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裴小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資本論》研究中心主任、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基於階級分析方法的研究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產物，出現於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遭遇凱恩斯主義政策失靈的20世紀70年代。它代表了資產階級與企業上層管理者特別是金融領域上層管理者的意志和愿望，這個階級及其代理人力圖借助這個學說及其政策措施恢復和擴張自己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資產階級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戰略從其本身想達到的目標來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新自由主義實施以來，少數資產者的收入和財富有了巨幅提高，他們在全球的霸權支配地位也一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正是這個戰略導致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出現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以至於人們把此次經濟危機稱為“新自由主義危機”，它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戰略的深層矛盾和不可持續問題。本文試圖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這些矛盾和問題做出探討。

一、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興起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復雜現象，它是由一系列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匯聚到一起產生的結果，很難準確地描述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萌芽的。實際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在經濟學界就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的明顯表達。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圍繞美元危機進行的有關浮動匯率的討論中，以及在拉美國家有關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都有新自由主義的較早顯露。但是，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還是，新自由主義的正式興起是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美國和英國，幾年以后又傳到了歐洲大陸以及世界各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十年中，凱恩斯主義遭遇了在西方各國普遍失靈、出現經濟滯漲的困境，當時美聯儲決定為阻止通貨膨脹極力提高利率，則被看作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典型標志。

不論從世界各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總趨向，都是由資產階級及為他們服務的管理高層為爭取更高收入的新目標決定的。收入更多集中於特權階層少數人，是新自由主義所建立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關鍵性結果。這種新的社會秩序可以看作一種新的權力格局，以及隱藏在背后的新的階級力量格局。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則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興起以后，廣大的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受到打壓，利潤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低水平得到提升，或至少結束了它們的下降趨勢。貿易和資本的放開使得巨額投資在世界上具有有利條件的地區取得了高回報，美國大資本家以及可以得到資本收益的集團大獲其利。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要與勞動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競爭，自由貿易增加了工人的壓力。巨額的資本收益還來自家庭和政府不斷增多的負債。極度精巧和膨脹的金融機構在2000年以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點，使金融部門和富裕家庭財源滾滾而來。最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這些收入都是來源於虛假利潤和對各種有價證券的過高估價。

除了社會各階級的相對利益以外，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霸權地位也是需要考慮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十年中，由於蘇聯解體和歐洲作為政治實體的弱化，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是盡人皆知的。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挽救了美國霸權地位的衰弱，至少相對於歐洲和日本來說是如此。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美國就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說，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在生產和金融部門的研發領域居於領先地位，美元仍是公認的國際貨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以來，以全球化聞名的新自由主義從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傳遍了整個世界，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都引起過嚴重的經濟危機。

正像在帝國主義的任何階段一樣，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強勢國家使用的主要工具，除了直接經濟掠奪以外，還有在弱勢國家制造腐敗、政局動盪和內外戰爭。在政治上，要扶植當地的親帝國主義政府，並且要謀求當代強勢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妥協合作，以及諸如北大西洋(600558,股吧)公約組織（na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的配合。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強勢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壓低自然資源的價格和海外投資從別國榨取剩余價值，進行更多的資源購買和更多的直接國外投資。發展中國家愿意出售它們的自然資源和渴望接受國外投資，並不改變它們被強勢資本主義國家欺壓的性質，正像在一個特定國家內部，當工人們愿意出賣他們的勞動力時，他們的勞動仍是利潤的最終來源一樣。

新自由主義興起的霸權現象，是指各國內部資產階級加強了在階級之間等級關係上的強勢地位，又是指少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加強了它們對於其他國家的強勢地位。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作用下，資產階級上層在金融機構的支援下，作為上層利益集團的代表，取得了對社會的支配權。同樣，在國際上，美國在金融機構的支援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的代表，強化了在世界上的支配權。資產階級上層不同利益集團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形成這種支配權的時候，既有合作又有爭奪，但規則總是由霸權力量貫徹的。新自由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實體和金融領域興起的過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資產階級上層在各國內部的支配地位和資本主義強勢國家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這兩個因素是互相交織和共同起作用的。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延續至今的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則再次預示了由這兩個因素決定的新自由主義興起必將終結的歷史軌跡。

二、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演變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的產物，這就需要研究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演變。自20世紀初到現在，資本主義在公司治理、金融結構和管理方式方面都出現了變革，這標志著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制度框架出現了變化，新自由主義正是適應這些變化才產生的。下面，我們將主要參考美國的情況，對產生新自由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演變做出分析。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企業的規模隨著技術和組織的復雜化而不斷擴大，交通和通信的發展也為企業在國內外擴張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同時，貨幣和金融機制隨著銀行、信貸和證券業的巨大發展也經歷了整體轉型。19世紀90年代發生了給美國經濟造成很大打擊的嚴重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在20世紀30年代更大經濟危機之前原來也被稱為“大蕭條”，它對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新的制度框架的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此之前的幾十年中，為了應對日益加大的競爭壓力，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了很多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爾組織。19世紀90年代的經濟危機被人們普遍認為是過度競爭造成的，增加了人們尋求避免致命競爭方法的動力。於是，1890年美國通過了《謝爾曼法案》，該法禁止獨立經濟實體之間達成松散協議來分享市場或利潤，這是美國第一部有關競爭的聯邦立法，這部立法限制了企業之間的松散協議，卻促進了企業之間的合並和大企業的成長。

與此相聯系，20世紀初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都出現了重大變革，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在公司規模、金融控制和管理崛起等方面的變革，這些變革使得現代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有了與19世紀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公司規模變革是指公司通過合並在規模上有了巨大增長。在1890年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先在新澤西后來通過《謝爾曼法案》的實施又在其他許多州都制定了新的公司法，推動美國在1900年前后爆發了大規模的並購潮。金融控制變革則是由銀行系統急劇擴張引發的，當大銀行在復雜關係背景下資助新的並購企業的時候，實際上包含著對它們的支配和控制。這兩方面的變革又促成了管理崛起方面的變革，在下層職員的支援下，高層管理人員在組織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達到了一個以“泰勒制”聞名的新高度，這是走向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重要一步。盡管管理崛起變革發生於20世紀初，但它所導致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和與此相關的管理活動的專業性，仍是影響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一個基本特征。

上述三種生產關係方面的變革，使得資產階級的產生不再特別依賴於一個單獨企業，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由占有股票支撐的，這是馬克思所稱的“貨幣資本家”，如借貸者、股東等大量增加的結果。公司規模變革和金融控制變革后，出現了金融機構支配的大公司，導致上層資產階級的權力高度依賴金融機構的新型生產關係。資本家階級權力在金融部門的集中和生產資料的證券形式重要性的加強，使得資本家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中的主導地位具有濃厚的金融色彩。因此，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金融已不是一個孤立的產業，它包含階級和制度的方面。

這樣的金融僅適用於現代資本主義，在發生三大變革之前，“實業資本家”（企業家）之外的純粹貨幣資本家和金融部門是存在的，往往很清閑，對經濟沒有多大的支配作用。但在20世紀初新的制度格局下，各個巨大的家族資本控制的大量股票和債券是潛在存在於多樣化的各個產業之中的，金融部門在資助資本積累和所有權職能的行使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認識這種現象對於分析新自由主義至關重要。當然，這種社會秩序下的資產階級權力離不開管理崛起變革，特別是金融機構管理的重要性大為增加了。

可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不同於只有資本家和生產工人的更復雜的變化。除了傳統的中產階級，如小農、小商小販和手工業者以外，經理和職員的隊伍有了大幅增加。結果，在生產資料所有者和生產工人之間，並沒有形成一個同質的中間階級，各個階級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了。在工薪階層內部出現了新的等級制和兩極分化，領導者和下屬之間的差距拉大了，形成了管理者和職員的二元結構，管理者居於支配地位，職員處於從屬地位。這樣，工薪階層中少數加入到上層資本家階級，相當大部分的職員加入生產工人形成大眾工人階級（包括服務業的各種職員），而他們之間主要由中間階層經理構成的中產階級變小了。

上述資本家階級、中產階級和大眾工人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都不是同質的。在資本家階級內部有少數上層和其余部分之分，有大量股票的擁有者，有中小企業業主，也有真正的小資產者。中產階級內部有著職業等級的不同，大眾工人階級的生產工人和服務業職員都是低收入者，但社會地位仍有不少區別。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前的幾十年中，少數資產階級上層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而管理者階層基本上是依附於少數資產階級上層的，他們與大眾工人階級在權力和收入上的差距是不斷增大的。

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的一段時間，發生了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強勢崛起和資本主義相對衰敗的政治經濟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影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一些因素發生了變化。一個變化是大企業管理層的自主權得到擴大，同時國家的政府干預得到加強，發生了可以被理解為包含在廣義管理變革中的凱恩斯變革，在這種變革中，國家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政策調節。另一個變化是大眾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有所增加，工人有了更多的集體談判權和參與管理權，政府普遍實施充分就業政策、福利國家制度，在健康、教育和養老方面為大眾工人階級提供了一些幫助。第三個方面的變化是資產階級上層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利益受到了較大限制。一是金融部門的目標被確定為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理論規定的服務於少數資本家的共同利益；二是管理層的行為更多地以積累為導向，而不是以股東的資本收益為導向，股票市場不是很活躍；三是較高工資導致利潤的減少。

這些變化體現在階級結構中的演變就是，管理層和大眾工人階級之間出現了較多妥協，雖然這些妥協還遠不足以排除管理層和資本家階級的更大妥協，但已經使新自由主義理論規定的資本家階級應該享有的權利受到了削弱。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通過管理層，與大眾工人階級之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妥協。這種妥協的突出表現是，很多國家實施了國有化、國家計劃、充分就業政策和金融部門服務於發展生產的政策。它們增加了管理層的自主權，而使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受到了一定限制。在國際上，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在資本主義各國都有發生，但在美國發生的變化不如在歐洲和日本大。由於國有部門和私人部門並存，這時候的資本主義經濟常被稱為混合經濟。

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逐漸陷入低潮，加上西方各國經濟在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的條件下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局限，使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滯脹危機，利潤率下降，通貨膨脹加重，這就為新自由主義的抬頭和階級結構重新走向兩極分化創造了條件。現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演變成重新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標志，就是撒切爾（m.theagaret）和里根（r.regan）分別在英國和美國的上臺。

新自由主義並沒有阻止19世紀末發生的公司規模、金融控制和管理崛起的變革趨勢，也沒有取消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使這些變革和政策的內容和目標都有了廣泛和激進的變化。它推動管理崛起走向一個新的方向，要求管理回到“市場經濟”（在這里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指“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實是要求管理層不受工會制約和政府調節，只聽命於資產階級上層），在各個經濟領域特別是金融部門去規則化，實施意在保護資產階級上層利益的宏觀經濟政策，即所謂管住貨幣、放開市場。

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上述變化都是與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一致、有利於他們收入最大化的，大眾工人階級的收入和購買力受到了打壓。資產階級上層借助新自由主義恢復了金融霸權，不斷增長的政府和家庭債務成為金融部門巨額收入的來源。這些情況如果沒有管理階層特別是上層管理者和資本家階級的結盟，是不可能發生的。就階級結構來說，上層管理者和資本家階級的結盟，取代或弱化了因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強勢崛起而出現的上層管理者和大眾工人階級的結盟，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重要條件。

三、資產階級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戰略

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戰略，始終是由資產階級主導的，它像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一樣，不斷受到其內在基本矛盾的困擾，因此，盡管它在實施初期對於克服凱恩斯學派經濟政策的負面影響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很快就引起經濟危機的大規模爆發。

新自由主義戰略的一個首要經濟社會秩序目標，就是大幅增加資產階級上層的收入水平，少向生產領域投資，也盡量減少面向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在收入分配方面向資產階級上層傾斜，國內投資被迫減少。特別是在美國，新自由主義戰略意味著生產領域的收縮，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自己只發展服務業，集中生產關鍵的知識、教育和研發，並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務。這些國家都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試圖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它們所遭遇的風險，不但使制造業基礎商品的生產效率下降，而且制造業的研發、創新和高技術商品減少，導致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受到動搖。

新自由主義戰略增加資產階級上層收入，又是通過國內和國際經濟去規則的金融化來實施的。在美國特別表現在出現大量家庭負債的“結構性金融”，這樣籌來的資金被大量賣給了外國投資者，金融衍生品市場大為擴張，各種危險的金融操作在世界范圍流行。新自由主義戰略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放任各種脆弱和難以控制的金融機構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不斷建立起來，2000年以后更是不斷激增。它使得金融部門非凡的收入和贏利能力，在這些年越來越多地建立在不斷累積的可疑資產和不安全資本所得的基礎上，這種現象常被稱為“生產虛擬化傾向”。只有經濟危機才能把這種高收入和高利潤的幻境還原到現實。

為了創造資產階級上層的高收入，新自由主義戰略主張盡力削弱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資本在國際上的自由流動，可以削弱或阻止給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沒有全球性規則和政策，或有這樣的規則和政策但很無效的情況下，不受限制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使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控制金融和宏觀經濟的能力都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在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前，只是一些加入新自由主義“共同體”的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像20世紀90年代的阿根廷，受到這種威脅的困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積聚巨額資本用於投資，美國經濟比歐洲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戰略作用下聚集了更多爆發經濟危機的內在風險。

實施新自由主義戰略的各個資本主義典型大國，在增加資產階級上層收入和減少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是很普遍的，美國則和它們稍有不同，美國利用其政治經濟霸權地位，可以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的過程中擴大自己在全球的金融霸權，在這方面它遠遠超出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樣，新自由主義戰略的內在矛盾也就在美國比在別處有了更典型的暴露。其突出表現是實體經濟積累率的下降和經濟不均衡的累積增加。美國還在另一個方面不同於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其霸權地位和美元國際貨幣的獨特地位，美國可以不要求對外貿易平衡，從而把商品生產的國際化推進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方面，美國的國內經濟的積累率是下降的；另一方面，消費需要卻因進口和貿易赤字的增加而上升。結果，美國對生產能力的使用和與此相應的增長率水平，都要受到強烈的國內需求的刺激。這種刺激是建立在不斷增長的家庭負債基礎上的，它引發了住房投資的繁榮。這種繁榮的取得，又只能依賴於高風險的金融創新。相互聯系的金融化和國際化，加上其他國家金融機構和政府與美國的聯手合作，為大幅增加美國家庭負債提供了前提條件。新自由主義戰略的宏觀經濟效應，有可能逐步侵蝕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但也有可能引發重大經濟危機：一是有可能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戰略的擱淺；二是可能的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會使脆弱的金融結構更加不穩定，導致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三是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會加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四是引發美元危機。上述可能有的已經變成了現實，例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延續至今的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有的是否發生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四、簡要結論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延續至今的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都是在新自由主義戰略推動下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戰略的興起，既有它的階級結構演變基礎方面的原因，又有美國在世界范圍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霸權地位方面的原因。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起因首先在於資產階級上層對高收入的追求，這種追求在金融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為取得實際收入使虛擬資本剩余價值的創造超出了可持續的限度。金融化和全球化都是資產階級上層獲取高收入的工具。與戰后初期對金融擴張實行嚴格限制不同，資產階級主導新自由主義戰略具有強烈的金融擴張沖動，2000年以后這種沖動更為加強。金融化和全球化導致脆弱的和不受控制的金融機構，同時弱化了起穩定作用的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個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的世界里，利率、貸款和匯率都是很難控制的。

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增加了資產階級上層的收入，卻引起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失衡，這在美國表現得比較突出：一是實體經濟積累率低下和不斷降低；二是貿易赤字巨大；三是對國內外債務的依賴不斷增加。美國實體經濟積累率低下只是引起經濟危機的一個方面的原因，另一個更重要方面的原因則是消費的超常增加，特別是資產階級上層的消費的超常增加。因此，此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應被解釋為積累過度或消費不足，而是積累不足條件下的消費過度。在美國，進口遠大於出口，不斷加大的貿易赤字支撐起了這種消費過度。

美國不斷增長的家庭債務，是金融機構貪婪追求利潤和去規則化的結果；不斷增加的貿易赤字則是美國借助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可以在不使美元穩定遭受巨大沖擊的條件下實行開放政策的結果。美國經濟的這種失衡，產生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家庭消費需求大幅擴張。新自由主義戰略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促使消費需求增加。由於實行貿易開放政策，用於滿足消費需求的商品可以被不斷進口。因此，這些消費需求並沒有為美國國內生產者提供市場需求，而是增加了貿易赤字。二是管理者下層和大眾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對消費需求的刺激主要依靠大膽的信貸政策。三是由於無法平衡對外貿易，金融創新放松了信貸監管，金融衍生品市場過度發展，導致家庭負債增長擴張失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並引發了重要金融機構倒閉。它們不但是金融化一個方面的結果，而且是2000年以后美國金融擴張、宏觀經濟失衡中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金融機構倒閉像地震波一樣沖擊了全球脆弱的金融結構，它們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觸發器，但不是根源，因為同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金融機構倒閉一樣，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延續至今的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實際上都根源於資產階級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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