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詢：中國改革迫切需要降低制度性成本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在經濟不斷下行的時候，降低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運營成本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降成本」就是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政策之一。要指出的是，降成本並不只是降低企業的市場成本，更多是來自制度因素的制度性成本。

近日，有媒體針對兩省四市53家企業進行了成本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在水電氣交通等壟斷行業，成本仍然「堅挺」，形勢不能樂觀。制造業企業多是用電大戶，電費通常占企業成本的2-3成，盡管這幾年煤炭價格下降了不少，全社會用電量也在減少，但電費成本並沒有下降很多。更讓企業普遍不滿的，則是所謂的「變壓器基本電費」制度。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向售電部門申請變壓器安裝容量後，不論企業該月是否用電，供電部門都會依據裝機容量向企業按月收取基本電費，相關費用動輒數百萬元。

不少用電大戶為了降低成本搞自備電廠，但自備電廠需要交納的政府性基金和備容費也很高，一家電解鋁企業反映，自備電廠每度電需繳納的基金及附加、備容費，占企業電價比例高達23.3%，使每噸鋁成本增加近1400元。此外，直供電試點顯示用電大戶成本明顯下降，例如僅去年一年山東省用戶就因此減少電費支出3億多元。但從全國來看，目前能享受直供電的企業只是少數，許多企業仍遲遲分享不到電價改革的紅利。

高物流成本多年來也一直是讓國內企業頭疼的問題。我國的GDP規模略高於美國的一半，但社會物流總費用約為GDP的18%，是美國（8.5%）的2倍多，也就是說創造等值GDP時中國企業在物流上的花費是美國的數倍。毫無疑問，物流成本高居不下與高速公路、鐵路等壟斷行業關系極大。不僅很多高速公路常年收費，鐵路運輸貨物也不能讓企業不太放心，被迫依靠公路運輸。

在一些特許經營領域，情況就更惡劣。浙江嘉興一家電器企業反映，嘉興當地只有一個廢水處理公司，每年最多只能來廠里回收廢水兩次，企業只好用中轉桶把廢水堆放在廠區里，嚴重影響正常生產。企業負責人表示，去正規廠處理「三廢」要「求爺爺、告奶奶」，不跟政府打招呼就擠不進去；而所謂「野處理廠」（獨立於地方政府的）天天打電話要提供服務，價格只是正規廠的一半。至於各類前置性評估、年檢的第三方機構，很多企業表示，「與政府部門有合作的評估機構，評估檢測通過率高，但價格也高；沒有『背景』的評估機構報價低，但很可能無法一次通過評審。這也是一種壟斷，逼得企業多花錢選那些『紅頂中介』」。

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此次調查清楚地表明，現實中政府給企業減負的工作還很不夠，特別是企業的制度性成本仍然高居不下。長期以來，與企業相關的很多費用和成本，其定價機制並不是市場化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價。電力改革說了有十幾年，但目前也僅僅是發電端實現了自由競爭，在輸配電領域壟斷仍然未能打破，無法做到企業自由進入和充分競爭，這是導致電價高企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些成本，則由於牽扯到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團而遲遲不能降下來。很多地方政府將高速公路當作提款機，常年向使用者收取所謂的管理費，即便是公路建造成本和必要的維護成本早已收回也仍不停手，並充分利用國家公權力讓這種不合理做法得以維持下來。這直接導致企業的物流成本高企。降低物流成本會讓地方政府和相關方的收入減少，但卻能降低區域整體的物流成本，長遠角度看有利於對地方經濟發展。而很多所謂的獨立鑒定機構、評估機構，與地方政府捆綁在一起，借政府之手壟斷當地市場收費遠高於市場合理價格，並向地方政府進行利益輸送。這可以說是另一種變相腐敗行為，也推高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在我們看來，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升級，要找到新的經濟驅動力，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一方面要下力氣搞創新，要精細化生產，向產業鏈的高端轉移；另一方面，也要盡可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空間，增強生存力。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強調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此問題上，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必須通過各項制度改革和簡政放權，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和不必要的稅費負擔。此前的反腐運動、開設自貿區以及政府削減行政審批等措施，都客觀上降低了政府提供服務的成本，降低了部分制度性成本。未來，通過市場化改革推動完成各類價格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實現政企真正分開，讓政府還利於民，應該成為各級政府切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努力方向。否則，中國經濟真正的探底回暖將來得更加遲緩。

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制度性成本依然很高，這惡化了企業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使得制造業回暖更加困難。未來需要通過完全的市場化改革打破壟斷，實現政企真正分開，讓政府還利於民，進一步降低制度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