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不良資產證券化是大勢所趨

證券日報

化解銀行不良資產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降低金融運行風險的核心和關鍵環節，但是究竟采取何種方式更有利於不良資產清理和處置則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必須要規避其中可能再次發生的“道德風險”。

根據銀監會發布的監測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39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96%。

盡管從賬面數據來看，不良貸款佔總資產的比重並不高，甚至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不良貸款率都在可控範圍內。然而，問題在於中國很大部分的不良貸款是隱性的，許多隱性不良資產並未涵蓋在內，可能導致不良貸款率被大大低估。

一是當前許多銀行的表外融資新增規模超過表內信貸新增規模，表外融資風險具有隱蔽性和不確定性，如果出現理財虧損無法償還，銀行為避免聲譽上的損失，可能會動用表內資金來償還理財資金，使表外風險轉移至表內，並最終導致不良貸款率大幅上升。

二是基礎設施信貸資金量大，風險易暴露。眼下受地方政府平台、房地產貸款質量波動影響，部分銀行撥備壓力逐漸增大，資產質量波動反過來又影響銀行的利潤留存能力。因此，為維持資產質量的穩定性、解決不良貸款上升和撥備覆蓋雙高的局面，銀行業正在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而一旦出現銀行資產質量大幅惡化的小概率事件，也不排除銀行集中向資產管理公司（AMC）轉讓剝離的可能。

三是受產能過剩以及高負債企業拖累。過去幾年銀行信貸大都流向了傳統基建行業，然而，近兩年一向是貸款大戶的鋼鐵、電力、制造、地產相關產業恰恰是此次壞賬準備增加的“重災區”，這勢必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推高銀行不良貸款率。

不良資產將繼續轉化債務，以金融不良資產及其轉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負債，以及處置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新形式的或有負債。歷史上，我國大規模處理不良資產大致有三條渠道︰

第一條是財政注資渠道。例如1998年國家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以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工行、農行、中行及建行的資本金，但增加了財政負債。

第二條是組建資產管理公司渠道。1999年，國家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承接相應對口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1999年-2000年從四家銀行向資產管理公司剝離近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

第三條渠道是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渠道。1998年不良資產處置時，央行通過購買資產管理公司債券、發行金融票據等方式承擔銀行壞賬，但明顯惡化了央行資產負債表，並帶來政策性風險。

實踐證明，不良資產處置和核銷的確是一個大難題。次貸危機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的資產減記規模相當於其GDP的13%，布什政府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及奧巴馬政府的金融救援計劃（FSP）實施總規模達2.2萬億美元，其結果是大量美元資金從美國金融機構和一般性債券與金融產品中轉出，轉為存放在美聯儲和投資於美國的國債，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急劇膨脹，杠桿率不斷攀升，也就是通過央行的高杠桿率來支援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但是問題資產至今仍趴在美聯儲賬上，只不過是在不同部門之間進行了轉移而已。

前三條渠道都有很大的負向成本，還有沒有其他渠道呢？當前，也有觀點主張將“不良資產證券化”，而這也被視為更可行、甚至是更符合未來大趨勢的渠道。商業銀行通過將不良資產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等，將一部分高風險權數的資產清除出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並在次級市場上出售，在不增加負債的前提下，通過出售不良資產證券，銀行就可獲得部分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可見，合理實施不良資產證券化，對淨化商業銀行表內資產，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然而，不良資產證券化也存在較大風險。與美國主要是抵押貸款不同的是，我國商業銀行有一些不良資產是不能收回的貸款，其中許多是沒有擔保的，而如果國家強制商業銀行提供外部信用增級或購買債券的話，實際上會擴散風險。可見，建立成熟的資產信用評級市場和更加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形成風險隔離機制，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問題。(J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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