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號思想庫:巴曙松談全球金融危機下的金融監管改革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6-07-02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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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
演講主題:全球金融危機下的金融監管改革——從英國脫歐談起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介紹參會嘉賓!
致辭嘉賓
評議嘉賓:
楊凱生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原行長 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資本金融研究院理事
姚余棟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
高祥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院院長
主持人:
劉紀鵬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
巴曙松開講:無論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還是去年股災,還是今年英國脫歐引發的金融市場的動盪,我們都可以看出金融危機一般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評估損失, 第二階段為壓力測試,第三階段規則重構。比如08年金融危機已在規則重構階段,而目前英國脫歐仍表現為處於評估損失階段。
巴曙松:
為什麼規則很重要,因為建構規則與一個國家在金融行業的影響力相關。中國要提升影響力,不是靠空喊,而是要靠了解各種金融規則,利用規則提升自己;甚至參與規 則,在規則中體現中國聲音,進行規則談判。
巴曙松:
資本市場的記憶都是短暫的,脫歐帶來的短期波動沒有超過三天,股市跌了兩天之後,市場就忘了,英國股市今天又熱了。英國脫歐之所以有影響,是因為英國市場的動盪對世界產生的影響重要,在倫敦交易的英鎊走勢重要,在倫敦交易的大宗商品重要,在倫敦交易的人民幣和美元走勢重要。英國市場上形成的交易規則動盪對世界市場的影響遠遠超過英國這一經濟體本身動盪的影響。脫歐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深層次的規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博弈和斗爭。
金融危機暴露的金融體系的缺陷,第一是監管指標的單一,過分看重資本充足率,因此金融危機出現後,就促使各國改變資本充足率。現在我們監測國家資本競爭力的主要指標就是資本充足率,很多銀行家與銀行機構不斷地調整資本充足率的公式。
巴曙松:
第二個,過於側重微觀監管理念的缺陷。這也是我們國家股災中暴露出的缺陷,微觀的疊加產生的宏觀效果預計不足。國家利用微觀調控的政策、理念調整各項監管,而從宏觀層面出台的政策疊加效應給我們的金融機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第三,基於事後監管方法的不足。第四監管協調不足,機構與機構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存在這種問題。第五,監管的順周期性。在上升周期放大收益,低估風險,比如房地產市場在往上走的時候,你就發現,雖然貸款不良率高,但由於地價上漲,利潤空間仍可償還銀行貸款,這就是順周期效應。反之則是逆周期。第六,救助機制不健全。好多年不出現金融危機,但當市場一旦出現問題,救助機制就無法產生作用。為什麼英國脫歐對市場的影響那麼大,就是因為市場對這一事件都認為是說說而已,但真出了問題才發現,市場對這一事件的預後不足。
但另一方面來說,中央銀行的救助必須是不確定的,搖擺的。因為一旦確定,則會激勵銀行鋌而走險。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時,小的金融機構救助了,大家就以為雷曼也會救助。但雷曼沒有出手,這就引發了市場的大量波動與沖擊,甚至出現陰謀論解釋。
8%的資本充足率夠不夠?實際上爆發危機的銀行,資本充足率都非常高,都在11%以上。因此這一指標並不那麼可靠。那麼資本與風險是否有必然聯系?這一問題有不同解答。
有人認為是正相關,認為在管制壓力下以及代理關系下,資本與風險應呈現正相關。但也有人認為是負相關。從分子來看資本充足率的失效,一方面是一級資本,包括永久性股東利益,以及一級與二級資本之間的其他核心資本,如混合型權益,還有二級資本與三級資本。
從分母來看資本充足率也有失效的可能性,比如表外業務風險改善了表內資本質量;另一方面監管漏洞下出現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為了逃避監管,變成了發起一筆業務然後銷售,這時候商業銀行已經失去了控制這些資產證券的興趣,而投資銀行則把接手的資產進行結構化設計,再加上評級機構的評級,最後各類基金公司加槓杆進行銷售,因此最後買到這些資產的買家根本不知道這些資產對應的價值是什麼。在這一資本鏈中,沒有一個機構願意進行主動的風險控制。
這些風險疊加之後就造成了系統性風險的監管缺失。銀行在資本約束下的信貸行為引起了銀行的順周期性。同時羊群效應或行動的同質化擴大了系統性風險。而資產證券化等創新業務增加了風險的相關性和復雜性。最後金融一體化再次擴大了系統性風險。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進展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並遠遠快於市場經濟及監管體制建立。
因此最近幾次金融危機都是從某個銀行機構的危機開始,比如法國銀行的還款不利產生了次貸危機;雷曼危機也是開始由小型金融機構出現的償貸危機開始。這也是Basel協議產生的基礎。
打一個比方,中國的交易量有多大,比如,中國放長假後香港股市的交易量下降多少?30%。這就是中國市場的交易量。因此某一單一的交易市場發生了波動為什麼會出現世界影響,因為其中有30%的交易量來自外部市場。
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流動性風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機構出現的風險並不是因為有呆壞賬,而是出現了流動性危機。同時在金融的創新方面,由於監管層無法理解金融創新的內容而導致危機,這也是很容易出現問題的方面。因此,監管如何跟上市場創新的節奏,這是永恆的難題。
其中金融創新目前主要出現在資產證券化領域、金融一體化領域,交易賬戶的監管套利以及表外業務的監管套利。如何該表?就是要做前瞻性監管的嘗試,比如評估方面的及時更新等。
巴曙松:
實際上,如果說英國脫歐市場為什麼會產生巨大影響,主要是 區域監管一直在追蹤現代國際市場的現實,反而對自身市場的問題出現監管不足。
另外跨境監管也容易出現問題,比如母國與東道國的法律沖突;缺乏具有足夠約束力的全球統一監管標准;區域及全球性監管機構的作用有待提高;以及跨境金融機構破產管理相對空白。
同時,監管要考慮順周期性的市場規律。經濟處於上升周期的時候,借款人的財務狀況改善,抵押品價值上升,銀行通常會擴張信貸。當經濟步入下行周期時,借款人的財務狀況惡化,抵押品價值縮水,銀行則收縮信貸,進一步延長和加劇經濟衰退。
金融監管改革的趨勢和方向是什麼?從微觀審慎到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結合;從事後處理走向事前預防和前瞻性監管;從定量分析到定量與定性分析結合;同時,從重視金融監管與經濟波動周期的協調,實現從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的過度,並從過程監管走向原則監管,重視對消費者的保護。
歐洲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什麼?是建立一個更有效的金融監管框架。但歐洲金融監管局是在英國倫敦,這次英國脫歐之後,監管局也需要外遷,以倫敦為核心的金融監管體系也將做出改變,這些內容是這次英國脫歐對歐洲金融體系造成的規則上的改變。
BASEL III 我認為重點就在於資本對分子的管理,這一協議在應對危機的風險吸收方面,容易形成更穩健、多層次監管框架。
中國對資本監管的沿革也經歷了多個階段的演變。一直到2013年我們的管理法發布,中國從一個滯後的金融體系逐漸成為BASEL協議下的先進體系,在國際上逐漸活躍起來,走到台前。
目前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主要是流動性風險缺乏監管指標,在內部評級方面出現各種數據問題,數據不足、數據偏差、大量垃圾數據,在市場風險的定性與定量上都出現了各類挑戰。在資本推動下,中國的金融機構不斷轉變,體現出從規模導向向價值導向轉變,從賬面利潤向經濟利潤轉變,從以大論優向以質論優轉變,以及從控制風險向管理風險轉變。
嘉賓點評
點評人:楊凱生 (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 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資本金融研究院理事)
剛才巴曙松的講座里面對資本充足率有一些批評,我基本上是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資本充足率的一些指標意義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作為中國來說,中國從整體上來說槓杆率並不高,居民生活中的槓杆率更是偏低,但是很多企業的槓杆率是偏高的,屬於高負債企業,這是很危險的。
與08年相比,當時企業的負債率大部分是90%左右,而現在企業的負債率已經到了170%左右,從這一數據來看,企業負債率不但大幅增加,而且增速太快。
這也是中央提出去槓杆要求的基礎,這不只是從銀行自身防范風險的角度考慮的,而是從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來考慮的。資本充足率下降將導致整個宏觀經濟運行,帶來系統性經濟問題。因此講資本充足率是為了維持整個經濟的穩定。
那麼怎麼去槓杆?簡單來說就是債轉股,通過債轉股的方式降低負債率。我們的企業還是應該講究將本逐利,企業擴大經營必須根據自己的資金成本來做,要理性地對待自己的融資行為,不能無節制地提升自己的負債率,這樣不利於自身企業的健康運行,也會影響行業,進而影響整個經濟。
點評人:姚余棟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
中國有句話叫大道至簡。中國還是比較早進入Basel III 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已經比較超前了。銀行,人類對他是至愛和至恨的,因為他反復出現危機,大約10幾年就會出現一次危機。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是因為銀行的監管是不夠的,但是現在有了Basel III,銀行的監管出現了變化,變為從銀行自身的角度進行自我監管,比如次級債等這類工具,銀行可以自行監管。但是Basel III能不能完全規避金融風險,這並不能確定,而且現在出現的部分金融風險仍然難以解決。我認為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就是需要把央行宏觀審慎納入整體框架中去。我們國家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在金融體系中要以直接融資為主,在直接融資中做股權融資,但這確實也是很難做到的。
點評人:高祥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院院長)
Basel III的產生都是與金融危機有關的,他更多的是一個回應的問題,不斷在進行修正,但他只涉及到資本充足率的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另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問題現在很熱,就是一行三會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有一個國家比較小,但很有特點,就是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一共只有三個機構,一個是央行,管理貨幣,一個是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另一個是澳大利亞金融審慎監管局,是負責管理系統性金融機構,此外還有一個澳大利亞金融投資委員會。澳大利亞的機構與我們不同,他是管事的,而不是管人的;而且他在管的過程中是非常嚴格的,不會有監管空檔的問題。我們中國這麼多監管機構,但空白很多。而澳大利亞的這種管理方式正是需要我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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