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

書名：《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

作者：冀朝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5月

作者簡介

冀朝鼎，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國際上享有頗高聲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赴美留學，後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41年被中共組織派到國民政府從事經濟工作，先後任平准基金會秘書長、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等職，與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灝、胡適、蔣廷黻、陳光甫、貝祖貽、席德懋等人交往甚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948年在北平任「華北剿總」經濟處處長，多次動員傅作義起義，後來傅就是在冀家在北平的老宅決定起義的。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創辦並主持貿促會研究室工作，被譽為「中國最干練的經濟學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譯者簡介

岳玉慶，四川大學外文系翻譯理論與實踐碩士，現任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和碩士生導師，青島翻譯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

前言

本書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動力學這一概念，對了解中國經濟史大有裨益。通過對修建灌溉防洪工程和運河的歷史研究，追溯基本經濟區的沿革發展，明確基本經濟區作為控制附屬地區的工具和政治斗爭武器的功能，揭示其轉移過程及其與中國歷史上興廢更替之間的動態關系，並以此為契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進行具體的、歷史性的描述分析。本書並非重新解讀整個中國歷史，然而，如果能證明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有助於解決中國歷史的某一個根本問題，也許對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理解和解釋就會發生改變。為了正確看待這一理論並說明它可能的拓展和進一步應用，我也許應該略微說明一下自己從事中國歷史經濟研究的一般方法。

人類譜寫歷史，不僅是借助歷史流傳下來的某些背景知識，某種程度上還重新闡述着過去的歷史。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就具有歷史屬性，只能根據各個時代的經驗，被其所理解、所利用。新經驗會帶來新的歷史認識，根據新的理解，可以闡述新的問題，重新考查新舊證據，從大量看似無用的數據中遴選出重要事實。因此，歷史必須不斷重寫，以滿足每個特定時期的人類需要。歷史重寫，是人類努力駕馭歷史力量的一部分，這一任務在歷史進程的每個轉折點都顯得特別迫切。

自從19世紀中葉「中國開放」以來，重寫中國歷史的問題日益突出，這不僅針對中國知識界，而且也針對世界知識界。通過開拓世界市場，資本家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已經創造了一種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使不同民族的發展不均衡的社會經濟體制卷入世界歷史的湍流之中。中國歷史不再是一個國家的歷史，它已經匯入世界歷史的河流。

西方的體制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反過來，中國人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的一種重要元素。這種局面產生的深遠影響，集中體現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及後續發展中，數百年來第一次把中國社會動力學的最根本問題擺在了最為顯眼的位置。

經濟史，或者說辯證經濟學，承認一個事實：要了解今日中國的根本問題，不能只靠研究當代的情況，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盡力解決應我們這個時代的需要而提出的中國歷史的基本問題，發現支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勢。當然，這一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歷史和社會經濟的綜合。

但是，綜合和分析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無法機械地分開。綜合意味着建立或者組織，分析意味着分解或者分割。然而，因為兩者都排斥雜亂無序和隨意為之，所以有一點十分清楚：不首先進行分解，弄明白各部分的意義，便不可能進行建立；同樣，不首先弄明白各部分是如何組織在一起的，也不可能進行分解。把這一原則用於歷史書寫，意味着把分析研究特殊問題得出的主要看法進行系統綜合；如果沒有一種普遍方法指導梳理錯綜復雜、看似無意義的數據，分析也不會行之有效。這兩個概念之間顯而易見的矛盾，真實地反映了它們的辯證關系；它們都代表了科學調查這同一過程所必備的兩個方面。一本書也許主要是綜合的產物，或者主要是分析的產物，但是只有明確或者暗中認識到兩個概念之間的密切關系，調查研究才會有成效。

我研究經濟史的最終目的是綜合，但是本書主要以分析為主，通過分析研究大量之前未曾接觸過的原始材料，追溯中國歷史上灌溉和防洪的發展。這些涉及灌溉和防洪的材料都隱藏在地方志、中國水利專著和正史中。我研究的總體方向，大半基於我的預想和總體研究方法，特別是我對中國歷史上灌溉和水運相應重要性的認識。然而，在仔細查閱了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圖書館的大多數可用資料之後，我才確信治水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才萌發出基本經濟區及其與中國歷史上統一和分裂的關系這一概念。目前這本書，完成於1934年4月，後來經過稍許修改；它代表着我在此領域的一些初步嘗試，即界定概念，研究中國治水和經濟區劃的地理基礎，以及簡單追溯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轉移等方面的問題。

因此，分析研究治水歷史的原始材料後，產生了一個新概念，這個新概念又用作界定治水發展歷程的手段。但是，一個概念就像一盞燈——一旦點上，照亮的就不僅僅是房間的一個角落。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可以用來闡述中國歷史的每個基本問題。它強調的是中國經濟的地方和區域特征。秦始皇（前221—前210年）成功打破了戰國時期各個國家之間的封建障礙，但是他取得的統一是松散的統一。不像現代國家一樣，依靠經濟聯系凝聚在一起，這種統一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進行軍事和官僚統治而實現的。因此，它不可能長久，一旦基本經濟區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統治者就會失去立足之地和補給來源。分裂和混亂就會隨之發生，直到新的統治者扎根於一個基本經濟區，並依靠經濟區重新實現統一。這就是中國古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真正含義。這是一條鐵的法則，它准確描述了中國歷史從第一個皇帝到19世紀閉關狀態被打破的半封建時期的一種基本趨勢。

基本經濟區的存在，促使土地制度和稅收方法產生地理差異，加強了不同地區不均衡發展的自然趨勢。它還影響了商業資本的分布，並為其發展創造了不同的條件。土地制度、稅收以及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發展程度存在差異，意味着社會特征和地方統治集團權力的差異、剝削程度的差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差異。這些差異的性質永遠無法改變中國廣闊領土上基本同質的社會結構，但是卻足以影響階級斗爭——特別是農民戰爭——各個方面的發展。此外，盡管基本經濟區的理論解釋的不是地主擁有大莊園的長久趨勢，不是商業資本的增長及阻止其發展的力量，不是官僚、地主、商人和農民之間的對立，也不是內部經濟的周期性衰退和崩潰——總之，這一理論雖然不解釋階級斗爭，卻揭示了決定階級斗爭發展進程的一種重要影響因素。

我們暫且考慮一下基本經濟區對農民戰爭的影響，農民戰爭一直都是中國社會危機的頂點和最尖銳的表現，因此值得當作中國歷史的基石進行研究。當一個社會經濟周期——通常與一個王朝時代相同——終結時，當對農民的剝削加重而生產衰退時，當奢侈和腐敗削弱了統治力量時，當政府瀕臨破產而貧困人口面臨飢餓時，農民通常就會揭竿而起，拒絕交租繳稅，拒絕償還債務，襲擊和搶劫富人，洗劫政治權力和行政中心。這種運動通常始於各地的一系列叛亂。由於中國各地經濟都自給自足，聯合農民的分散力量困難重重，迅速結束任何這種斗爭幾無可能。在長期的斗爭中，各地的地理和經濟狀況限制了某些團體的發展，促進了其他團體的發展。這種斗爭是反對政府的斗爭，也是一個消除敵對團體的痛苦過程。通常，具有地理、經濟方面優勢和出色領導能力的團體，都在斗爭中脫穎而出，掌控全局。

在此考慮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從戰略角度，毋寧說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我計劃以農民戰爭的歷史為背景，具體地研究這個問題，由此將會看出，基本經濟區的理論將有助於理解許多迄今為止沒有得到解釋或者被誤解的事件。

因此，盡管區域關系問題並非中國歷史的中心問題，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也並非解釋整個中國歷史的主導概念，但是應該認識到：在區域自然經濟條件下，這種理論具有特殊意義，能極大地促進我們對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理解，還為研究帝國主義沖擊造成的影響以及為當代中國問題提供研究背景。要想認識這種觀點的全部意義，還需要撰寫許多有關這一理論應用的論文和專著。僅僅是水利史問題，我就收集了大量資料，尚有許多仍未派上用場。要出版的這本書只能算作開始。其主要概念有待於檢驗，需要與中國歷史的其他主要趨勢聯系起來；它隱含的多種意義，已經在前兩段中加以概述，但是仍然需要進行闡述。在這些可能性的基礎之上，我也正醞釀新的研究計劃。如果條件許可，我希望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大多數尚未進行過科學審查——能產生有益的觀點，可以證實、加強或者糾正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

冀朝鼎

1935年2月於紐約布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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