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我所知道的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

在深圳福田保稅區臨近深圳河畔，有一棟灰色的十幾層高的樓，站在樓上，可以遠眺河對岸的風景，對面乃是香港濕地公園，早上或者傍晚，晨光或晚霞余暉中帶有一襲薄霧的濕地，顯得最美。近年來，聲名鵲起的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就坐落在這棟樓的7層。

隨着中國崛起以及在全球的分量愈來愈重，以提供咨詢對策為主的智庫在中國也得到了大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明確把自己定位於智庫的研究機構有2000多家，然而由此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要找到一家好智庫也非易事。

在我看來，對好智庫的要求是獨立、有高質量的產品以及較大影響力。三條缺一不可。首先是獨立，這是後兩條的前提，尤其對民間或社會智庫來說，這是首要標准或要求。獨立包括兩方面，一是財務獨立；二是人才獨立。所謂拿人家的手軟，這對智庫研究也是適用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智庫不能對外承接研究課題，但即使這樣，智庫的研究結論或相關建議也是從事物本身的邏輯得出來的，而非按照發包方的要求來訂做。除財務獨立外，人才獨立也非常重要，如果智庫的領導受命於某一機構或政府管理，就很難讓智庫獨立於該機構或政府的意志之外，從而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

有高質量的產品對智庫來說不言而喻，它是智庫存在的價值。智庫的產品一般有兩類，一類是決策咨詢，一類是對公共事務的研究及其政策建議。無論哪種，都需要智庫的產品拿得出手。產品質量的高低既取決於體制機制，但說到底，還是看有無研究人才，不管這人才是內部的研究力量還是外包給別人。

智庫也需要一定的影響力。智庫不能主觀上去追求影響力，但必須要做到客觀上具有影響力。換言之，影響力來自智庫好的研究和政策建議。影響力也包括兩方面，一是影響政府或決策者；二是通過影響輿論或大眾，進而來影響政府。很多智庫追求的影響力是前者，如果能夠讓某位領導看上自己的研究，寫個批示，這個報告就是有價值的。領導的重視或批示當然是影響力的一個方面，然而，如果過於看重領導的批示，則會使智庫研究的價值觀走向偏差。智庫真正要對社會發生影響力並具有持久性，進而變成政府的政策，還是要通過第二種方式，通過影響輿論和大眾，再影響政府。

好的智庫是這三者的統一。我以為，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就具有了好智庫的要素。

研究院成立於2013年7月，在不到三年時間里，它已經在改革領域、政策決策圈和輿論界，確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提起研究院，很多人知道有個「大梅山論壇」、「中國改革年度報告」，在深圳的人，更知道有個「改革30人論壇」和它的兩個「改革萬言書」以及「金鵬創新獎」，這些都是研究院的拳頭產品。可以說，它的品牌效應已經完全溢出深圳廣東，而向全國乃至華人世界擴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夸大其詞，那就說說我知道和親歷的一些事。在2014年7月前，我也不了解這家智庫，但忽然有一天，我的郵箱里有一封研究院的郵件，請我去人民大學參加一個由人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承擔的課題開題報告。我當時有些納悶，人大的課題開題報告，怎麼會要研究院來邀請？但我還是去了，具體哪天忘了，是暑假，我晚去了大約半個多小時，到了會場才知道，這是研究院的改革年度報告，委托人大國發院操刀。那天參會的人除了研究院幾位當家人以及承辦方國發院的老師外，人大校長陳雨露也參加了，與會的學者我記得有中央黨校的蔡霞教授等。在會上論到我發言時，研究院的張思平理事長說，他是看到我在《領導者》雜志上發表的政治改革論文，認為是他看過的最好的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文章，所以通過雜志社打聽到了我，邀請我參加這次開題報告會以及於11月舉行的「大梅沙論壇」。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研究院的活動，盡管我認為自己不是什麼專家，但這件事說明，研究院能夠不拘一格延攬人才。

第二次參加年度報告的評審是在10月，地點是在北京東城的一個幽雅的四合院里。這次人大的報告初稿已經寫完，按照主報告和分報告的次序，一一過審，印象中，張思平對人大的這次報告初稿好像並不滿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研究院對改革年度報告的要求很高。

這種高要求第二年我自己也就遇到了。2015年的改革年度報告研究院重新找了一批專家和學者來寫。年度報告分經濟、政治、行政、社會、文化、生態、農村、對外開放和黨建等九個方面，用張思平的話說，除了軍隊和外交外，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用第三方的視角對該年的改革做一個總體評估，因此，它對撰寫報告的專家水平要求很高，要是這一領域的權威，至少是行家。研究院最後確定了原發改委改革司司長孔徑原、清華大學李強、社科院黨國英、中央黨校蔡霞、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等專家學者為相關分報告的執筆人。我也添列其中，負責政治改革分報告的撰寫。在分報告的基礎上，還有一個總報告，研究院最後把總報告的撰寫任務也要我承擔。

說實話，我自知與上述專家不在同一層次上，寫分報告有些勉為其難，寫總報告更自感力不從心。但面對研究院的信任，加上時間不多，我就答應下來。為寫總報告，今年春節過後，我還特意去了一趟研究院，和研究院的領導與工作人員討論了總報告的主題，最後確定「從總體設計到施工建設」，大的框架也明確了，當時討論的結果是從改革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改革落實的問題。在討論過程中，我對張思平和其他研究院的領導說，這個題目和角度對我來說有難度，因為我不熟悉改革的決策和落實過程，寫起來可能會很空，不實，最後不一定符合研究院的要求。這不是謙虛，而是實話。當時張思平要我先寫，他來修改定稿。於是回京後，花了一個月寫了個四萬多字的總報告。但比起分報告來，我自己也對總報告不太滿意。然而時間到了，只然這樣。

報告交給研究院後，他們說他們來處理，過後我才知道，張思平用了一個月時間自己重寫了整個總報告。我猜想，可能是兩個原因讓研究院不滿意，一是我的行文風格不太合乎總報告的寫法，二是內容沒有談到要點上。我得承認這種差距。其他專家後來看了總報告，也都由衷佩服，直說寫不出。從我的觀察來看，這不是抬舉。因為沒有張思平那樣的長期在改革一線的實踐經歷，對改革過程不了解，是不可能對改革有這種感覺和思考的。

除年度報告外，研究院為公眾更熟悉的是「大梅沙論壇」了，大梅沙乃深圳的一個海濱景區，論壇以此為名，是要以它為永久會址，這反映了研究院的「野心」。事實上，研究院確有把論壇打造成民間的「博鰲論壇」想法，並且正在向該目標努力。從已經舉辦的兩屆來看，參會人數之多，大牌學者和一流專家之多，以及政要之多，都是以往民間論壇所沒有的。以第二屆為例，僅經濟領域的大牌學者就有張五常、厲以寧、林毅夫、鄭新立、海聞、樊綱、任志強等，夸張一點說，「大梅沙論壇」舉辦期間，北京半個社科領域的學者專家都被研究院請到深圳來了。除國內學者和政要外，論壇還邀請了海外政要和學者出席。第一屆請了英國前首相布朗、第二屆請了歐盟主席巴羅佐和美國前能源部長朱棣文等，此外，日本、台灣和香港的專家學者包括政府官員也來參會。由此可見論壇的開放性和國際性。

兩屆「大梅沙論壇」我都參加了，受益很大，尤其是不對記者開放的小組發言，能夠聽到很多大膽中肯尖銳的意見。論壇最怕的就是溫開水，舉辦者和發言者因顧忌某些因素不敢或不願把真知灼見講出來，尤其是這種公開的大型論壇，舉辦者甚至會提醒發言者注意。所以我從前幾年就很少參加這種大型論壇，說實話，很多論壇就是浪費時間。但「大梅沙論壇」不同，不管其主論壇的嘉賓演講，還是分論壇的專家發言，多數含金量都很高，是聽眾想聽的。聽眾能夠不白花時間，聽到專家學者和官員很多真實的聲音和意見。可以說，「大梅沙論壇」做到了此類論壇能夠允許的最大限度，這非常不容易。它已經成了研究院的一張名片。

一般來講，好智庫都有好的領導和當家人。研究院就有一個好的領導團隊，尤其是是理事長張思平，曾任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深圳市副市長、深圳市委常委兼統戰部長，是中國改革戰線上的一員「老將」，目前他還兼任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

簡單說說張思平。今年1月南方周末有一個對他的長篇報道《「老將」張思平的改革人生》，讀者如果感興趣，可以去看看這個報道。我同他從不認識到相熟，快兩年了，我認為創辦研究院是張思平的人生第二春。他給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開明，少見的開明，這當然與他長期主持主管改革工作有關。一定程度上說，廣東尤其是深圳的改革與張是分不開的。張的開明，在年度改革報告的寫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初稿完成後，張思平和其他院領導到北京和作者討論修改。當時，一些學者擔心表述和觀點如果過於尖銳，和官方的表述不一樣，對報告的發表和出版會不會有影響？張要專家們不要有這種顧慮，我記得他說，我們是民間報告，不是官方報告，如果按照官方的觀點和表述來寫，報告就沒有價值了，我們就是要寫一個不同官方的報告。只要把握原則，不突破底線，就可以大膽地寫。

張思平對智庫的民間性有一種理論自覺。他對研究院提出的要求是建設性、獨立性和社會性，在今年4月底舉行的2015年度中國改革報告發布會上，張思平在致辭中直言，在評估過程中，我們沒有收過任何單位的一分錢，也沒有向任何單位匯報過一次，更沒有接受過任何單位對研究院發出的任何指示，這個我可以佐證。但張思平對智庫民間性和獨立性的強調，也不是唯民間而民間，唯獨立而獨立，否則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從他強調建設性來可見一斑。智庫要有獨立性，同時也要有建設性，符合黨政領導的方向性、原則性的要求，使民間智庫提出的方案有操作性、可行性，被政府接受，這或許是當今中國眾多民間智庫或者社會智庫出路所在。對這種微妙的平衡關系，張思平把握得很到位。

張思平給我的另一印象是不脫學者本色，平易近人。事實上，他本來就是學者，他的學術訓練是在中國社科院完成的，曾師從老一代經濟學家馬洪，年輕時就出版過經濟學著作，也曾起草過海南省政府工作報告，這些年一直在深圳主持和主管改革工作，對改革的問題和難點有深刻的認識。這體現在給深圳市政府的「改革萬言書」以及他親自撰寫的年度總報告中。

2015年6月，由張思平領銜的深圳「改革30人論壇」給深圳市政府寄送了一份《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坊間稱「萬言書」。萬言書痛陳深圳弊端，指深圳在新的改革格局下，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改革的方向，尚未找到一條既符合中央頂層設計要求，又能繼續探索引領全國改革；既能夠敢破敢闖，又不違背法律法規的新的改革方向、策略、方式和方法。批評深圳不適應變化了的改革大環境，少了主動的謀劃和思考，多了被動的照搬照抄；少了積極推進改革創新，多了消極落實上級部署；少了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多了從文件出發，上傳下達，失去了深圳改革應有的使命和擔當。警告深圳如果跟不上全國深化改革的新步伐，只吃過去幾十年改革發展的老本，「最終將可能淪為『平庸的城市』」。

這真是振聾發聵！時值深圳市主要領導換馬不久，萬言書在深圳引發了熱烈討論，促進了深圳人的危機意識。萬言書提出了11個方面的改革建議，歸納起來，1，向國家申報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試驗特區，為深圳全面深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領域的改革創造良好的大環境；2，以修改政府規章制度為內容，以「三份清單」為載體，削權力、轉職能，實現自我革命，加快推進政府治理轉型；3，重新審視深港關系，共同將深港打造成為中國資本、產品、技術走向世界的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中心、貿易服務中心、物流供應鏈中心和高科技產業中心；4，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擴大戶籍人口比重，使深圳成為更加公平合理、和諧穩定的幸福深圳；5，打造深圳版「淡馬錫」模式，使國資國企改革從管企業向管資本成功跨越；6，整合政府掌握的龐大資源，辦一批改善民生、調控經濟、改善環境的大事；7，啟動人民團體去行政化改革，拓寬黨和人民聯系的紐帶；8，全面推進政事分開，取消各類事業單位的上級主管部門，實現事業單位治理結構的社會化、現代化；9，成立市政府公用事業管理委員會和深圳市公用事業監督委員會，加大公用事業監管體系的改革，提高公用事業的服務水平，實現公共政策決策民主化、科學化；10，成立大數據局，創新互聯網+政府的治理模式；11，高度重視並強化「兩個扇面」面向全球的戰略判斷，使深圳成為聯結亞太地區和「一帶一路」的樞紐型國際化大都市。

中國改革年度報告則是能夠顯示研究院研究實力的拳頭產品。如前所述，從2015年起，年度報告由研究院從全國找專家來寫。而總報告則由研究院和張思平親自撰寫。總報告提出了中國改革的九條政策建議，已為媒體廣泛報道，我就不一一評說，其中第一條是把經濟「平等」作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價值取向，最大程度地凝結改革共識與動力，可謂抓住了中國改革止步不前的本質。我想說說改革的落實問題，因為中國改革其實不缺方案，而缺推動改革方案落實下去的機制和人。這已成為當前影響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全局的最突出的矛盾。我認為也是總報告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總報告指出，造成頂層設計和改革方案不落實的原因，有的是改革方案本身在設計過程中脫離實際，改革方案本身存在缺陷；有的是改革實施過程中，改革部門協調推動機制不力造成的；有的是當前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不作為的工作狀態形成的；有的是受到特殊利益群體的影響，使改革措施受阻；有的是缺乏推進改革的大環境等等多種原因。為此，報告提出以下五點，以確保頂層設計的落地生根：（1）處理好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的關系，充分調動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2）突出重點，力爭在重要領域、重要環節盡快取得突破；（3）破解「不敢改、不願改、不會改」的「不作為」難題，調動干部隊伍改革創新的積極性；（4）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嚴把改革方案的質量關；（5）改革既要依法有據，也有鼓勵創新，允許突破。

上述五個方面總報告都作了詳細分析，提出了解決辦法。例如，對解決一些干部「不敢改」，缺乏安全感，怕改革惹出舊賬來的問題，總報告認為，需要研究和制定一些區別黑色貪腐與財產灰色收入之間的界限和政策。改革三十多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大變革、新舊體制大轉換，各項制度、政策、規定不斷調整轉換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有些干部的巨額財產是主觀惡意貪腐得來的不法收入；有些干部的收入基本上不存在惡意違規，而是從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等得來的收入，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則上應該是合法收入；有些收入可能是在當時制度邊界不清、政策界限、是非不明的情況下得來的，應當是灰色收入。為此應當分類處理，對干部個人主觀故意惡性貪腐的行為必須堅決查處、嚴懲不貸，不能搞所謂「赦免」；對一些灰色收入，可以要求干部個人如實申報並按黨紀處理，可不作法律懲罰性處理，在此基礎上，通過加快制定明確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規定，使其不存在灰色收入的可能性；對合法收入，可以進行干部財產公示制度等等。通過這些不同方式，把大多數干部從強大的反腐形勢下解脫出來，解除干部的恐懼心理，增強干部的安全預期，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激發干部大膽改革的熱情。

又如，對解決不願改的問題，總報告認為，要建立合理的容錯糾錯機制。從事改革創新工作，即使沒有私心，也有可能與現行的規定、程序、制度有沖突，也可能在實踐上出現失誤，甚至犯錯誤。如果沒有實事求是、寬容失敗的機制和環境，解決干部「不願改」的現象是難以做到的。因此要建立一些制度和機制，對干部在工作探索中的失誤和不足，只要是出於公心，不謀私利，都應該視情況給予寬容，給予改正的機會，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再如，嚴把改革方案質量關的問題，總報告認為，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少而精，不要把各部門經常性工作，或者一般工作的改進、完善、調整搖身變為改革方案，避免打出改革的旗號推行部門的特殊目的，防止把改革庸俗化。在具體的改革方案中，要給地區基層創新留有余地，不要規定得過細、過於具體，避免改革方案過細、過於具體而脫離一部分地區和部門的實際，從而使改革方案難以很好的貫徹落實。

總之，上述建議，沒有深切的改革實踐和理論認識，是提不出來的。

行文到最後，按照老套路，是要指出一點不足的。作為一家年輕的智庫，我覺得研究院應該在以下兩方面有待加強和發展，一是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研究團隊和力量。目前它還是借助外腦，采取外包方式，這雖然也是一種方式，但要培育自己長期的品牌，還需要培養自己的研究力量。當然對一家成立才三年的智庫來說，需要一個過程，不能急於求成，但要意識到這個問題。二是「大梅沙論壇」在國際化方面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點。第二屆「大梅沙論壇」在這方面已經有所後退，基本上沒有邀請國外學者。我知道在當前的環境下，研究院要冒一定的壓力，但可以試試。博鰲論壇不是有很多外方嘉賓嗎？不要過於擔心外方學者來了會說一些出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