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中國的發展邏輯是一種玩命兒的戰爭勝敗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隨著新的萬億級財政金融計劃，以及一系列金融政策出臺，金融風險的敞口隨之擴大。所謂次貸危機，已經作為坊間話題。

在2008年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前后，筆者即在媒體發表中國應當警惕次投危機，即缺失價值評估機制的次級投資行為。數年過去，當初四萬億政府投資所釀成的后果，已經使中國泥足深陷、積重難返。

與所謂次貸危機相比，次投危機才是真正的風險源。

中國的次貸與次投互為因果

與2008年前后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界的所謂次貸危機風險話題一直不絕如縷。但美國與中國的次貸，實屬雞鴨貌似而本是異類。倘若水旱不分，只能沼澤折戟或水漫暗礁。

有關次投與次貸之間的區別，已經解釋無數，有興趣者自當搜尋或專題探討。本題就次貸與次投之間的關係粗略簡析。

與美國及市場經濟國家之次貸危機截然不同，美國的次貸來源於華爾街的資本貪婪和泡沫失度，同時在沒有新的實體及產業支點的條件下，一頭扎進虛擬遊戲之中。所以，美國及華爾街需要不斷地依賴於實體題材的支撐，然后方能撐滿新的泡沫，掠奪其中的套利殘值。而事實是，自石油經濟之后，新的替代能源技術一直遲遲不能形成氣候，最後只能拿頁岩氣說事。而頁岩氣能否在短時間內形成氣候，局中人心知肚明。

只要缺乏實體及新的經濟模式支撐，華爾街將永難進入持續的繁榮。而阿里在美國的上市，所謂的價值高估，並不能予以華爾街新的提振動機。因此，阿里的價值不確定性，只能加劇華爾街的風險因素，不足以撬開困局。

與此不同的是，中國的所謂次貸，乃是制度性的常態，一直存在著。什么是制度性的常態，則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由次貸拉動。可以說，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運轉，所付出的成本，倘若削弱次貸在其中的政策行為，這一成本至少可以降低百分之六十。有興趣者，即可開題研究。

中國式次貸風險邏輯：計劃思想統御下的計劃經濟行為

中國次貸與次投之間存在著非常清晰和流暢的因果關係，那就是一切源於所有的市場經濟變革，皆為一種“計劃”而非自然的、平等主體之間互利交易行為，而形成的真實的市場經濟。

從某種意義上，中國三十年經濟改革開放，皆由“計劃”一手締造，皆是計劃思想統御下的計劃經濟運動。換言之，中國不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被計劃變異的不平等交易及投機行為。也可以說，世界上所有的市場、所有的計劃，在中國都存在，但其實又什么都不是。不理解這一點，沒有人可以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及其秘訣。

由計劃思想驅動，即通過最權威等級的政策發布，統御整個國家的行政機器的運行齒輪，向既定的方向轉動。簡單不過的即是，比如從每年的1號檔案，到各個國務院部委創造性的貫徹落實，構成一年變化的“主旋律”，然后以國務院行政部門之間不同的職能以及權重，形成政策驅動的組織方陣。所以，類似國家發改委這樣的部門或機構，則不可能撤銷。因為其一旦缺失，所有的政策驅動將會自亂陣腳。

計劃思想本身，注定了所有經濟行為的價值評估缺失，而是以是否實現政策目標、行政效能最大化，作為所謂市場行為根本權重標準。而所謂是不是次貸，則另當別論或根本無從談起。

中國的發展邏輯，是一種玩命兒的戰爭勝敗

以統御為軸心，以計劃思想為驅動法器，中國的每一步發展步驟，都作為一場戰役去籌劃、去實施，要的是勝利，而不是想勝利以后怎么辦甚至會不會失敗，都不會去想。這是一種典型的把規則與戰略混淆的手段應用，因此不具備所謂的可持續性。

與此同時，中國的所有集體行為，均不自覺地采取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即凡遇重大事故比如自然災害等等，首先想到、采取的是眾志成城式的動用軍隊等重要力量，而不是通過制度安排即使之成為穩定、持續的國家治理機制。

依據此種集游擊戰和運動戰於一體的戰爭方式，在1949年之后一直沒有真正轉換到國家治理的軌道上。此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打殲滅戰的做法，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兩軍對陣獲取勝利的屢試不爽的法寶。在1949年之后，無論是前三十年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還是1980年左右開始的改革開放及其相應的手段，都沿襲了此慣常的路徑。

因此，在2014年習近平之國家治理現代化即第“五”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即中國由此完成本應1949年建立新政權即應完成的任務：通過國家治理建立國家，而不是通過軍事化或戰爭思維去管制一個國家。盡管這一點，已經具備了這一轉換契機，但真正做到則很不容易。

綜述以上觀點，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樣的體制作用下、在這一行為思維主導下，所謂的次貸之類，可作為西方躉來的概念標簽之外，實在沒有別的意義，由此再談什么次貸，不是很荒謬嗎？

（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