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以探索真理的精神來發展經濟學理論

縱觀世情國情，未來幾年是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對國家發展戰略的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影響。就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挑戰、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方向等問題，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近日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樊綱。

記者：樊老師，我們知道您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國民經濟研究所讓我想起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應該是美國最早研究經濟周期的機構，米切爾最早就是以研究經濟周期著稱的，您對經濟周期有什么看法？

樊綱：我個人還是，至少一直在研究經濟周期問題，而且最近也越來越強調經濟周期的問題，說明這確實是經濟學需要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特別是我們中國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經濟周期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這是有共性的。只要發展市場經濟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就會成為一個問題。

我們最近中國經濟發生的各種問題，就是周期性的問題，我們現在處理這些問題，包括產能過剩、債務問題、企業資金融資困難等等這些問題，這都是過去十年當中兩次經濟過熱的后果。我們的經濟沒有發生危急式的硬著陸，但是問題是一樣的。問題是什么？為什么要防過熱？防過熱就是為了防現在的產能過剩，就是為了防現在經濟的低迷，這就是周期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理論應該說還是有很多成熟的理論，這里面就要分析周期產生的原因。最近我們自己的例子，至少充分證明了一點：為什么要有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就是因為要反周期，要逆周期采取政策，是要在熱的時候要壓，冷的時候要托，這是經濟學的基本道理。最近的事情使我們再次認識到，任何時候，在經濟增長到了上升周期的時候，或者一個市場在朝上走的時候，政府千萬不能再去點一把火，再助一把力，那是很危險的，那就可能推波助瀾，那就違背了我們宏觀經濟理論，違背了宏觀調控的理論的基本原則。

不同的階段的經濟學家進行各種理論分析都對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到了20年代有了統計學上的國民收入指標上的分析，那個時候一個重大的貢獻是對國民經濟核算的體系做出了最大改進，從此以后有了我們現在GDP，有了我們現在國民收入各種分析方法，分析這些也是為了進一步分析經濟的周期，來解決我們哪些指標體現了我們經濟周期的變化，我們要觀察哪些指標，我們使這些問題可以得到緩解，周期可以熨平，可以少一些波動，小一些波動。那么這些思想，這些理論到今天都仍然是起作用的，仍然是有價值的，我們作為一個后起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們也需要認真思考這些問題，它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問題基本都是一樣的。

記者：現在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綜合是您一本非常著名的書，里面也談到了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那么從現狀來看，西方經濟學的聲音好象更強一些，您怎么分析從90年代至今在咱們國家理論發展？

樊綱：從經濟學體系的各種理論體系間的相互關係，其實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過程，它是經濟學從不同角度逐步逐步發展，來更好的反映現實問題的一個過程。早年，當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的就是人的投入，人的工作的時候，那人們看到的就是勞動貢獻，勞動價值論。隨著人生活越來越復雜，又要穿衣，又要旅遊，又要享受各種不同的物質，這時候逐步產生了均衡的概念，產生了不同部門之間的提供的價值的問題。於是，關於勞動的分析越來越復雜了，勞動分工，亞當斯密分析勞動分工，馬克思分析了不同的使用價值，到現在邊際效應理論，通過邊際效應的比較分析人們怎么來設定，這樣人的行為就更加具體了。

然后把勞動，從生產的角度，供給的角度，和需求的角度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現在新古典主義。再進一步人們發現，經濟增長不僅僅是勞動，我們有資本的投入，資本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了，特別到了勞動供給，發達國家基本充分就業以后，人們覺得增長主要因為資本的投入增長，特別是經濟周期當中，這個周期的時候主要是因為投資的變化，這時候關於資本的各種增長理論就出現了，多馬模型完全強調增長率取決於投資率，投資率取決於儲蓄率，這些理論就來了，資本的重要性就來了。

然后到了新古典，到了索羅模型等等，就把這兩種結合起來，生產函數里面一個勞動一個資本。然后后來又發現技術進步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知識，那么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后面的這些理論的發展，從全要素生產率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的分析，一直到現在的新增長理論，知識存量產生知識增量，知識增量的知識外溢等等，外溢效應，產生了增長不斷的持續，人力資本等等的概念。說明到了現在，當人們的物質這些手段基本都用起了以后，人們真正的進步是知識的進步，是技術的進步，我們過去這些物質之所以還不成為我們的生產資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那個技術，過去鐵礦石就是一塊沒用的石頭，只有有了冶煉技術它才變成我們的生產工具，生產資料，等等等等。就是人們發現技術進步非常重要。

樊綱：之后又有了制度的演變。隨著人們對這些總結發現，制度對增長是有貢獻的，制度的改進，改進了效率，改進了效率就改進了人們對物質的轉換率，制度對增長，制度改進對增長做出貢獻這種理論就發展了。

所以現在我們研究經濟學，看到人們的經濟增長，人類的發展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歸納為四大方面：第一，我們人力的投入，包括教育等等，人力資本的增長；第二就是我們物質資源的利用，物質資源本身加上我們利用物質資源各種現有的技術；第三方面就是知識的進步；第四方面就是制度的改進，這四大增長的要素。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各種理論，我們不要把它完全的對立起來，它們是從各個角度分析人類的行為，從不同角度深化著對人的經濟行為的理解，對人類追求增長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豐富，從不同的角度在分析這個問題。因此，人類不斷的分合分合這么一個過程，思想的發展就是這么一個分合的過程，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某一個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把各種不同的分析綜合起來，形成更完整的理論，這大概就是人類思想的演進過程。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說我們對學術的批評，對學術互相的爭論，也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有的爭論是從不同角度的爭論，哪個因素更重要，哪個因素或者批評那個因素不重要，但是逐步逐步發展，人們會發現，在這種批評，在這種互相爭論當中，人的思想在不斷的進步，經濟學我想也是在走這樣的道路，我們現在也在根據新的一些問題，我們怎么發現過去人們談到了但是沒有深入分析的一些問題，我們怎么把它分析出來，這就是經濟學的進步和發展。

記者：您談到學術批評，您覺得西方的學術批評和中國的學術批評在氛圍上，包括環境上，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您覺得下一步我們，尤其基金會它也是致力於推進學術批評這塊？

樊綱：互相批評和爭論有兩種，一種是學術上的爭論。發達國家它之所以爭論比較多，是因為研究的人多，它研究人多了，它在某一個細小的問題上可能就產生一些爭論，就批評到那個層次上去，大家形成一種學術氛圍，或者用我們的話說形成一個小圈子，形成說我們只有我們大家知道懂的那些話，我們享受我們思想爭論的一些樂趣。而在我們這個發展階段呢，應該說做理論的人相對比較少，這種氛圍，象牙塔沒有形成，或者象牙塔形成的比較小，這種爭論相對就少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剛才我說希望基金會促進更多的年輕人投身於獻身於理論研究學術研究，不是進行什么政策討論，不是進行淺層次的爭論，而是真正進行一些純理論基礎理論的一些研究，我們這些理論爭論，理論研究才能夠進一步發展。

另一種爭論呢，有點屬於理論和常識的關係，或者常識對錯的一些問題，這就是比較淺層次的，對一些基本問題的常識性問題的判斷，這時候呢對錯就不是理論上那種對錯，理論上那些差異的問題了，它就是有知識無知識，所以批評這種思想，批評批評這種做法，而談不上學術爭論。我們希望發展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學術批評，而是普及知識，傳播知識，少一些這種無知的謾罵，或無知的一些評論，多一些扎實的分析，這是我們希望實現的事情。

我們怎么進一步普及一些知識和理論的問題，使我們的一些知識變成常識。西方其實在中學階段，高中階段就普及了很多知識了，所以現在我們講的這些東西，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變成常識，我們現在一些常識的普及還不夠。高中還沒有這方面的教育，大學還沒有經濟學的公共課，這塊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我們基金會將來鼓勵這方面教育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在和西方的比較當中，和我們理想制度的比較當中，你是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分析方法，你有沒有把發展階段這個問題帶進去，有沒有把發展的起點的特征和發展路徑，對路徑的影響這個問題帶進去，還是直接地用理想的模式和我們現實的模式相比較，是批評還是從一個發展的角度，從一個發展階段的過程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然后提出一些比較現實的可行的建設性的意見去發展它，這上面會有一些差異。但是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還是有些共識的，這也是我們現階段的一個現狀。

記者：在維也納也見了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所，但是他們研究的方法基於理論上，先有一個理論，然后再解讀這個數據，跟主流的經濟學，主流經濟學都是通過數據，然后歸納，然后得到一個理論，經濟學理論跟數據解讀之間的關係怎么平衡？

樊綱：經濟學論文基本寫法是先提出一個假說，然后通過這個假說建一個理論模型，通過這個理論模型建立一個模型去驗證這個理論模型，去驗證這個假說是成立還是不成立的，用科學的術語叫做去證實或者證偽它，去論證它，這是科學的基本的方法。

但這個前面的假說是怎么建立的？假說是通過一系列的歸納建立的，歸納就是看到了一些現象，看到了一些重復發生的現象，然后人們在這重復發生的現象當中人們提出一些假說，因為任何思想的發展最初都體現在假說上，假說就是一種猜測，對真理的一種猜測。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最初是用歸納的方法，根據現有的一些現象，根據歷史的一些數據，我們發現里面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然后提出一個假說，制訂一個周期，經濟周期大概時間是多少，經濟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分成幾個階段，提出假說，然后通過假說對歷史數據進行一些分析。后面就是推理了，前面得出假說的過程是歸納，是事實的一些初步歸納，這是基本。然后呢，歸納之后建立假說，建立假說進行證實證偽的實證分析，這是科學的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倆沒有衝突。

記者：您如何年看待經濟學所謂困境和挑戰這個問題？

樊綱：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和其他學科一樣，永遠處在困境當中，永遠處在挑戰當中，你永遠有新的問題，而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在這種挑戰當中發展起來的。經濟學一般的方法還是能夠說明基本的這些問題的，但是經濟學是有界限的，它不可能解釋所有的問題，在現在一定意義上經濟學是陷入困境了，在一定意義上是人們賦予經濟學太多的使命了，這個是我一直堅持我說要劃清界線劃清邊界在什么地方。經濟學歷來在分析，它的原因、效果。但是它分析到最後呢，它到了政治的邊界了，它到了意識形態邊界了，這就不屬於經濟學的問題上，從經濟學的意義上這里面受到了一定的挑戰，挑戰到了政治學的邊界和一些意識形態的邊界等等，在很大意義上不是經濟學范疇的東西了。

因此人類需要思考，需要在政治的高度，需要在意識形態的高度，不說高度，政治的角度，意識形態角度來去分析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單純是經濟學一家的責任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我們不要賦予經濟學太多的東西，經濟學已經夠泛了，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在分析政治，為什么在分析呢？在什么意義上分析政治呢？在分析公共資源設定的問題上，經濟學是做了很多的分析的。但是最後的很多東西呢，取決於政治，取決於各種利益集團的爭斗。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學現在確實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怎么能夠更跳出一般的經濟分析，而是更多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這是第一方面我想說的這個問題。

第二方面，確實經濟學需要發展，現在確實挑戰，確實需要發展，根據新的經濟的變化，新的世界的變化，新的一些事實的出現，新的一些案例的出現來發展經濟學，來彌補過去經濟學的很多不足。比如中國的增長。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這個用至少一些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是說不通的，所以很長時間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夠發展，因為你的各種東西都不具備，很多東西都不具備，中國就發展了。

那么怎么來解釋？這是第一。但是在我看來，其實中國的增長絕大多數問題都是能夠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的，這里講到發展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學科，叫發展經濟學。應該說都能夠解釋的，我們最初開放，有了一個新的部門，新的部門提供更多的收入，於是勞動力開始轉移，然后我們開放知識，又有了外溢，發達國家的知識能夠傳播到我們這里來，我們通過學習有了增量，我們發揮后發優勢，應該說基本都能解釋的。

一種規律呢，可能在過去的一些經濟發展進程當中可能沒有，是不是到我們這么一個勞動力大國的過程當中，可能揭示的特別清楚，可能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是增長、經濟規模和儲蓄率之間的關係可能有更深的認識，解釋一些特殊的現象，我們發生的一些特殊現象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就發生了，這是為什么？需要我們經濟學新的發展。以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經濟學，經濟學從來都是分分合合，分分合合，根據新的現象的出現不斷發展的過程，現在也還是這個過程，也還是隨著新的現象的不斷產生，不斷有新的分析，然后大家不斷綜合、融合，使得我們對經濟行為，對經濟現象，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這是我們的基本的。

記者：您對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的期望有哪些？

樊綱：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我個人無法參加今天的會，只能在這兒說幾句表示祝賀，特別希望我們這個基金會真正在今後能促進、鼓勵、扶植更多的年輕人來獻身於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獻身於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對中國的經濟學的發展，對人類的共同的財富，經濟理論的發展，以一種求知欲，以一種好奇心，以一種探索真理的這樣的精神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學理論，來充實我們人類經濟行為的認識，促進社會和整個人類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