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爹和京城四少之后 我爸是市長再襲江湖

李雙江之子李天一打人事件引出“四大名爹”的傳說，檢索相關新聞鏈接，滿目皆是“無證駕駛”、“尋釁打人”等蠻橫驕奢的關鍵詞。事件剛剛平息，又出現個升級版。一起平常的交通糾紛，上演持槍威脅這種黑幫片式劇情，主演來自“京城四少”之王爍。據報道，王爍因涉嫌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和故意損壞財物罪被公訴至法院。由此，王爍涉嫌非法持槍開始進入公眾視線，這讓人領略“四大名爹”的驕狂后，又對京城四少的“颯爽英姿”刮目相看。然而，“京城四少”之王爍案尚未終結，一聲“我爸是市長”，又再襲“江湖”。于是繼四大名爹之后，“江湖”上又添了位新爹——“市長爹”。

無論是和之前“四大名爹”相比，還是和新添的“我爸是市長”之“市長爹”比較，京城四少之王爍涉嫌非法持槍還是稍勝一籌，畢竟名頭不是蓋的，“京城四少”之“2王”因為一點交通摩擦，就讓揮拳相向的李天一們相形見絀，人家拔出的不是拳頭，而是槍，不是玩具槍，而是真槍。此類劇情一再上演，牽涉的盡是權貴和財富新貴們，怎能不持續刺痛公眾敏感神經？

如果說對一般社會新聞，公眾會“審丑疲勞”，那么在此類一再涉及權勢者挑戰法治和文明底線的問題上，輿論仍然是高度關注的，也更值得警惕。這并不是苛求公眾人物，因為即便對普通民眾來說，遵紀守法，謙和恭儉，也是基本社會準則和處世底線，更遑論占據更多社會資源的公眾人物了。

對法律的信仰，對規則的敬畏，對底線的捍衛，應是文明社會的共識。在持槍事件發生之前，同樣是因交通糾紛，王爍就曾有過暴力滋事行為。這樣的訴諸暴力而非法律的迷信私力救濟的行為，乃法治社會大忌。同樣值得反思的是，這類事件似乎總未能得到及時的司法介入。其中的原因，你懂的，特權的庇護——父輩社會身份的不同，使得子女們在社會資源占有、上升機遇通道、甚至法律約束上都擁有更大的優勢，人治正在挑戰法制。這也是中國的農民工子弟、窮二代們對上升機會的無望、對前途和未來以及對生計茫然的原因。

當暴力一次次逞威，法律威嚴和社會規則，只會一步步淪陷。權勢者如果從中得到反面激勵，以為只要有權有勢，只要不鬧出人命，任何事都能用拳頭或金錢擺平。而且一兩次“小打小鬧”的違法試探（如套牌、超速、砸車、打人、持槍）后，未受到應有的司法制裁，他們就會誤以為享受著默認的“法外特權”。那么出現今日這種持槍威脅之類的惡性事件，就順理成章了，威脅變槍擊，也就是遲早的事情。

社會本有階層，這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在一些國家，不同階層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的差別，一般也能得到社會認同，但在社會機遇，社會道德，特別是法律上，則必須體現公平平等，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富家子女甚至在生活上的不檢點，也往往受到媒體的窮追猛打，遑論對社會公平、法律規則的突破。

階層的固化，特權層的形成，以及特權的代際傳遞，在年輕人身上顯眼地表現，必然引發社會對立和敵視情緒，增加社會的不信任感和無力感。舊社會，人們對“衙內”、“惡少”的指責，指向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不公，如今的這些二代，隱約讓人看到傳統時代的影子，仿佛又回到了地主、惡霸、土豪劣紳橫行的黑暗年代。

特權有多明顯，二代們就有多張狂，對個體的指責更應該指向平等正義的社會建設。

網民們這樣調侃：不要說我們仇富，我們仇的不是富，而是不仁；恨的不是官，而是貪腐；憤的不是窮，而是不公；怕的不是警，而是枉法；愁的不是錢，而是通漲。百姓反對的不是政府，而是政腐；反對的不是改革，而是反對那種頑固堅持特權制度的違規改制。

我們將“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丟得太久了，丟在“四大名爹”和“京城四少”的陰影里，這必須引起社會深深的反思！

(子云 綜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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