產業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的相互適應。

把握金融中心服務國內經濟的根本宗旨。金融中心應以服務國內經濟發展為根本宗旨，這就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進程，需順應中國總體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區域經濟的發展現狀，金融市場建設、金融機構擴張、金融人才集聚和金融產品推出都應以中國國內企業和居民的實際需求為主要動因。這應當是中國布局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較為理想的路徑選擇。

多中心戰略

目前，中國經濟已經形成了包括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在內的特色較為鮮明的經濟區域，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要求區域腹地形成具備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通過金融中心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增添動力，中國經濟區在地域性上的分散性也決定了中國建設多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國際金融多中心有助于維護金融安全。如果一個大國大部分金融資源集中在單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面對自然災害、國際政治局勢緊張甚至戰爭的威脅，單一的金融中心的風險甚大。而且，中國漸進的金融改革開放需要多個金融中心在不同階段發揮不同功能，以此增加中國在金融改革開放問題上的回旋余地，提升防范金融風險的靈活性，統籌兼顧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金融地位提高的目標。

國際金融多中心也符合中國主要城市金融實力格局。上海已經具備了相對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走在了內地城市的前列；香港已經成為了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多樣的金融工具以及相對健全的金融法制是香港的比較優勢；北京最大的優勢在于其是中國金融決策機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大型金融機構總部，北京的金融影響能力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以港滬京為布局的多中心戰略，符合中國的整體戰略利益，同時也與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現狀相適應。

既然如此，探索上海、香港和北京三個城市之間合理、清晰的分工和定位模式就顯得非常重要，促使三個城市在職能和定位方面交錯共生、相互補充，有助于中國布局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戰略的實現，否則就有可能帶來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和惡性競爭等一系列嚴重問題，甚至威脅到中國的金融安全。

根據上海、北京和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發展現狀和比較優勢，三個城市之間應當采取互補協調的分工和定位。

上海為以金融市場為主的在岸金融中心。上海未來的努力方向為繼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市場規模，豐富金融產品，不斷提高金融產品的定價權，在優先服務好國內經濟的前提下，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逐步向國外輻射，提升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國際影響力，最終成為掌握人民幣產品定價權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為依托內地和亞太地區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香港未來的努力方向為在實體經濟方面，繼續加深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聯系交流，并積極同東南亞國家加強經貿的互動合作，通過“北上南下”兩個方向的努力，夯實香港實體經濟的基礎。在金融方面，繼續豐富金融產品特別是人民幣產品種類，提高金融市場深度，加強金融監管能力，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北京為以金融決策監管部門和大型金融機構為主的金融中心。北京未來的努力方向為不斷提高金融調控的能力和水平，完善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積極發展金融批發業務、場外金融市場及新型金融產品，協調好滬、港、京三地在布局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的分工與協作問題，提升北京的國際金融影響力。

上海作為在岸金融中心，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以及北京作為以金融決策監管部門和大型金融機構總部為主的金融中心的分工和定位模式應當說是一個長遠目標，不可能在短期之內一蹴而就。客觀來看，上海、香港和北京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歷史進程之中存在較為顯著的階段性差異，同時三地各自的比較優勢也相對鮮明，促進三地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京滬之間錯位發展。北京以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為主，場外金融市場為輔，上海以場內金融市場為主，商業銀行為輔。北京主要立足京津唐經濟帶，上海則主要定位于長三角經濟帶；京港之間加強金融監管合作。內地和香港的監管當局應進一步加強監管合作，建立長效的溝通機制，通過監管信息的定期交流，互相學習監管經驗，共同防范金融風險；滬港合力提升人民幣產品國際影響力。現階段，上海可著重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逐步確立人民幣金融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定價權；香港則應通過發行人民幣債券等途徑不斷擴大香港人民幣業務的規模，扮演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橋頭堡”與“試驗田”的角色。

上海力控人民幣產品定價權

在金融發展方面，相對于內地其他城市，上海最大的優勢就在于其已經具備了包括股票、債券、外匯、期貨等在內相對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將上海定位為以金融市場為主的在岸金融中心符合上海的比較優勢。為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三方面努力。

繼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首先，完善中小投資者保護機制。最為重要的就是加大對證券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和震懾力度，提高違法違規的機會成本，從根本上降低市場參與者違法違規的動力；其次，加強債券市場的發展。漸進地允許國外政府和大型企業到中國發行人民幣債券，有助于推動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和亞洲地區的金融合作，可謂一舉多得；再次，適時推出國際板。推出之后的擴容速度應保持平穩和適度，要與中國金融市場的整體市場環境相適應和協調；還有，逐步彌補國外其他金融市場的空白。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股票、債券及其衍生產品的金融市場體系，另一方面，可以著手建立和發展目前在中國還處于相對空白的保險交易市場和信托資產的登記轉讓市場等新型金融市場。

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種類。豐富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金融產品的重要意義在于，將為未來中國資本項目放開之際引導海外人民幣的回流奠定基礎，對于中國掌控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定價權非常關鍵，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話語權，同時對人民幣的國際化也會形成促進作用。對于上海而言，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的主要突破口就是通過前述的加大金融創新，逐步推出中國企業和居民有著強烈需求的基礎性和衍生性的金融產品。

例如，目前，中國的鋼鐵、石油和航空等行業的大型企業對金融和大宗商品的遠期、期貨和期權等衍生產品有極大的在套期保值和風險管理方面的需求，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產品關乎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權，這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相關產業的產業安全，適時推出并豐富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大宗商品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對于深化中國金融市場、保護中國產業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

漸進提升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國際影響力，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之中的地位，優化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之中風險和收益的組合，從根本上符合中國的整體戰略利益。但提升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國際影響力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前述的健全金融市場體系、豐富金融產品、加快軟件環境建設和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金融機構等多個方面的協調推進，又需要繼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包括投融資雙方參與主體的多樣化和國際化。此外，還需要資本賬戶逐步放開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制度基礎給予配合。如此龐雜的工程決定了在短期之內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當前致力于扎實做好前述的多項基礎性工作，從長期看來，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國際影響力自然會得以提升。

香港鞏固金融“自由港”地位

與京滬相比，香港最大的特點和優勢就是在“一國兩制”制度之下，香港相對自由的金融市場環境和相對完善的金融法制體系，在內地漸進推動金融自由化和資本市場開放的背景下，香港憑借其特殊地位，在人民幣國際化等歷史進程之中大有可為。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既是中央政府促進香港發展的政策取向，又是強化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體系整體實力的戰略要求，更是兼顧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與金融風險可控的理性選擇。為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促進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定位的成形，需要協調推動香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共同發展，要避免陷入金融過度超越實體經濟、實體產業空心化的惡性循環之中。

促進香港實體經濟發展。當前香港的金融業已十分發達，金融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已接近20%，但與此相伴的是其他產業發展的衰落,不可否認的是香港已經出現了實體產業空心化的端倪。因此，應當將實體經濟發展作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先導工作予以重視，促使香港通過自我強身健體和外部“北上南下”兩個方面的努力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自我強身健體即尋求香港實體經濟新的增長點,包括貿易物流、醫療衛生等傳統產業以及信息科技、教育等新型產業，香港都有非常巨大的增長潛力，香港宏觀決策當局應當出臺相應的產業政策，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為香港本地區實體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外部“北上南下”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北上”即促使香港與中國內地實體經濟，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經濟進一步對接；“南下”即促使香港同東南亞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經濟聯系。

推動香港人民幣金融業務開展。將香港定位于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并不是否定香港當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和角色，香港當前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布局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反而兩者是相得益彰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提升，香港發揮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功能根本上有助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

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定位目標的實現，客觀要求香港金融市場之中自我流轉與循環的人民幣資金規模不斷擴張，為此，一方面應推動香港人民幣金融產品和業務的不斷豐富，另一方面需要香港留存的人民幣總量相應增加，在此基礎上，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有效便捷的人民幣雙向流動機制以平衡香港金融市場人民幣整體流動性水平也非常關鍵。

強化香港監管機構的反洗錢能力。香港定位于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如果洗錢活動猖獗，則無疑會加大兩地相關部門調控香港金融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的難度，導致香港人民幣市場的運行出現紊亂，甚至動蕩，這無疑不利于香港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行和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擴大，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可能也會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強化香港監管機構反洗錢的能力具有顯著的積極意義。此外，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加強反洗錢成為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和多數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的共識，香港順應國際金融監管的趨勢，加強對洗錢活動的監控，自然也會鞏固和強化香港金融中心的國際性。

北京力推國際影響力

北京作為中國眾多金融機構總部聚集地和“一行三會”(即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銀監會和中國保監會)等金融決策監管機構的所在地，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扮演著資金調度中心、決策監管中心等重要角色。因而在布局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體系的過程中，需要發揮北京應有的作用。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金融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同樣意味著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地位的提升。

加強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能力。首先，強化中國人民銀行宏觀金融審慎監管職能。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加強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和管理的重要性，需要加強中國人民銀行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統計局、商務部和外管局等相關部門的聯系和溝通，全面把握宏觀經濟和貨幣金融體系的運行情況和潛在風險，進而采取具前瞻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在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中國人民銀行也有必要對資產價格變化給予更多關注，防范資產泡沫積累引致的金融風險。

其次，提升“三會”微觀監管的水平和效率。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提高“三會”各自的監管水平，實行更有針對性的現場檢查和更為有效的非現場檢查，加強預警機制和對違規活動的懲治力度，及時發現并化解微觀金融機構相關風險；另一方面，“三會”之間也應加強聯系，建立長效的人員、數據和監管動態等內容的互動交流機制，合力實現對從事金融混業經營微觀主體的聯合監管，盡可能減少監管真空并消除監管重疊。

再次，密切關注國際金融監管動向。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金融穩定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等全球性的金融監管機構以及主權國家金融監管當局對既有的監管思路和方法、監管機構設置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反思，國際金融監管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變革。毫無疑問，中國金融監管當局應當密切關注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和動態，對于同樣適用于中國金融發展現狀的監管理念理應逐步引入，經過必要的消化吸收，防止盲目的金融監管國際化抑制中國金融發展或加大中國金融風險。

發展新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其一，繼續發展產權交易市場。2009年，北京產權交易所的交易額突破了1000億元，成為全國最大的產權交易市場。未來北京產權交易所可在繼續鞏固國有產權業務的基礎上，拓展包括環境交易所、林權交易所、知識產權交易所等新的產權交易業務平臺，積極創新交易品種，拓展服務領域，不斷做大做強北京產權交易市場體系的整體規模。此外，還應通過不斷擴大和深化試點，完善相關交易和結算制度，促使中關村代辦股份轉讓市場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性非上市公司股權的場外交易市場，以彌補北京缺少場內交易所的短板。

其二，鼓勵開展碳金融業務。國際碳金融業務發展非常迅速，而中國在這一領域卻還相對落后，碳金融業務的話語權缺失嚴重，發展碳金融業務勢在必行，而北京在中國碳金融業務的發展過程中大有可為。在國際碳交易過程中，逐漸引導人民幣計價結算產品的推行，隨著碳交易規模的擴大，會對人民幣國際化起到有效的催化作用，北京金融的國際影響力也會因此得到提升。

其三，建立信貸資產轉讓市場。中國適時建立信貸資產轉讓市場有非常重大的積極影響。一方面，隨著中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規模日漸龐大，建立信貸資產轉讓市場可為商業銀行靈活資產負責管理，提升風險管理水平，優化信貸規模節奏創造更為便利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實行新巴塞爾協議的關鍵時期，資本充足率已經成為商業銀行經營最為重要的約束機制，信貸資產作為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資產，建立信貸資產轉讓市場能夠從橫向打開商業銀行之間資產的流傳通道，有效提升商業銀行資本管理的靈活性，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

其四，促進新型金融機構發展。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財務公司、融資租賃公司、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新型金融機構的發展對優化北京金融結構和豐富北京金融業務的同樣也非常關鍵，有助于北京金融整體實力和影響力的提升。為促進新型金融機構的發展，可以在注冊資本規模、市場準入、稅收等方面制定合理的優惠政策，增強北京對國內外投資者的吸引力。

(尹薇薇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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