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蔣介石讀書共同點：鮮讀西方政治與經濟類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一生重視軍隊，重視武力，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

蔣介石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恒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恒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

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杰、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杰，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一生重視軍隊，重視武力，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20世紀20~40年代，一般每年讀書10種左右。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余種；30、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介石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復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介石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

蔣介石所閱讀的書籍中，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但其實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為很多古籍都是反復閱讀。蔣介石好看古書，讀古文，不僅自己讀，還要求兩個兒子讀。

蔣介石少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受中國傳統教育；16歲始入學校，受新式教育。那時所謂新式教育，其實是半舊半新，甚至新少舊多。

1905年科舉廢除后，蔣介石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蔣介石主要閱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

雖然留學日本，蔣介石卻依然保持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並且終身不渝。

蔣介石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范圍內。讀經書，多是反復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

蔣介石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蘊涵著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但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后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介石反復強調，《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

除了《大學》《中庸》，蔣介石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暴戾”個性的藥方。

蔣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國藩，一生受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1904年，17歲的蔣介石首次讀曾國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兩次復讀。此后，又多次閱讀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牘、雜著以及治兵語錄等。他讀曾國藩的書，著眼處亦在立志養氣、立品修行方面，處處以曾國藩為道德楷模。[NT:PAGE=$]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介石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介石一生不間斷地閱讀修身進德方面的傳統書籍，相對而言，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介石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斗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亟須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介石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介石幾乎年年都讀《孫子》，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介石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於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蔣介石指定“干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

蔣介石閱讀《韓非子》是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后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介石自稱“閱《墨子》自遣”。

除此之外，蔣介石也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蔣介石在1934年6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介石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介石對王安石（1021~1086）和張居正（1525~1582）情有獨鐘。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對於張居正，蔣介石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三年之后，蔣介石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干部的“應讀書籍”。

以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介石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復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復閱讀。

1919年新文化(行情,問診)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經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志、看雜志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志》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劃。1920~1923年間，蔣介石閱讀過《杜威講演集》《馬克思經濟學說》《馬克思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這時，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考察期間，蔣介石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開始覺得深奧難懂，多次閱讀后，興趣漸濃，以至於“樂不掩卷”。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中接觸馬克思學說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的唯一一次。

在蔣介石的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1925~1935年前后，蔣介石先后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其中，《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兩書，蔣介石分別於1926年、1929年和1931年多次閱讀。

對比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閱讀特點可以發現，兩人的習慣和興趣都有所不同。蔣介石的習慣是慢讀、精讀、復讀，閱讀量不可能很大，毛澤東擅長快讀，記憶力超強，讀書效率高，故閱讀量大，閱讀面較廣；毛澤東對自然科學技術有相當興趣，也閱讀過一些基本的科技書籍，而蔣介石對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書籍幾乎不讀；毛澤東對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讀得很少，但酷愛中國古典文學，蔣介石對文學書籍，無論古典，還是現代，中國還是外國，興趣都不大；相對而言，毛澤東對儒家經典興趣不大，而蔣介石則偏愛儒家經典，文史書讀得不多；毛澤東、蔣介石都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對西方現代政治與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書籍都讀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澤東長期大量地閱讀馬列著作，而蔣介石只在1923年前后略有涉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