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市場經濟不允許政府與民爭利

吳敬璉表示，“十二五”投資計劃需要調整，各地正興起的按照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勢頭比“大躍進”以及“洋躍進”還要猛，會影響宏觀經濟穩定。

據中國經濟周刊3月1日報道，3月初，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審議“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這無疑是2011年兩會的最大看點。隨著兩會的臨近，關于中國經濟下一個五年的討論也日益熱烈。

2月19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的主題便是：為“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的幾個重大問題。

“十一五”時期，大規模投資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經公布的各省市“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多個省市的投資計劃都呈現上升之勢。比如，陜西省2011年將安排固定資產投資1.06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25%；四川省預計今后5年對固定資產投資將超過8萬億元，比“十一五”期間的4.4萬億元增長了81%。

不斷加大、加快投資的同時，有關投資是真正刺激了消費還是造成了產能過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對“十二五”的投資計劃“還需要做一個全面的審查”才能達到穩定宏觀經濟的目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據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對2011年27個省市經濟發展目標的統計顯示：10%以下的只有4個地方，12%以上14個地方，13%以上3個地方。追求增速而不是轉變仍是各地的重點。“轉變，總得增長稍微慢點。”張曙光說。

“十二五”投資計劃是否合理？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將如何發展？如何解決城鎮化率低于工業化率 ？諸多問題的討論背后，是對“十二五”更大的期待。

“‘十二五’規劃，我覺得最值得關注的有兩點：一個是主線的規定非常正確，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另外一個是動力，就是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改革。這兩個是最精華的、非常正確的。根據過去的經驗，制定一個好的規劃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怎么執行好更重要。”吳敬璉說。

嘉賓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哈繼銘 高盛香港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

王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曉魯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蔡昉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任志強 華遠地產董事長

投資計劃需要調整

吳敬璉：“十二五”投資計劃需要調整，一方面鐵路的3.5萬億投資非常大，是否可以收回成本？另一方面是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現在各地都在搞LED，如果這些在建的LED都建成投產，市場在什么地方？產能是不是過剩？另外，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等也面臨相同的問題，要重新做一個審核。各地正在興起的按照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投資勢頭比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上世紀70年代末的“洋躍進”還要猛，這會影響整個“十二五”宏觀經濟穩定。

“十二五”期間，國家投資主要在“鐵路、公路、機場”，其他戰略新興產業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資。我認為地方政府不要在營利行業里投資，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它提供的是公共產品 ，是公益性的產品，這種競爭性的行業，政府應該退出，市場經濟不允許政府去與民爭利。

王建：許多地方政府都在追求高增長，很多人把投資推動高增長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模式。“不要管國外怎么講，我們都堅持高投資”。“十二五”要由投資帶動增長，這種觀點目前很有市場，很多人支持這種觀點，但我覺得這非常危險。好像是過剩問題在中國不存在。比如汽車產量2015年預計達到4000萬臺，未來5年要增加2000萬臺，有沒有市場？我覺得這些問題真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王曉魯：投資快速增長會帶來產能迅速增長，產能迅速增長的同時，如果消費沒有相應增長，會不斷產生過剩。產能過剩 的問題越突出，就越感覺到需要拉內需，拉內需上不來，就需要拉動下一個產能過剩，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用行政手段壓縮落后產能，小的企業被淘汰了，其中很多是民營的，大企業保留下來了，不是國企就是外資，由此又帶來體制和結構方面的一系列問題。

“未富先老”怎么辦？

蔡昉：“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戰將是中國的人口變化，我們叫它“未富先老”。我們人口的老齡化比例在2000年的時候是6.8%，65歲以上的老人比重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樣，但是去年我們的老齡化比例是8.3%，顯著趕超了世界平均水平7.5%。我們沒有辦法讓老齡化停下來或者退回去，關鍵是如何關閉“未富先老”的缺口。

“先老”意味著勞動力貴了，資本相對便宜了，意味著我們喪失了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的比較優勢。“十二五”期間，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數量、勞動年齡人口轉型數量不足以補償城市需求，與之相應的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加速上漲，無論是一般的行業，還是單獨農民工工資、農業的雇工工資都會漲得很快。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趨同也許是好事，但會導致農民工群體的教育回報率下降，很可能在一定時間內發生不讀書或者輟學的現象。

再加上“未富”，我們不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能在資本密集型產業 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們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比較優勢真空”。而比我們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國，還有若干年人口紅利 可以收獲。

哈繼銘：人口紅利消失之后，需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資本市場發達之后，社會保障才能有更充分的發展，個人的養老保險才能有更大發展。另外，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既不能光為富人造房子，也不能光為窮人造，而要考慮為老人造。中國有必要建立一條龍養老服務，包括建筑物本身，還有醫療、保健服務、文化娛樂等等，這方面我們還很缺乏。30年前我們誰也不知道全球最好的酒店是誰，后來我們引進了希爾頓、喜來登等，但全球最好的養老服務機構是誰，很少人知道。

關鍵是讓農民在城里待下去

樊綱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工業化進程的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我們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他們的收入盡管在增長，但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這種情況下，按說不會出現民工荒 和工資上漲，但事實是我們出現了勞動工資上漲，特別是低熟練工的價格上漲。

這個悖論反映出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就是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 。工業化率在前，我們的勞動力進城了，老人孩子則在農村。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失地農民進城，沒有工作也待著，形成貧民窟，長期失業率居高不下，但在勞動力供給上，四五十歲的人仍然是城市勞動供給組成部分。而我們的情況是，農民工家里有地，加上戶籍制度成為制度障礙，使農民不能長期在城里留下，20多歲的女工回去生孩子，40歲左右的男工則競爭力下降，導致城里沒有老打工者，沒有熟練工，半大孩子在街上跑，我們轉移的農民過早退出城市勞動力。

怎樣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現在應該抓緊做的事情。做好這件事，也許能夠緩解部分民工荒和工資成本上升問題。在我們沒有高能力、高質量稟賦的時候，比較長時間保持低能力稟賦，有一個長期競爭力，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非常重要。

任志強：每次說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大家提到了投資、出口和消費轉化，我個人覺得，中國未來經濟轉型只有一個就是城鎮化。如果我們90%以上的人自給自足，消費怎么增長？目前中國是60個人種糧食，40個人吃糧食，消費當然上不去，經濟轉型可能轉不了。

(韓娜 實習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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