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下行的經驗和教訓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歷了1978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96年、1997年到2015年3個S型階段。每個S型增長階段上，都有中短期的L、J和倒U型不同的增長區間。歸納以上對改革開放以來三個S型增長階段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些有規律的結論。

首先，每一次S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L型下行通道時，將其變化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扭轉的。如第一次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民經濟J型高速增長，是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農村分田到戶、聯產承包制，集體產品可以進入市場，城鎮適當放開個體經濟發展，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東部地區興辦出口加工區等改革開放啟動的；再如第二次90年代初國民經濟J型高速增長，是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明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允許外資在中國投資興辦企業，上海浦東、沿江沿邊內陸等進一步開放引發的；還如第三次21世紀初國民經濟的J型高速增長，則是由加入WTO倒逼國內改革，制造業准入全面開放等發動的。每一次經濟危機時都有怎麼辦的激烈的爭論，這三次改革開放，與每一次啟動之前的意識形態觀念、所有制結構、行政管理體制、法律制度等，都是關鍵時刻，重大的突破性的扭轉乾坤式的舉措。因此，一個結論是，對於國民經濟長期性下行的扭轉，用財政刺激，或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拉動，無濟於事，不可能實現。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才能扭經濟增長下行翻轉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開放，其推進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從規律上講，存在着邊際動能遞減的客觀趨勢；如果沒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想起動新一輪J型國民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如分田到戶、聯產承包，對於突破當時集體經濟的吃大鍋飯和低效率有着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隨着農業的現代化、市場經濟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及非農業流動，其邊際動能就遞減，甚至到最後釋放完畢。這時，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速度到倒U型最高點，再掉頭下行。其中，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暫時的提升作用。如2008年開始的經濟增長下行，2009年在貨幣方面加外幣貸款，比上年新增貸款10.5萬億元；財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擴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國債及投資項目，各地各層政府也加大了融資平台債務擴張和建設項目，使經濟增長速度在2009和2011三年間提升外，2012年開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再次，雖然改革開放30多年來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每一次國民經濟J型增長，與20世紀後期美國信息高速公路、大數據、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顛覆性技術進步和革命性新產業發展啟動的。

改革開放後的前10年中，裝備技術的引進，舊生產能力的技術改造，也即對國外進來的技術的學習、模仿和應用，對國民經濟增長也出現了一個J型推動的作用。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轉變成了資本規模和數量型投入推動的增長；後期10年左右，仍然是資本和資源型投入推動為主，雖然在一些重大技術進步方面有所啟動，但是經濟增長總體上由技術和產業創新效率推動的權重還是在下降。2008年開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間我們也在一些技術進步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在整個上沒有形成顛覆性的技術突破，沒有成為中國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引爆點，國民經濟增長下行也沒有得以扭轉，迎來新一輪的S型增長。這既是因體制僵化而產生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可以由化大力氣徹底加以解決，並成為下一輪國民經濟較高速度增長的空間和機遇點。

第四，從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三次S型增長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長乏力，需要有新一輪的S型增長啟動，都是在一個事實求是、思想解放的意識形態操作方式下獲得的。

（1）1978年，我們討論的是，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搞階級斗爭，還是要發展經濟？是廢除人民公社，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分田到戶，聯產承包，還是堅持社隊體制？工業都由國家辦，還是讓農村社隊也辦一些集體工業？是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還是將企業變成一個國家生產的車間？是搞一點市場分配資源和商品，價格有一些由市場供求決定，開個雙軌制口子，還是全部都搞計劃經濟？是允許一些個體經濟存在，還是不讓他們存在？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區，實行特殊的政策，計劃外搞點來料加工、出口創匯，還是全國大一統，不允許東部沿海這樣做？是我們解放思想，轉變了固守過去體制的觀念，才實現了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由改革開放啟動了現代意義的國民經濟第一輪的J型高速度增長。

（2）1989年後的一段時間里，經濟增長速度在下行，卻發生了公有制比重變化、經濟領域和平演變、效率與公平誰為先後、計劃多少為好等問題的爭論。面對這些思想和理論領域的回潮，面對國際上1989年後對中國各方面的壓力特別是經濟制裁，黨中央並沒有後退到一大二公、計劃經濟和重新閉關鎖國的體制上。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發展是硬道理，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鼓勵個體和私營企業大發展，放開外資企業准入，設立特區和浦東開放。實際也是20世紀80和90年代之交，國民經濟衰退的關鍵時刻，又一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勢而上，啟動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開放。沒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沒有20世紀的90年代新一輪的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

（3）20世紀90年代後期，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國企壞帳增多重組、冗員下崗分流，經濟增長速度又進入一個下行時期，美國對中國在國際政治、外交和貿易等方面的敵對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談判曠日持久。怎麼辦？恰好2001年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美國需要中國支持反對全球恐怖主義，中美關系迎來一個自1989年後的改善機遇期。美國主導的WTO談判，讓中國在2011年末，正式成為國際貿易組織的成員。實際，那時也引起了為什麼要按照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經濟規則進行體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後會不會對民族產業產生沖擊，市場和經濟的開放會不會影響中國政治經濟的安全，WTO談判的一些條款是不是賣國等等焦點問題的激烈爭論。有學者還責難，加入WTO是中國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倒退。然而，我們對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論上不爭論，實際上實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進程的開放戰略。從加入WTO的結果看，我們實現了國民經濟21世紀初的J型高速增長的啟動，並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長時期。許多美國學者在研究中感嘆，讓中國加入WTO，是美國政府所犯的一個重大戰略性失誤。美國也希望通過亞太經濟再平衡戰略，特別是TPP的建立和運行而邊緣化WTO。中國30多年來發展的實踐和歷史證明，沒有意識觀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沒有扭轉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關鍵時刻將其翻轉為上行。

特別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運用意識形態治理國家，不同的時期，需要用不同的組合。國民經濟過熱上行時，可以強調統一思想，整頓降溫，建立秩序；而國民經濟下行時，則宜強調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釋放創造力和活力動力。意識形態工具的運作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動能也有影響。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當意識形態工具進行解放思想等開放性操作時，體制向着有利於釋放活力的方向改革，勞動者得到正確利益回報和激勵，財富者感覺財產安全，資金所有者願意投資創業、興辦企業，境外資金願意流入體制前景較為明朗的國家。這種意識形態工具使用的調節，其投入的成本並不高，但是，推進國民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非常豐厚，往往成為推動經濟下行為上行J型增長的巨大動力。

而當意識形態工具進行收斂性操作時，雖然也可能強調體制改革，但是實際的體制、法律、工作環境朝着抑制活力的方向變動，勞動者和人才得不到合理利益的回報和激勵，財富所有者感覺財產不安全，資金所有者不再繼續投資創業、興辦企業和擴大生產，外資可能因前景不明朗而撤離，學生大量流出到國外留學，國內紛紛向國外流出以防不確定性和避險，移民、轉移資金和產業。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互聯網、電子劃帳、銀聯卡、地下錢莊、邊境攜帶等世界經濟和貨幣體系開放和流動的時代，財富和資金追求的是收益和安全，哪個地方沒有投資機會、收益低、財產不安全，就從哪個地方流出；而哪個地方有投資機會、收益高和財產安全，就往哪個地方轉移。堵住財產和財富流動的難度很大、成本很高、民怨不小。這個內在和客觀的轉移，並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因而，意識形態收斂性的操作直接成本也並不高，有時可能是無意的，但是其造成的人才、資金、財富、消費、產業等外流，其經濟代價往往是巨大的。特別是在國民經濟增長下行區間，意識形態收斂性操作，不僅起不到啟動國民經濟重新J型增長的作用，反而會將國民經濟增長拖入持續大幅度下行的深淵。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增長起落與意識形態開放與收斂的對應，也從實踐上證明了這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