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再創業 打造“賠錢”慈善企業

　　人們還在拼命給他貼上負面的道德標簽。他左右不了別人的評價。但他早已將種種爭議和屈辱放在身后，默默奔赴他50歲之后的人生新道路—在中國創辦一個真正專業的慈善組織

　　牛根生家的大門上，貼著這樣一副楹聯：“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橫批：家系國運。金黃色的字體，在太陽下閃閃發光。楹聯是牛根生從杭州胡雪岩故居看到的，見之喜愛，引用至家中。橫批，則是他自己擬寫的。

　　像胡雪岩一樣，牛根生在極短時間內締造了一個商業帝國，並為自己贏得巨大財富。如日中天之際，胡雪岩荒淫奢靡，其家財並沒有傳承下去，有生之年帝國即已崩塌。而牛根生在事業正盛之時，成立老牛基金會，並捐出個人和家庭持有的所有蒙牛股份，總市值高達40多億元，主動完成從企業家到慈善家的華麗轉身，探索一條嶄新的“傳家之道”。

　　“因為蒙牛的崛起，讓我獲得了很多光環，這可以說是‘拿得起’；適時地淡出蒙牛，讓出這個舞臺，可以說是‘放得下’；將個人資產悉數捐出，投身公益，可以說是‘想得開’。我想用這種方式來詮釋對儒釋道精神的理解。”8月中旬，在位於呼和浩特市的家中，牛根生告訴《中國慈善家》。

　　這一轉變，不僅超越商界前輩，更超越同時代的所有企業家，原本可以更加從容和有影響力，卻因2008年的乳業“三聚氰胺事件”而被掩蓋。突襲而至的“三聚氰胺事件”，主角原本是三鹿奶粉，此后轉移至牛根生身上，持續不斷的質疑和爭議，延續至今，盡管他已徹底退出商界。他表示，現在只談公益，不談生意。

　　2008年之后，他不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不再表達自己的心路歷程，即便是慈善，他也堅持只做不說。“我希望先做10年、20年，再來說。”不過，慈善界多位大佬級人物在考察老牛基金會的所做之后，建議牛根生接受《中國慈善家》雜志的采訪，其原因是他對中國慈善事業的開創和引領價值。

　　55歲的牛根生精力旺盛，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老牛基金會的發展中，一如他10多年前開創蒙牛。專職做慈善后，牛根生的生活變得更輕松，有規律，開始鍛煉身體。不過他的創業思維，做事的激情，遠見和創新，仍表現在做慈善中，一以貫之。老牛基金會秘書長雷永勝說，牛根生有個理念—做生意需要年富力強，做公益也不能七老八十。牛根生自己也說，“趁著年富力強，也許能為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做更多的事情。”他希望把老牛基金會辦成千年老廟—中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而他，則成為嶄新慈善事業的開創者和引領者—中國的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慈善創業：打造“賠錢”企業

　　駕車從呼和浩特市區往正南方向行駛40公里左右，即來到一片高低起伏的低矮山區。山路兩側的坡上，野草叢生，足有半米高。“今年的植被特別好，雨水多。”牛根生走下車，步入草叢，不時做出提醒，“別摔倒了。有樹的地方有水平溝，種樹必須有水平溝。”

　　走進茂密的野草中，細細看去，便是一棵棵翠綠的樟子松，有的已長到一米多高，多數仍在半米左右，和野草一樣高。牛根生已記不清來過這里多少次，有些樹都是他親自栽種的。[NT:PAGE=$]

　　這里是呼和浩特的和林格爾縣，以前處於土地嚴重退化的狀態，除了一種叫檸條的稀疏植被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植被覆蓋。荒山之中，唯有一棵矮壯的杏樹，枝繁葉茂，突兀地立在那里。牛根生據此判斷，既然杏樹可以成活，就能種樹，只要選對了樹種，調控好樹的密度。“內蒙古盛樂國際生態示范區植被恢復項目”由此誕生，在近四萬畝的退化土地上，計劃用30年的時間來重建並維護一個健康、穩定的近自然生態系統。

　　老牛基金會既沒有足夠的人手負責種樹，更不具備種樹的專業化水平。在得到世界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和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的專業技術指導后，他們選用了招標的方式，引入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負責綠化種樹，內蒙古和盛生態育林公司中標。自2011年，和盛育林公司已在6740畝的荒地上種植了40多萬棵樟子松、油松、山杏、山桃、沙棘等近10種喬灌樹種。這些樹在栽種之前，已在和盛育林公司的育苗基地種植3年以上。和盛育林公司苗木管理部總經理栗建軍介紹，從今年開始，公司將用3年的時間，為剩下的3.8萬畝荒地栽種上適合的喬木和灌木。“植樹造林是三分種，七分養。我們栽種的樹苗成活率為95%，關鍵在養護。”接下來的幾十年，和盛育林公司將負責養護好這四萬畝植被。

　　有了樹木，加之最近兩年雨水豐沛，這里已經看不出曾經的荒漠景象。栗建軍和經常來往此地的老牛基金會工作人員均表示，野兔、赤狐、赤麻鴨、石雞、環頸雉這些久違的野生動物都出現了，一個新的生態鏈開始恢復。

　　環境改變，這里的經濟形勢也在發生改變。在不遠處的盛樂工業園區，中糧可口可樂、康師傅、燕京啤酒(行情,問診)等知名企業已經建廠入駐。2012年5月，在盛樂工業園區的旁邊，盛樂現代服務業集聚區云基地揭牌，聯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傳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寬帶資本董事長田溯寧等商界大佬齊聚站臺。阿里巴巴、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等企業，將在這里建設云計算產業基地。

　　“在漫長的栽種和養護周期內，老牛基金會要投入34億元。”雷永勝說，“如果這個項目做得很成功，第一，植被能夠自然生長，而不需要人工澆水；第二，確實能起到環境保護的屏障功能，阻擋狂風沙塵；第三，發展出一些綠色經濟產業和林下經濟，帶動農民增收—這些目的和功能都能達到的話，我們可能會嘗試再找一些地方做，還沒有確定。”

　　距盛樂國際生態示范區十多分鐘車程的地方，矗立著一所剛剛落成的學校—內蒙古師范大學附屬盛樂實驗學校。這所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十二年制學校，占地約300畝，9月份，老師和學生將為這里注入活力。9層高的學校主樓上標示著學校的教育理念：“為每位學生發展提供適合的教育”。校園里除了建有體育館之外，還有一所獨立的網球館（網球教學中心）。牛根生笑言，希望這所學校為中國培養出更多的“李娜”。學校的總投資達2億多元，老牛基金會捐贈了70%（約1.4億元）的資金，其他資金由政府財政支出，學校建設完成之后，歸屬內蒙古師范大學。

　　在老牛基金會2013年年初的捐贈預算中，內蒙古盛樂國際生態示范區造林項目和內蒙古師范大學附屬盛樂實驗學校分別為3000萬元和2142萬元，這兩個大手筆預算分別排在基金會今年捐贈預算的第二、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老牛兒童博物館，計劃捐贈8000萬元。

　　2011年，牛根生在美國夏威夷參觀大自然保護協會的項目，被夏威夷兒童探索中心的兒童博物館吸引。在一場親身體驗中，牛根生看到，他一邊騎自行車，一邊就有他骨骼實體模型同步在動，講解員為其講解骨骼的名稱和作用。他還發現，在這里3歲的孩子可以開鏟車，4歲的孩子就能自由操縱傳送帶，孩子在玩樂中學習進步，開啟智力，這完全有別於普通展示性質的博物館，而是一種體驗式、互動式的博物館。參觀之后，牛根生決定將該項目引入中國，目前正在呼和浩特和北京各建一所兒童探索博物館。

　　除了數個千萬量級的大手筆捐贈之外，老牛基金會今年還有十多項百萬量級的捐贈，如：捐贈633萬元（100萬加拿大元）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設立白求恩獎學金，並制作白求恩塑像；捐贈300萬元用於四川西部自然保護基金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北京師范大學捐贈300萬元；向太極禪院捐贈300萬元支援太極文化普及、推廣和研發；針對今年發生的雅安廬山地震捐贈1000萬元，通遼地震捐贈100萬元，以支援當地災后重建。

　　接下來，基金會每年的捐贈數額將繼續穩步增長。在其龐大的捐贈支出中，以文化教育和環境保護為主，截至目前，在歷年項目捐贈統計中，文化教育占到31.16%，環境保護占到27.60%。[NT:PAGE=$]

　　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將牛根生做慈善歸結為“慈善創業”。王振耀認為，在現代慈善史上，從卡內基、洛克菲勒到比爾·蓋茨，都是在做慈善創業，他們無論是建大學、醫院、圖書館、博物館，還是研發疾病疫苗，都是政府還沒做，而社會需要的項目。他們不認為這是政府的責任，而認為這是他們的責任。“在中國，兒童博物館缺失，生態示范區不多，牛根生就來捐建。這需要什么？設計，管理，持續不斷地投入。這個事復雜呀。你想，這是不是又一個企業？但這個企業是賠錢企業。”

　　雖然牛根生並不曾提到自己是在慈善創業，但他已有意識地表示，要利用企業管理的創新精神，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在雷永勝看來，企業家需要眼光和智慧，看到行業的深處和未來，並在當下做鋪墊，朝著那個方向前行，無論作為企業家的牛根生，還是作為慈善家的牛根生，在這些方面都是一致的。

　　退出商界：功過任人評說

　　牛根生的第一次創業始於1999年，那年他41歲。在此之前，他長期任職伊利，在伊利副總裁的高位上坐了許多年。由於和伊利董事長鄭俊懷矛盾激化，他被迫出走。之后，僅僅用了8年時間，牛根生將蒙牛打造為全球液態奶和中國乳業的雙料冠軍。他也收獲榮譽無數。在此期間，他足夠高調，電視臺、論壇、活動等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言論，他的話語被整理成語錄四處傳播。按照他原計劃，2008年，牛根生要辭去在蒙牛的職務，退出商界，兩只腳完全跨進慈善界。

　　這個傳奇故事本來可以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如果不是遭遇不測風云。命運好像跟他開了個玩笑，乳業三聚氰胺事件的突然爆發，打亂了原本從容的步伐，狠狠擊中了蒙牛和牛根生。大眾心中的商業偶像迅速被拉下神壇。這導致由企業家向職業慈善家轉型的關鍵一步也不得不推遲。

　　2008年9月，三鹿奶粉含有嚴重超標的三聚氰胺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后，該企業和管理層遭到法辦。此后，22家乳制品企業的嬰幼兒奶粉中檢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包括蒙牛3個批次的產品。一時間，乳制品企業遭到包括政府在內的嚴厲指責。牛根生在企業內部發表了以“責任”為主題的講話，聲稱盡管奶粉在蒙牛產品中所占份額不到1%，而蒙牛三聚氰胺含量是三鹿的千分之一（6000毫克與6毫克），但仍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召回問題產品，賠償患者。蒙牛對外發布同一主題的公開承諾。此后，在液態奶的三聚氰胺含量檢查中，蒙牛、伊利和光明等大品牌再次上榜。

　　事件發生后，中國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表示，三聚氰胺屬於化工原料，是不允許添加到食品中的，但是未設定像農藥殘留那樣的標準限制。直到10月8日，國家多個部委聯合發布公告，方才制定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的臨時管理值。

　　基金會中心網理事長徐永光從民間組織的角度分析此次事件時認為，在食品安全方面，除了政府監管之外，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行業自律，行業自律的機制是行業協會，行業協會制定行規，行規一定是追求好的產品質量，讓市場保持健康發展，而不是無序、惡性競爭，同時有利於企業互相監督。“這個行業有自律嗎？沒有。這個行業有兩個協會，一個是農業部主管的中國奶業協會，一個是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主管的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兩個協會會長都是副部級干部。也就是說，兩個協會都是政府控制的，而不是自律聯盟。因為有權力在里面，使好多東西都失去了規則，沒有按市場規則來做。這個行業出亂子，協會有很大的責任。所以，三聚氰胺事故的第一責任人是政府，第二責任人也是政府，第三責任人才是企業。”

　　現任老牛基金會秘書長（法定代表人），當時為蒙牛高管團隊成員之一、副總裁兼董事會秘書、中國蒙牛（上市公司）首席行政官的雷永勝並不避諱責任，他告訴《中國慈善家》，蒙牛肯定負有責任，因為生產的乳品含有三聚氰胺。他同樣也認為，在此之前，國家既沒有檢測標準和指標，也沒有檢測手段，而把責任完全推給企業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乳企的生產歸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管，而奶源又歸中國奶業協會管。“企業的責任是有的，但是責任是怎么造成的？問題不是孤立的。”

　　雷永勝還提起，最近，有人跟他提到網絡上有一些新的分析報導，內容是三聚氰胺事件背后有洋奶粉利益集團的操縱，以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搖旗吶喊，導致在中國還沒有乳制品三聚氰胺檢測標準的情況下，將部分檢測結果優於當年歐盟等國際標準的國產乳業品牌也一棒子打死，其中就包括蒙牛。在中國一百多個行業中，80%已經被外國人打死了，還剩下20%由中國人堅持著，誰堅持呢？比如說，PC主要是柳傳志堅持的，B2B主要是馬云堅持的，乳業主要是牛根生堅持的。因為牛根生既做過伊利又做過蒙牛，而且蒙牛的出口量占中國乳業出口總量的90%。所以外國人要想進中國，首先要把蒙牛和他收拾掉。如果不把他收拾掉，外國乳企業想進中國太難了。現在，80%的乳業市場都被外企占領。[NT:PAGE=$]

　　“我們當時的團隊認為，這些報導盡管不完全是事實的全部，但至少比較接近真相，相對客觀。我也相信，真相遲早會水落石出，也會還蒙牛以及中國乳業一個公道。在真相公之於眾之前，再多的辯解都沒有意義，當然所謂的‘認錯’更無從談起。”雷永勝說。

　　2009年，在經歷了乳業的低谷之后，中糧入主蒙牛，獲得控股權。牛根生辭去內蒙古蒙牛董事長，僅僅保留非執行董事一職。雖已離開蒙牛，作為創始人，牛根生仍對其保有感情。近期，在蒙牛收購雅士利時，他和中糧董事長寧高寧一並前往雅士利總部。“我作為蒙牛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對蒙牛的成長歷程比較了解，只要蒙牛愿意，我愿意把我及父輩70多年的乳業經驗貢獻出來，為他們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我愿意扮演‘志愿者’的角色。”不過，在中糧收購蒙牛后，已經完成了人事的更新，牛根生曾經的部下已全部離開。而對於中糧收購蒙牛，有人認為蒙牛發生了財務危機，牛根生予以否認，他說，蒙牛當時的財務狀況相當健康。

　　在當時，牛根生和蒙牛的人並沒有出來解釋，導致外界的各類資訊瘋狂傳播。“由於大眾對2008年的真實情況了解不夠準確，導致彼此的資訊不對稱，所以沒有辦法和外界進行有效的交流和溝通。如果牛根生接受外界對真實情況的歪曲，與他良心不符；不接受，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扭轉。”雷永勝表示，“他也希望未來有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機會可以專門和大家聊一下這個話題。”

　　一位行業觀察者曾表示，三聚氰胺事件，“伊利里沒有像牛根生這樣的‘神’，人們卻把伊利在這場風波中的仇恨給淡化了。”不僅伊利，其他任何一家乳品企業，都沒有牛根生這樣的“神”，他們所應承擔的責任，自然都被淡化了，而牛根生這尊“神”，則被放大。

　　辭職之后，蒙牛產品一旦出現問題，牛根生就會被“揪出”。而在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受到廣泛認可並從社會各界得到捐款時，網絡名人王小山等看到牛根生亦是壹基金的理事后，聲稱抵制。對於持續不斷的質疑甚至謾罵，牛根生表示都能夠理解和包容，“因為他們是想讓我更好，想讓中國乳業更好。我想他們並不是針對我個人，因為我們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任何工作關係、利益關係、親戚關係。所以我更多的是通過這些‘關注’，對自己進行剖析、鼓勵和提高。”

　　至於牛根生1999年創立的蒙牛對中國商業的功與過，雷永勝認為，最起碼通過蒙牛的創立和發展，推動了中國乳業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乳品企業的管理人才，同時也推動了國人喝牛奶的意識形成。至於功過是非，牛根生不好說，只能任人評說。

　　捐出股份：歐美模式中國玩法

　　困厄牛根生的除了三聚氰胺，還有沸沸揚揚的“萬言書”，以及他的眼淚。2008年11月，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三個月后，媒體披露牛根生的一封私人網絡郵件：《牛根生致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及長江商學院同學的一封信》。媒體提供的信中顯示，牛根生聲淚俱下向企業家朋友求援，希望得到現金支援，否則蒙牛將被外資投行掌控。從“牛根生落淚求援，萬言書揭蒙牛陷入質押危機”，到“聯想2億助蒙牛脫困，解除質押危機”，再到“聯想根本救不了蒙牛，大摩穩操蒙牛控制權”。各種訊息莫衷一是，曲折跌宕。牛根生的眼淚更被視為“鱷魚的眼淚”，遭到鄙視。

　　雷永勝告訴《中國慈善家》，牛根生的眼淚，純屬子虛烏有，“第一，牛根生是強硬派的性格；第二，商場上能相信眼淚嗎？”據雷永勝所知，牛根生創辦蒙牛之后只掉過一次眼淚。2004年，有人向蒙牛成品投毒並發送匿名恐嚇信進行勒索，未果之后，湖北、湖南和廣東等地接連發生蒙牛牛奶含有甲醛事件。此后，多地均被散布“蒙牛牛奶含有甲醛”的訊息，一時間事態幾近失控。“三聚氰胺事件是人為在原奶里摻假，這次事件是人為在成品里摻假敲詐。”就在牛根生等企業高層認為企業快沒戲的時候，峰回路轉，事件引起國家高層領導的注意，國務院責成公安部親自部署破案，還蒙牛以清白。牛根生在企業重生之際，百感交集，為此流下了眼淚。

　　而對於萬言書的報導，雷永勝說，媒體報導不但是斷章取義，而且整個報導有八、九處是捏造的。“三聚氰胺最起碼是產品的問題。媒體說是借錢去救蒙牛，根本不是這么回事。蒙牛當時賬上有幾十個億的現金，因為問題小所以賠償是最少的，根本不存在財務威脅。”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一些企業家朋友紛紛詢問牛根生真實情況，囿於電話中說不清楚，以及為了向更多朋友說明白，牛根生口述，助理筆錄，整理出一份關於三聚氰胺事件的前因后果，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朋友，以示通報。[NT:PAGE=$]

　　萬言書中提及的求援，真實情況則是為了牛根生捐贈的股權。此前，牛根生已經宣布將他持有的上市公司中國蒙牛股份捐給老牛基金會，為了保證管理層對企業有一定的控制權，牛根生捐贈的股份不宜賣入公開市場套現，為了讓基金會獲得可以使用的資金，除了套現之外，還有一種辦法，即盤活法。牛根生將自己持有的一小部分股份質押到投行，獲得股票價值60%的貸款額度，用這部分款項投資獲取回報后，用於慈善事業。三聚氰胺事件導致蒙牛股價大幅下跌，金融危機又讓持有質押蒙牛股票的銀行自身岌岌可危。於是，柳傳志、俞敏洪[微博]等人紛紛臨時拿出大筆現金，置換出在銀行質押的蒙牛股票，從而避免股票被賣掉而被外國企業收購的危險。

　　2010年12月28日，牛根生捐出持有的中國蒙牛股份68781022股，占中國蒙牛股份的3.96%。因為無法直接捐贈到境內的老牛基金會，所以交由第三方信托機構負責管理。2011年7月13日，這部分股票轉讓中糧，獲得現金金額為17.36億元港幣。

　　在這之前，牛根生捐出了持有蒙牛集團的所有股份。由於《公司法》規定公司董事每年轉讓股份數量不得超過25%，所以牛根生先生的捐贈是逐年辦理法律手續。2006年1月2日，捐出蒙牛集團股份5348590股；2008年12月16日，捐出蒙牛集團股份16045770股；2010年5月28日，捐出蒙牛集團股份39573888股。

　　早在2002年，牛根生和他的團隊考慮蒙牛上市時，牛根生就開始規劃公司上市后所獲巨額財富如何支配和使用。2003年，在北京天倫王朝飯店，牛根生、雷永勝、蒙牛集團黨委書記盧俊和律師楊育紅四個人碰面，以非正式的形式第一次探討了成立慈善機構的可行性。2004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福布斯》給出牛根生當年的身價為1.35億美元。就在這一年，牛根生在內蒙古成立“內蒙古老牛公益事業發展促進會”，這是一個社團組織。也是在這一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不過牛根生開始操作成立基金會時，該條例尚未出臺，經過咨詢有關部門及律師等意見，先成立了公益事業發展促進會，在下面設立“老牛專項基金”來做慈善。2005年，牛根生對外宣布捐出個人持有的所有蒙牛股份，捐贈到老牛基金會。

　　在蒙牛“火箭般”速度的發展中，牛根生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股份，意味著他突然成為巨富之后，錢還沒有到手，又立即放棄了。在中國，這樣的選擇和決定，直到今天仍無第二人。“這是我對自己人生的一個規劃。”牛根生說。在他的規劃中，前半生做商業，是通過度己來度人，后半生做慈善，是通過度人來度己。再細化，他給自己設立了一個人生三段論：020歲，學習階段；2050歲，創業階段；50歲至老，貢獻階段。在這樣的規劃中，50歲，即2008年，他要實現從企業家到慈善家的轉型。

　　捐出股權做慈善，在牛根生之前，並無先例。如何設計基金會，如何操作基金會，不得而知，他不得不到海外取經。他和雷永勝一起，在美國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斯坦福基金會、耶魯基金會、克林頓基金會等近二十家個人和家族基金會。作為企業家，他曾考慮的是做百年蒙牛，而在成立老牛基金會之后，他考慮如何做千年基金會。其關鍵是，公益資產如何持續增值。“之后一直在學習如何在機制上保證我這個意愿能夠長治久安地得以實現，盡量少受到不可預見的不確定因素干擾。”牛根生說，“國內的相關法規還在成型階段，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學習了歐美國家近百年來已發展得相當成熟的慈善資產管理和機構運營，然后在國內外專業人士的幫助下，完成了慈善財產的信托化。”

　　徐永光介紹，在美國，公益信托已有百年歷史，小至幾千美元，大至數百億，都有類型不同的公益信托管理模式與運作經驗。以擁有近600億美元資產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為例，就是采取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信托與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雙治理”模式。這兩個獨立機構，前者負責賺錢，后者負責花錢。基金會每年只管把來自信托基金的捐款花出去，自己沒有錢，也不留錢。“老牛基金會是一個依托公益信托的家族基金會，公益信托、家族基金會，這兩個模式在中國都是首創。”

　　捐贈中國蒙牛股份，這一模式的設計，得到瑞士信貸銀行、瑞士嘉盛銀行等專業機構人士的幫助，借鑒境外信托的經營模式委派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管理。位於香港的尚心投資管理公司有40多人，屬於獨立的第三方機構，跟老牛基金會屬於合作關係。慈善資產在投資過程中，既要考慮收益，也要考慮穩健。投資管理公司設有投資委員會，決策投資，委員會委員除了資產管理公司的專業人士之外，還包括牛根生、雷永勝、老牛基金會財務部長和律師。

　　牛根生在捐贈完蒙牛集團股份后，老牛基金會成為蒙牛的單位股東，作為老牛基金會法人代表的雷永勝每年都要出席蒙牛集團的股東大會，享有與其他股東一樣的權力。作為非流通股份，蒙牛集團的股份無法出售。雷永勝說，如果是在國外或者香港，這部分股份也可以質押到銀行，獲得質押款之后再做投資，從而為老牛基金會獲取更多的慈善資產。“國內的公益信托不是太成熟，不敢這么做，怕有什么閃失，所以比較保守，沒有運作。”[NT:PAGE=$]

　　雷永勝介紹，目前在老牛基金會控制、管理和受益的40億元的慈善資產，年收益在10%到20%左右。基金會收入，一方面來自仍持有的境內蒙牛集團的股份紅利，每年約在五六百萬元，更主要的是來自資產管理公司打理獲得的投資收益。比如，每年如果獲得4億元的總收入，基金會計劃每年支出2億元，這樣還可以剩余2億元，如此下去，可以實現基金會的持續發展。

　　慈善家族：給出去的邏輯

　　牛根生喜歡引用一句源自《世說新語》上的名言：“小勝憑智，大勝靠德。”他也常說：“財聚人散，財散人聚。”他篤信此言，身體力行。他曾在一篇博客中寫道，幼時，父母遭批斗，他在學校受牽連也時常遭人打罵，但把母親給他的零花錢分給了小伙伴，時間一長，大家都聽他的話，讓大家干啥就干啥，不僅自己不再挨打，有時他還能指揮打別人。牛根生認為這是他奉行財散人聚的源頭。

　　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回憶，牛根生在伊利任職副總裁時，最多的一年年薪達到了75萬元，不過最後拿回家的只有10萬，其他大部分都分給了部下。“他這個人性格就這樣，要不然他從伊利出來之后，那么多手下都跟著過來。”2002年，蒙牛創業方才3年，牛根生開始張羅著為員工蓋房。如今這個擁有幾十棟別墅和樓宇的小區綠樹成蔭，牛根生買下了一套別墅，十多年來一家人一直住在這里。“他的理念就是，我一個人好了，肯定不行，我得把我這個團隊帶好了，就是說一個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他一直就是這個心理，從伊利到蒙牛。我以前說過，你一個人吃好的喝好的，從骨子里就不得勁，必須分給大家。”

　　在籌劃蒙牛上市之后捐出股份時，牛根生並沒有直接告訴申淑香，而是試探性地說，這個錢不能往自己家里拿，得拿出來干點事。牛根生給出的理由是：一是對孩子的成長有利，二是對家族的安全有利。盡管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思想灌輸，但在蒙牛上市之后，牛根生宣布捐出所有股份，仍讓申淑香十分不解。她原本認為牛根生只會捐出一部分股份，留有一部分用於孩子上學和家庭使用。“這個人真是神經病。我們是1981年結的婚，也是從窮日子里慢慢奮斗過來的。剛剛有了錢，還沒到手，就都要捐出去。別人都說他瘋了。”申淑香忿忿不平地說。

　　為了讓妻子想得通，牛根生不斷向申淑香分析，捐了有什么好處，不捐有什么壞處，尤其對孩子，如果不捐，孩子靠父母不自己奮斗，對孩子成長不利。盡管不理解，但基於結婚20多年來對牛根生性格的了解，申淑香還是同意了。2004年10月16日，申淑香，以及他們的兒子牛奔、女兒牛燕（后改名為牛瓊），各自簽署了一份《授權聲明》，其內容大意是：同意牛根生對其蒙牛股份及紅利所做出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安排；同意牛根生簽訂的捐贈協議，並完全認可捐贈協議的內容。

　　牛根生解釋，“我們家里的捐款人跟其他家族不太一樣，我們是四個捐款人，因為財產是共同的，是大家的。萬一哪一天我離開了人世，他們不同意，想把財產要回來怎么辦？我害怕這個問題的發生，所以向大家征求意見，同意就簽字。”

　　現在，除了女婿從事公務員職業之外，其他家庭成員都參與到了老牛基金會的工作中，包括嫁進門的兒媳。牛根生說，在他的影響、鼓勵和支援下，妻子申淑香致力於“老人關懷”，兒子牛奔致力於“環境保護”，兒媳陳霄鵬致力於“文化教育”，女兒牛瓊致力於“兒童關懷”。“我覺得世世代代都要做這件事，基金會要永續發展。”牛根生強調。

　　1982年出生的牛奔，身材魁梧，笑起來之后像極了父親。與父親不同的是，他內向，寡言少語，語速緩慢，柔和。他不張揚，在母親的眼里是個老實的孩子，看上去絲毫不像眾多富二代呈現出來的姿態。當牛根生提出捐出股權時，正在大學讀書的牛奔說了一句讓母親一直記住的話：反正錢都是你掙的，跟我沒關係。留學英國，牛奔原想學廣告設計，但是在父親的影響下，學習了財會專業。畢業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工作，此后回到呼和浩特進入中國銀行(行情,問診)工作。他原本想自己做些事情，類似創業，但是最終在父親的建議下，放下自己的夢想，參與家族慈善。“他父親影響了他的好多事情，最終還是希望他做慈善。”申淑香說。對於父親當時的做法，牛奔坦言並不能全部理解，他對慈善的理解尚且有限。直到參與進來，才理解了父親的用意，以及慈善的專業。

　　洛克菲勒的中國學徒

　　老牛基金會的辦公室位於呼和浩特東方君座的22層，去年10月份搬入，之前租用在一個擁擠的賓館里。在這個90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里，嶄新的墻面上張貼著牛根生與比爾·蓋茨、洛克菲勒第三代掌門人、安南、布萊爾等慈善家的合影。在會議室內，墻壁上則張貼著牛根生的慈善感悟：“財富越多，責任越大；予人幫扶，予己修繕；倡導施者感恩受者；人人行善，則事無不善；快樂大小，看愛你的人數多少。”[NT:PAGE=$]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辦公室專門辟出兩個房間，當做檔案室。檔案室張貼著醒目的口號：天天要檔案，人人有檔案。在檔案室里，有專門的檔案材料消毒柜、電子檔案防磁柜等。每一個項目從立項到完成，整個的卷宗都保留，而且紙質的檔案必須保留，同時又數字化，數字化的儲存設備都是在恒溫狀態下保存。徐永光在參觀之后，用“驚訝”形容，“如此嚴格地進行檔案管理，投入如此之大，我認為在國內基金會中這是第一家。至少我沒見過在檔案管理上做得那么嚴謹的。”

　　雷永勝說，牛根生參觀洛克菲勒檔案館，發現我們國家很多找不到的東西，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比如圓明園全貌照片，聯合國尋找資料也會去這里尋找。“他說，千年的紙單會說話。”於是，牛根生回國之后要求專門建立一個專業的檔案館，並聘請了專業的檔案員。

　　牛根生坦言，從最初籌劃設立機構到現在的慈善文化交流、項目合作和引進，都得益於赴美考察學習。在老牛基金會創辦之前，牛根生開啟了第一輪赴美考察、學習之旅，從而為基金會的建立、股權捐贈、資產增值和制度設計提供了方向；在專職做慈善之后，他開啟了第二輪赴美考察、學習之旅，這一次則是學習引入具體的項目以及家族如何參與慈善等。

　　2008年，牛根生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一個美國學生對中國慈善文化有所質疑，牛根生有些強硬地回應：中國歷史有多久慈善就有多久，比如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古訓，那時美國在哪里？雖如此，牛根生仍舊高度肯定美國現代慈善制度的健全，慈善文化的普及，及其在社會管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在美國眾多家族基金會和個人基金會中，最吸引牛根生的則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同樣吸引他的還有其傳承百年的家族。牛根生之所以讓全家人都參與慈善，正是在考察了洛克菲勒家族之后獲得的認識。“牛根生確實在帶領家族學習西方的一些慈善家族的傳統，而且認認真真地在做，像他這樣做的，目前中國還是第一個。”徐永光說。

　　牛根生很早了解到，老洛克菲勒做慈善時，社會有強烈質疑的聲音，說是他們家做慈善是為了他們家的生意，用1個億做慈善，卻在生意上賺了10個億，相當於用公益推進生意。老洛克菲勒一看沒辦法，只能讓兒子做生意，自己做慈善。不過后來社會又質疑老子做慈善是為給兒子做生意做鋪墊，凡是老子做過慈善的地方，兒子都去做生意。在質疑中，老洛克菲勒把慈善和生意分離得很遠，凡是做慈善的地方不做生意，做生意的地方不做慈善，如此受到社會認可。在這一點上，牛根生做得更徹底。他堅定地表示：“我既然在早些時候選擇投身慈善，未來肯定不會再踏足生意。”

　　據王振耀了解，老洛克菲勒做石油產業時，被稱為“強盜爵爺”，他擔心死后墳墓被挖而用水泥澆筑。但是在堅持做慈善之后，大家認為既然做慈善了就不再追究以前了。作為同時代的另一位大慈善家—卡內基，在聲明捐出3億美元財產時，還嚴厲地鎮壓了工人罷工。而中國的慈善家遭遇著類似的聲譽問題。“我覺得一個社會接受一個慈善家，其實是很難的。整個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很難接受慈善家，都實行過高的道德標準，魯迅有一句話就說‘道德吃人’嘛。”王振耀建議，“我們這個民族轉向現代慈善的時候，應該過好現代道德關。過好現代道德關，才能理解慈善人。如果過不好現代道德關，還用傳統的方法，其實是滅了我們自己，也滅了所有的人。”

　　目前，牛根生只擔任老牛基金會的名譽會長一職，理事長由大自然保護協會大中華及東北亞區總干事長張醒生擔任。牛根生說，他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發現項目，然后引導落實。讓他投入時間比較多的項目，一個是與歐美等國的慈善機構進行的交流與合作，一個就是環境保護和文化教育。之所以關注並聚焦這兩個領域，是因為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而產生了環境問題，因為過分追求應試教育而產生了教育體系的缺陷問題，即一個是人類的生存問題，一個是中華民族素質問題。關注如此宏大的話題，也曾是老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關注的重點。

　　牛根生坦言，老牛基金會一直在向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方向努力，希望基金會做到永續發展，做成千年老廟。“實現這個目標，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需要國家在法律制度上能給予這樣的基金會良好的生存環境；二是基金會資產增值需要更好的經營環境；三是基金會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來運營管理。”（中國慈善家/慈訊網記者宋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