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購房也很難：稱找工作三個月找房三年

　　我花了將近十年時間來研究中國居住史，發現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四個時期鬧過“房荒”，包括唐朝中期、南宋前期、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

　　在這四個歷史時期，超過半數的城市居民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他們不但買不起房，甚至連租都租不起，即使租得起，也未必租得到，因為空閑住房實在太少，遠遠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其中又以民國時期的房荒最為明顯，尤其是從1945年日軍投降到1949年大陸解放那段時間，堪稱是中國有史以來居住問題最為嚴重的時期。

　　不信您可以翻翻民國文獻里的相關記載：

　　在上海，“居住問題本來就嚴重，戰后更加嚴重，街談巷議，除了房子和金條，別無話說。”（1946年第6期《香海畫報》第七版）“大多數的勤勞大眾無家可歸，住茅棚，睡馬路。”（1947年第2期《香海畫報》第四版）

　　在重慶，“找房子比找工作還難，三個月可找著一個工作，三年還找不著一間房子。”（1945年第81期《西風》第338頁）

　　在武漢，“人口眾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現在漢口之房屋租金不收法幣，多至數十銀元至百余元，至少需銀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負擔，數家聚住一屋，苦力勞工則連數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窩棚住宿。”（漢口市社會局1947年6月編寫的工作報告）

　　一個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如果在抗戰前沒有買下房子，或者其房產在抗戰中不幸被日軍炸毀，那么抗戰勝利以后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一套房的。絕大多數無房市民決不奢望能買上房子，他們只盼望有一天能租上一所大房子，從此不用再跟其他家庭拼租，並有能力負擔起高得嚇人的房租。

　　在那個時代，只有權貴、富商和大明星敢於買房，而大明星買房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影后胡蝶在上海住的是租來的石庫門，名伶吳素秋在上海也是租房居住，曾經跟孟小冬齊名的曲壇大腕童芷苓不但租房，而且還住在小小的亭子間里面（參見1946年第42期《快活林》第7頁，原題《十根金條租房，童芷苓住亭子間》）。京劇演員李世芳抗戰時在北京椿樹胡同租房，抗戰后搬到無量大人胡同租房，后來看中了兵馬司前街的房子，一問價，居然要二十萬美元（當時美元非常值錢），只好望房興嘆，繼續租住。

　　民國明星的收入並不低。上世紀三十年代，唱京戲的名角一天可以拿到幾十塊大洋到幾百塊大洋的“包份兒”，相當於絲廠工人半年的工資（參見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報？本市附刊》，原題《天津市的梨園生活》），跟梅蘭芳齊名的京劇演員程硯秋一個月能掙八千塊大洋，是著名作家魯迅月收入的幾十倍，是普通技工月收入的幾百倍，是農村保姆月收入的幾千倍！所以在抗戰前，很多明星大腕都住著豪宅，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他們買得起。但是抗戰后就不一樣了，房價飛漲，貨幣卻在迅速貶值，靠工資吃飯的公務員和教師餓了肚子，進得起戲園子、買得起電影票的觀眾越來越少，明星的收入自然也開始暴跌，所以凡是抗戰前沒有買房的演員，抗戰后就別打算再買房了。

　　只有極少數明星敢於在抗戰后置業。1947年，從上海返回北京定居的梅蘭芳從北平電車公司手里狠心買下一所二手的四合院，花了法幣整整七億元！當時法幣已經貶值，但七億法幣仍然是絕大多數民國市民一輩子也掙不到的巨款（參見1947年6月30日《中外春秋》第一版，原題《梅蘭芳北平買房子》）。

　　為什么抗戰勝利后的房價會那么高？住房會那么緊張？因為八年抗戰消耗了中國的人力和物力，日本軍隊毀壞了城市的道路和房子，可供居住的住房比戰前少了一半還要多，而戰后返回家園的難民和復員軍人又急需住房，故此一時間房屋供求矛盾極為突出。

　　除了戰爭因素，通貨膨脹和囤積居奇也是造成解放前房荒的主要原因。眾所周知，由於國共內戰，財政赤字，國民黨大量發行法幣，使得法幣從1946年起開始迅速貶值，物價一天一個樣。為了使手里的財富得以保值和增值，一小撮有錢人紛紛囤積商品，囤積地皮，以及盡可能多地購進房產。這樣一來，大量房屋在短時間內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市面上的住房供應肯定更加短缺，房荒肯定更加嚴重。（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16期，作者：李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