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上的10大經濟失誤

書名：《美國歷史上的10大經濟失誤》

作者：[美]伯頓·A．艾布拉姆斯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3月

內容簡介

20世紀美國經濟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也容易讓人忘記一個殘酷的事實，即美國也是糟糕經濟政策的受害者。資源的嚴重浪費，經濟刺激帶來的大規模人員失業，國家欣欣向榮而數以百萬的人卻陷入貧困，社會保障計劃最終演變為嚴重的爛尾工程，等等。

美國的經濟失誤離我們並不那麼遙遠，在邁入21世紀的當下，依然會給我們不停地制造麻煩。有鑒於此，本書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公正評估方法為標准，通過案例解析的方式，選取了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歷史上的10大經濟失誤，分析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和來龍去脈和根本原因，真切提醒我們對政府治理中的糟糕經濟政策需要保持永恆的「警惕」。

本書同時交織着經濟、政治和歷史，因此，任何對經濟史、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感興趣的讀者都可以通過閱讀本書獲益匪淺。

作者簡介

伯頓·A．艾布拉姆斯（Burton A. Abrams）：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執教於克羅地亞斯普利特(002324,股吧)大學、南非西開普大學、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中國南開大學（1986-1987），現為美國特拉華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經濟學家，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著作有《回到動物農場》、《游說的經濟學理論》等。

引言

20世紀美國經濟取得的成就令人不可思議。1900年，美國人均收入為5500美元（以2010年的美元價值為標准），在所有國家中排第4位。到2000年時，美國人的平均收入為29500美元左右，此時的美國站在了經濟發展的巔峰之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20世紀開始時還處於世界第1的聯合王國（英國），到2000年時卻下降到了第12位。借助歌手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獲取成功的例子來解釋的話，我們只能給出這樣的答案：美國不僅遇上了好年景，更是遇上了好世紀。但是，美國的經濟本可以表現得更好，取得的成就更大。

本書關注的主題不是美國成功故事背後好的經濟政策，而是那些導致美國發生重大經濟失誤的糟糕經濟政策。正如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所指出的那樣：不學習歷史並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人注定要重犯歷史錯誤。對痛苦的歷史教訓進行深刻反省，不僅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重犯歷史錯誤，而且還可以成為我們在尋找和發現解決揮之不去的歷史遺留問題之答案方面邁出非常重要的第一步。過去100年里的一些最糟糕的經濟政策其實離我們並不那麼遙遠，因為這些政策即使是在我們邁入了21世紀之後，依然會給我們不停地制造麻煩。

一、選擇最糟糕經濟政策的標准

那麼本書所選取的這10項最糟糕的經濟政策是如何挑選出來的呢？這里有兩個標准的經濟工具可以使用：一個工具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評估公共政策社會成本效益的框架；另一個工具是公平或者公正評估方法。也就是說，一項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社會成員的？其分配結果公平嗎？

在多數情況下，本書所選出的最糟糕經濟政策，要麼是讓社會付出非常巨大的成本但同時獲取的經濟效益非常小，要麼就是該項經濟政策的分配結果讓大多數人都認為非常不公平。其中，有些挑選出來的經濟政策同時符合上述兩個標准。當然，從不良經濟政策的單子中篩選出10個最糟糕的經濟政策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經濟學家也許會認為一些非常重要的不良經濟政策候選對象被忽略掉了，或者還會認為書中10個最糟糕的經濟政策在排序上出現了顛三倒四的現象。然而無論怎樣，大多數人都會同意，本書所挑選出來的10項最糟糕的經濟政策不僅在政策的本身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而且還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

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糟糕經濟政策？

糟糕的經濟政策並不難發現，可謂順手拈來。有些最糟糕的經濟政策是老舊的經濟政策，有些則是嶄新的經濟政策；有些最糟糕的經濟政策是這個黨派制定的，有些則是那一黨派制定的，因為不良經濟政策或最糟糕經濟政策並非是某一特定政治黨派的專利，其制定權力也並非為某一個黨派所壟斷。從美國的經濟史看，這種嚴重的經濟失誤行為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恰好平分秋色，可謂半斤八兩。這種局面或者安排並不是本書作者的有意設計，因為一些基本力量（basic forces）共同促成了無效經濟政策的最終形成，在這一點上，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在掌握着國家權力都不能阻止這些基本的力量發揮作用。

這里，政府也面對着公司同樣面對的治理難題，也許更加如此一些。選民選舉代表，股東選舉公司決策者，兩類業主群體（groups of owners）—選民和股東—都面臨着讓他們選出的代表為他們負責任地做事的難題。公司和政府越大，治理難題似乎更大一些。

威利·薩頓（Willie Sutton）是20世紀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當他被問及為何要搶劫銀行時，他這樣回答說：「因為那里是放錢的地方。」同樣的原理也在驅動着許多這樣一心要掌控大公司或者占據政府職位的人。追求政府職位的人也許會誠實地補充說：「因為那里也是權力所在的地方。」股東和選民同時面臨的另一個重大難題是，如何才能避免像威利·薩頓或者—就此而言—被監禁起來的金融家伯尼·麥道夫（也譯為馬多夫）（Bernie Madoff）這樣的人成為我們公司和政府的領導人，如何才能防止善良、誠實的公司和政府領導人逐步變成威利·薩頓這樣的人。有趣的是，現收現付式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計劃[1]就是我們的兩個爛尾工程，實際上是一種政府的龐氏騙局（government Ponzi-type schemes），因為它們與伯尼·麥道夫操作的金融騙局相類似，只不過是在涉及騙局的項目規模上更大一些罷了。

政府治理在許多方面都要比管理一家公司更加困難。在公司方面，股東們擁有共同的利益，而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底線—也就是表現不佳—最後是非常明顯的。在商業領域，破產或者被惡意收購都是表現不佳可能產生的後果，但是，在我們的政治市場上，針對管理不善的這些補救措施根本就不會存在。首先，將過錯歸咎於糟糕的經濟政策通常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大部分選民都不喜歡國會，然而，他們也許會感覺到他們自己選出的國會眾議員和參議員工作得非常出色。其次，民主黨人替代共和黨人，或者共和黨人替代民主黨人，盡管在形式上看起來像是一種惡意收購行為，但對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似乎幫助不大。不論屬於哪一個黨派，政府決策者們都會傾向於為朋友—尤其是主要的競選捐助者和特殊利益集團—謀求短期的利益，同時將成本強加於其他人或者下幾代人身上。

當企業管理失敗時，正如安然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這樣的公司破產所表明的那樣，公司所有人的飯碗都會丟掉，都會失去工作。說起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當政府治理失敗時，政府的作用反而增強了，管理的范圍反而擴大了。例如，最近美國政府在金融領域監管的失敗—這也是本書要討論的重大經濟失誤之一—導致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大量監管機構已經存在的前提下再增加兩個而不是一個新的金融監管機構和一個協調委員會，而事實證明這些早已存在的金融監管機構在履行賦予它們的任務方面是失敗者。

2002年的通過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是政府試圖通過減少會計濫用行為並將底線規定得更加准確和透明這種方式來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不論「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是否達到了它的目的，讓公司更加負責任和透明是一種朝着正確方向前進的舉動，這種邏輯或思維方式也可以用到政府身上。但是，我們怎樣才能讓政府同意制定類似的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呢？這有點像要求狐狸為看管雞窩而制定規則一樣，可謂與虎謀皮。那麼，政府的治理水平能夠提高嗎？這個重要的問題將留在本書的結語部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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