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米·科爾賓當選英國工黨領袖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老羅曾任本文提到的前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的經濟顧問，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談起政治來也毫不含糊。科爾賓的當選對中國意味著什么？羅思義認為，這有利於中國發展，但也是西方政治開始發生轉變的一個更廣泛和深刻的信號。

在歐洲，反戰反緊縮的政治派別正在崛起，比如德國左翼黨法國左翼陣線，希臘左翼激進聯盟也已成為了執政黨。隨著科爾賓的勝選，這類政黨現已成為主要國家大黨的領袖。他們有一個堅定的底線，那就是他們公開反對美國整飭軍備針對中國，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公開支援中國。當然，羅思義提醒說，不是所有的這些黨派都對中國的所有問題持正面態度，而且他們缺乏執政經驗，中國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與左右翼多種勢力展開合作。

英國最大的反對黨工黨剛剛結束的領袖選舉投票，候選人杰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以壓倒性優勢輕松擊敗其他候選人，當選英國工黨新領袖。

12日，英國《衛報》電子版，實時報導杰瑞米·科爾賓（中）當選英國工黨領袖

也許有些中國朋友要問，杰瑞米·科爾賓是何許人也？他可是英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英國“停止戰爭聯盟”主席，明確反對美國整飭軍備針對中國，也曾反對伊拉克戰爭。他在其近來的文章“我們如何才能阻止美國與其盟友發動無休止的戰爭？”中（how do we stop endless war waged by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對美國的亞太戰略提出了批評：“美國推動亞太戰略，會使中美緊張關係升級。”

那么，科爾賓當選歐洲主要政黨領袖預示著什么？他的當選對中國又有何意義？

歐美左翼 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轉變

在西方大眾政治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國際背景下，拉美十多年來一直尋求與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和現任總統羅賽夫（rousseff）、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 chavez ）和現任總統馬杜羅（maduro）、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correa ）和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morales）等許多拉美領導人，既尋求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對中國持友好態度。這些取代了支援美國對抗中國政策的右翼領導人的人物，屬於政治上的左翼。但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在歐洲和美國，右傾商界人士目前正尋求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右翼政客常常在選舉時以出格的言論抨擊中國，但當選后，他們通常會立刻變換一幅面孔，尋求與中國保持平穩的關係；左翼政治勢力則常常在選舉時借虛偽的“人權”言論掀起反華潮流，上臺后則與中國的摩擦更多。但由於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種情況開始有所轉變。

以2008年初為例，歐洲的主要潮流還是公然敵視中國，比如呼吁抵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任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在其著作《在彼處》（when i was there），描述了暴徒試圖干擾奧運火炬在歐洲傳遞的無恥行徑，與中國殘疾人運動員金晶拼死護衛火炬的感人場面：當時暴徒屢次試圖從她手上搶走火炬，坐在輪椅上年輕纖弱的中國殘疾人運動員金晶，用自己的雙手和身軀緊緊護住火炬，使沖搶火炬的暴徒無法得逞。傅瑩還談到了送中國火炬傳遞代表團離開英國時的場景：“夜幕降臨，看著奧運包機慢慢滑動到跑道上，我不禁想，飛機或許已經比降落時變得更加沉重。”

倡導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的時任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等歐洲政治家，是相對少數派。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 sarkozy ）威脅要抵制北京奧運會，愛爾蘭所有黨派甚至一齊發起抵制運動。

國際金融危機對歐洲各國的沖擊與中國的應對能力，開始大大改變這種情況：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10年11月訪問法國時，薩科齊總統打破慣例親自到機場迎接胡主席；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2年訪問愛爾蘭時，愛爾蘭各主要政黨一致發聲支援與中國保持更緊密的聯系。

反戰反緊縮的左翼成為歐洲主要大黨領袖

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直接的經濟影響，加劇了中東的混亂，也明顯改變了歐洲的看法。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干預給當地社會帶來動盪，也促使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勢力趁機壯大。這兩者疊加所帶來的影響，現已造成歐洲的“難民危機”。

美英入侵伊拉克推翻了時任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2003年前，“聖戰分子”在伊微不足道。繼美英入侵后，極端“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is）便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卡扎菲（gadaffi）時期，利比亞的“聖戰”組織也同樣微不足道，繼歐美發動軍事行動推翻卡扎菲后，“聖戰分子”現已控制了利比亞的大部分地區；繼歐美扶持敘利亞反對派對抗阿薩德政權后，同樣的一幕現也在敘利亞上演：isis“聖戰分子”以及與基地組織有關聯的勢力現已控制了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

雖然美國一再在口頭上稱“反對聖戰”，但實質上美國實施的旨在改變其他國家內政的軍事干預，是助長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罪魁禍首。這直接影響到中國，比如“聖戰分子”支援中國的分裂勢力與恐怖主義勢力。

在歐洲，為對抗這種趨勢，反對戰爭也反對緊縮政策的政治派別已經崛起。這類政黨發跡於相對較小的政黨，比如德國左翼黨與法國左翼陣線；接著這些政黨在一些小國獲得顯著政治影響力，比如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在該國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后成為執政黨。隨著科爾賓的勝選，這類政黨現已成為主要國家大黨的領袖。當然，不是所有的這些黨派都對中國的所有問題持正面態度，但他們有一個堅定的底線，那就是他們公開反對美國整飭軍備針對中國，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公開支援中國。

在美國，隨著對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構成挑戰的伯納德·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崛起，親戰與反對戰爭和緊縮政策的兩方勢力形成均勢。

西方宣稱“一人一票民主”的虛偽本質，照例被證明是用來對付后一種勢力（反對戰爭和緊縮政策的一方）的。在美國，支援希拉里的富人捐贈其數以千萬計的美元，試圖幫其擊敗桑德斯；在英國，許多新注冊的工黨支援者，看似是支援科爾賓的，但實質上並非為投票支援這次工黨領袖選舉。

知識界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人也開始出現。連接美國與拉美領導人的關鍵人物，曾與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電影“國境以南”（south of the border）有過合作的美國經濟學家馬克·韋斯勃洛特（mark weisbrot），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敗北》（failed）對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記錄作出尖銳批評，與此同時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極其正面的評價。其他支援中國的外交政策書籍也開始出現。

中國需要跟左右翼各種力量尋求合作

不過，客觀來講：雖然拉美支援中國的勢力已成為重要力量，他們也常常有能力成為執政黨。但在歐洲，這種勢頭僅正開始，他們通常是缺乏執政經驗的政治勢力，因此他們會犯政治錯誤。中國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就需要與各種力量合作，不管是左翼亦或是右翼，尋求與他們保持平衡的關係。

但這是有區別的。愿意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右翼政治勢力，通常是基於商業利益的需求或者為達成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但他們常常強烈敵視中國的全面崛起。也就是說，他們只是可共安樂的朋友。比如，屢屢以反華急先鋒面目出現的美國共和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達成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曾一度與中國打得火熱。但這些同樣的勢力在得出“中國的民族復興計劃正讓中國變得強大，因此當務之急必須削弱中國”的結論后，便立馬換上了一幅強烈反華的面孔。

近來，受美國共和黨戰略影響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布了“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呼吁“達成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亞洲貿易協議、對出口到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實行更嚴格的控制與整飭軍備針對中國。”

《金融時報》9月8日分析道：“美國資本對華政策發生深刻轉變……美國國家安全域的主流成員已開始明確要求更具對抗性的方法…”

希拉里·克林頓對中國的語調一向比奧巴馬先生強硬，但就言辭強硬而言，這位201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爭時不占優勢。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建議白宮用麥當勞的漢堡包取代招待習近平的國宴，另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則呼吁奧巴馬總統取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對美國的國事訪問。”

相反，左翼政黨多是基於意識形態角度，反對美國與其他國家整飭軍備針對中國。因此，看起來，符合中國利益的做法，是要同時與右翼政黨和這些新崛起的左翼政黨保持平衡的關係，即和贊成與中國保持客觀關係的所有黨派盡可能保持好的關係。

因此，作為主要政黨領袖，杰瑞米·科爾賓勝選有利於中國發展。但這也是西方政治開始發生轉變的一個更廣泛和深刻的信號。

作者羅斯義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