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的國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美國政客佐利克和中國凡人杜建國一夜成名了，皆因世界銀行一份有關中國的最新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標題的長度和語境，怎么看都透著一股子中國氣質。中國氣質的來由，一是源于報告有中國合作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二是報告談的都是中國問題，而且是2030年前的改革問題。其中相對敏感和關鍵的就有國企改革。

對于國企改革的呼聲，現在反對者寥寥，就像過氣的商品不招人待見。也驗證了人民日報那篇社論觀點：寧要改革的微詞，不要不改革的危機。但在支持國企改革的群體鼓噪聲中，哪個是趕時髦的嘩眾取寵？哪個是憂國憂民的保守派亦或自以為是的激進派？哪個又是曲高和寡的前瞻者？世行的報告成了又一個楔子，再次加速關于國企改革問題的大討論。如果以2030年為一個歷史節點，那時的中國國有企業會是什么樣的功能定位和市場地位？在此之前，國企的改革路徑，到底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向左者鮮明地反對國企任何形式的私有化，繼續堅持國企的全民所有國家絕對控制的現狀，力撼國企在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地位，繼續支持國企做大做強。面對國企的問題，皆定性為發展中的問題，認為應該繼續依靠強勢政府和大政府，施以更強有力的監管來解決國企目前的問題和困境。說白了就是繼續相信政府相信黨。

向右者認為，國企比重的不斷上升是改革遲緩、國民民退的表現，國企的產權運作在微觀和宏觀上皆是低效率的。國企問題已到了不治理將影響中國長治久安的時候了。推進市場化改革，打破壟斷，國企私有化是繞不過去的坎。國企的私有化，就是要克服國企本身所存在的一切內在缺陷。但可以在選擇時機及方式上存在爭議，和“陰謀論”更是牛馬不相及。

國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似乎成了一個兩難選擇。向左者的政府強勢監管論，并不能對當下國企這樣那樣的問題，尤其是電力、金融、石化等行業的高工資、高福利等情況，還有國企浪費、揮霍以及中飽私囊的腐敗問題給出徹底見效的良方。各種監管衙門依然健在，各種補救辦法層出不窮，依然擋不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問題的火苗不是越撲越少，而是簍子越捅越大。因此，到目前為止，左派并沒有贏得完全信任甚至失望之情加重。

國企在“做大做強”的口號指引下，歷史地位不斷上升，客觀上抬高了行業競爭門檻，最終形成目前多個行業的壟斷地位。背靠政府大靠山，卻創新動力不足甚至停滯；依靠壟斷地位攫取暴利，一頭將民企擠出市場，另一頭國企紅利卻沒有更多惠及全民，百姓無益。于是右派擔憂：壟斷國企實力太強正在扼殺整個社會經濟效率，正在削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最終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發展和完善。于是向右者給出的“破除國企壟斷，建立市場公平，擴展市場效率”的方案的確誘人。

但破除國企壟斷，私有化是唯一路徑嗎？私有化在形式上可以人為打破國企壟斷，但國退民進的新格局在給民資民企騰挪出新發展生存空間的同時，民企就一定能做大做強了？民企做大做強的時候，會不會產生新的壟斷？百姓真的可以順其自然共享民企發展的新成果了嗎？好像也不是更沾邊，有沒有一個更科學靠譜的？

中國的國企應該先重新進行功能定位，什么定位決定什么樣的市場策略。在遵循行業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放棄全面“做大做強”，也就是說，國企并不一定都要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有的可能犧牲自身企業的利益，專注追求國家利益。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國企仍然需要在里面充當定海神針，例如石油、高鐵等核心領域。而在一些充分競爭的領域，國企收縮戰線，甚至完全退出有何不可？電信寬帶業的開放為何不能先行試點？

在國企選擇性做強和主動的局部撤退當中，同時給民營企業騰出實踐發展的空間，都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效嘗試。千萬別自己先嚇唬自己，以為要國企改革，就是要革國企的命。在爭論國企左右路徑問題上，更大可不必上升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應學習當年鄧公力排眾議的膽識和魄力，擱置姓資姓社問題的糾纏束縛直擊問題的內核。

國企的改革向左還是向右，不要和私有化糾纏在一起，更不要和意識形態綁在一起。向左還是向右，只要堅持有利于國企的發展，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總體原則，都是向前發展的一個過程選擇。任何被國內既得利益團綁架的向左，和任何被西方操縱的向右，才是需要在這個討論中看清和防范的。

(徐笑冬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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