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貨幣難解通脹

盡管目前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脹必須實施更加嚴厲的貨幣緊縮，我一直認為貨幣緊縮難抑通脹。我在以前寫過的文章中一再講，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通脹機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沒有這個認識，仍用傳統的經濟學眼光來看當今問題，就一定會發生重大失誤。

輸入型通脹將愈演愈烈

最大的改變發生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變化，它已經不是傳統的“物質資本主義”，而是用大量衍生金融工具生產龐大金融商品的“虛擬資本主義”。我們如果只關注傳統意義上的貨幣，美國目前的廣義貨幣M2只有8.7萬億美元，但是美國的衍生金融商品規模，據奧巴馬總統2009年提供給國會的國情咨文中說，就高達598萬億美元，是傳統貨幣規模的68倍。從全球看，目前包括衍生金融商品在內的金融商品規模已高達數千萬億美元，是全球年GDP的數十倍。金融商品是M4、M5····Mx，這是常識，之所以它們是準貨幣，就是因為它們可以隨時變現成M0或M1。我們不要只看美國在搞QE2，就是搞到Qex最多也就幾萬億美元，但是全球已經形成的虛擬貨幣資本規模已經是個龐然怪物，正是這個龐然怪物，在通過物質產品生產與流通的衍生金融化，在各種不同的經濟領域不斷變換形態，以尋求高額利潤，它們或者變成石油，或者變成鐵礦石，或者變成糧食，就是在這樣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拉高了，到中國就變成了輸入型通脹。所以，無論中國進行怎樣的貨幣緊縮，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導致貨幣離開實體經濟這個事實都不會改變，中國輸入型通脹愈演愈烈這個事實也不會改變。

虛擬貨幣資本不僅在推動世界發展中國家輸入型通脹的發展，還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滲透，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貨幣發行量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中國，外匯占款項下的貨幣投放早就成為了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不僅如此，還得用央票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把因外匯流入所投放的多余貨幣收回來。國際虛擬貨幣資本流入中國，是看中了人民幣與外匯的利差以及長期升值的前景，在去年，利差與匯差所構成的盈利機會，在美元與人民幣之間已逾7％，而一般的產業利潤也就5％。所以，去年10月加息后，就立即引來了巨量外匯流入，而央行當月的外匯占款投放也猛增到5190億元。既要防通脹，又要堵熱錢流入，忙得不亦樂乎。在傳統經濟學中，加息是壓抑通脹的必然之舉，但是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加息以及所形成的利差擴大必然會引來熱錢，由此所形成的貨幣投放，就使加息從回收貨幣因素反而變成了投放因素。用傳統思維看待當今貨幣問題，會讓我們很被動。

有人說既然加息會引來熱錢，那為什么去年11、12兩個月熱錢流入反而退潮了呢？這是因為，去年11月朝鮮半島的炮擊事件，使流入東亞地區的國際資本發生了恐慌。但是軍事行動所形成的改變國際資本流向的力量不會持久，如果美國爆發新危機，熱錢就會再度大舉流入中國，因此如果再度加息或者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應對通脹，就必然會在圍堵熱錢方面更加忙碌。

壓人口增耕地非貨幣之功

再回到通脹原因問題。去年通脹再度抬頭，顯著影響了居民消費，而推動通脹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價格上漲，大約占全年物價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來，消費物價總計上漲了23.5％，食品價格卻上漲了64.8％，是總體物價上漲水平的2.8倍。那么為什么食品價格上漲推動通脹率走高會成為長期現象呢？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還在增長，耕地卻因工業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斷減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斷發展，就推動了食品價格不斷攀升。去年中國進口了5400萬噸大豆，進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麥合計也有600萬噸，谷物進口總量已達到6千萬噸，已相當于全球谷物貿易的1/4強，因此國際上已經有糧價上漲的中國因素說。目前進口糧價已高于國內糧價水平，去年糧食進口的猛增，應該很快就會反映到國內食品價格上面。

中國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屆時總人口將達到15億人，即比現在還要增加1.8億人。人口增長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求也要增加，所以估計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得比目前增加2億噸以上才能滿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糧食貿易的年度總量也不過才2億噸，所以增加的糧食需求，恐怕大多數都得靠提高中國目前18億畝耕地的土地產出率來解決，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對農業投入的增長率超過產出增長率，在經濟學上就叫“邊際報酬遞減效應”。例如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10年我國28種蔬菜加權均價為每斤2.11元，比上年漲0.22元，漲幅為11.4%。但同時，蔬菜生產種子、農藥、化肥等農資上漲10%左右，農業生產季節性雇工費用平均上漲20%—30%，農機作業費、土地流轉租金均上漲20%以上，預計總生產成本上漲15%左右，生產成本上漲反而高于收益上漲3.5個百分點。所以，人地矛盾所導致的由食品價格上漲所推動的通脹將是長期化的，貨幣緊縮既不可能壓制中國人口的增長，也不能增加耕地，怎么能對這種類型的通脹有效呢？

警惕防緊縮致衰退

最后一個推動通脹的原因，就是目前經常說的“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由于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終于到勞動力供給相對短缺的時代，由此引起的工資上漲與改善分配關系無關，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導致的。由于分配結構不會改變，工資的普遍上漲會使企業主尋求通過提價來減輕工資成本上升壓力，所以工資上漲往往會推動物價上漲，物價上漲又反過來推動工資上漲，這種工資與物價互相追逐的過程，就是一般所說的“工資與物價螺旋”，這個過程只能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產業升級，使勞動力的供求在新基礎上達到新平衡才能結束，所以在進入“劉易斯拐點”的現階段，這種發展階段的變化也不是貨幣政策這種短期調控工具所能改變的。

輸入型通脹、結構型通脹和工資物價螺旋，都是從成本端推動的通脹，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增長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硬要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來對付，就會導致經濟窒息從而使增長下滑。比如，當鐵礦石從每噸20美元上漲到200美元的時候，鋼廠進口鐵礦石所需要的流動資金就會增加，如果銀行堅持信貸緊縮就是不給企業發貸款，企業就會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進口而被迫收縮生產規模。推而廣之，當全社會經濟活動都因為成本上升而不得不需要更多資金周轉的時候，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就會把增長拉下來。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和定位當前的貨幣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