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之間的團結有時仍可超越膚色的界限

曼德拉和坦博發覺，他們和新“部落當局”的戰爭是必敗無疑的，因為政府權力正在不斷擴大。但是，隨著農村地區黑人與城市工人的接觸日漸頻繁，他們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政府禁止他們召開10人以上的會議，若因此被捕，他們會對自己的同伴大叫：“給曼德拉和坦博事務所打電話！”

因組織藐視運動而被判刑緩期執行之后，曼德拉在許多白人律師的心目中已經上了黑名單；1954年，律師協會要求將他除名。根據歷史記載，當時有沃爾特·波拉克·QC和布萊恩·富蘭克林兩名白人律師為他說話，他們認為曼德拉有權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捍衛自己的政治信仰。首席法官蘭姆斯波登對他們的觀點表示支援，並勒令律師協會支付費用。支援曼德拉的律師眾多，其中包括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這讓曼德拉深受感動：“即便是在種族主義猖獗的南非，同行之間的團結有時仍可超越膚色的界限。”四十年后曼德拉為律師協會作演講時說：“如今我的名字仍在名冊上。”但是，作為一名政治激進分子，他的從業范圍很快便受到了限制。1955年，他曾申請為比勒陀利亞的一宗案件出庭辯護，但是公安局長對司法部長說：“曼德拉不可信，他造訪比勒陀利亞和弗里尼欣的申請須謹慎對待。”

曼德拉在政界越來越活躍，同時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響。曼德拉有些兩難。他既想尊重法律，又想徹底推翻這個種族歧視的社會制度。從1952年到他入獄的10年間，他被禁止擔任任何職位，也不能在公眾場合作演講。他在非國大的職務也被罷免了，能夠依靠的只有他的人格魅力和個人形象；不過，他的形象確實是越來越光輝了。

有半年時間，曼德拉被禁止出席會議或離開約翰內斯堡。曼德拉知道，一旦非國大領袖之間的接觸和活動受到限制，“萬惡的黨派爭端和地域爭端被挑起”，非國大實力馬上就會被削弱。他預計非國大會遭到全面限制，所以他制定出了一個計劃，使得非國大領袖可以經由幾間地下室秘密並迅速地接頭。這個計劃被稱為“M計劃”—之所以不稱為“曼德拉計劃”，就是為了避免暴露他秘密參與非國大活動一事。

曼德拉的下一個考驗出現在1953年的索非亞敦，索非亞敦是約翰內斯堡唯一一個允許黑人持有自由保有的不動產的區域—在其他區域，政府都不會允許這種現象存在。政府往往扔下一筆微薄的補償金就把黑人趕出家門，曼德拉對這種強制搬遷表示了強烈的譴責，說它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殘忍騙局”。

索非亞敦的抗議活動和平地進行著，當地領袖們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演講，但無不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暴力字眼。非國大的一份報告稱：“僅僅是向警察扔一塊小石頭就可能讓整個索非亞敦血流成河。”

非國大繼續抵制對索非亞敦的破壞。他們亮出了“我們不會搬走”和“要想我們搬走，就跨過我們的尸體”等標語。曼德拉很快意識到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后來他在獄中寫道：“一個標語就像是一枚子彈，其力量取決於它與槍支的匹配程度。”這些標語形成的子彈沒有殺傷力。全世界的媒體都聚集到這個貧民區等著看血流成河的場面，甚至等著這場抵制活動演變為一場革命。“我們堅信衝突肯定要發生。”住在索非亞敦的暴徒頭目兼詩人唐·馬特拉說。曼德拉和坦博每天都在領導人之間進行協調，並為慘遭驅逐的黑人說話。但是曼德拉沒法通過和平手段阻止這場強制搬遷。“這場運動過程中，自始至終我們都沒覺得自己有能力打敗政府。”后來他寫道。

1954年2月9日強制搬遷剛剛開始，反抗情緒依舊只在醞釀之中。黎明時分，整個索非亞敦回蕩著暴徒敲擊電線桿的聲音—這是索非亞敦的戰斗口號。但政府嚴格禁止集會，2000多名警察開著警車和卡車在街上巡邏；卡車上很快就載滿了家具和自愿搬走的居民。非國大領袖面帶愁容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人群也只能緘口旁觀。到了傍晚時分，警察開始流露出了百無聊賴但又志得意滿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