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共和國的長子》揭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有兩個堅定不移的目標：使中國變得富有強大，以及保障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力。這兩個目標的核心要角便是如巨獸般的國有企業，稱霸所有產業的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助力。

隨著中國的觸角延伸全球，這種獨一無二的制度對治理全球貿易的規則與組織，以及各個跨國企業的事業計畫與策略構成挑戰。另一方面，在貪腐現象普遍存在的中國，威權資本主義的限制愈趨明顯，國有企業正在耗用改革的果實，經濟引擎的燃料也愈趨耗竭。部分高階領導人開始推動更廣泛的改革，以圖謀擴張私人部門、賦權於企業家，但他們的計畫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堅決反對，鬥爭的結果極難預料。

一九五○年代的蘇聯駐華大使館，也是一場經濟地震的震央。總數近萬人的蘇聯顧問以這間位於北京、佔地四十英畝的大宅院為總部，和四萬名受俄國訓練的中國人攜手，圖謀透過中央規劃的國有企業推動中國的工業化。目標是在十年內超越英國，在十五年內迎頭趕上美國。

這場春秋大夢最終沒能實現，但確實使得中國走向工業化，經濟也逐漸成形。共產黨牢牢抓住天然資源、原物料、製造業、最終產品、零售通路、運輸、工作機會、住宅、食品生產、保健、通訊、進出口，以及所有金融機構與交易。

一九六○年，毛澤東趕走蘇聯人，試圖在充滿蘇維埃思維的制度中注入中國自己的特色。毛澤東花了二十年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毒計，大肆蹂躪中國的經濟，最終留下「計畫經濟」（command economy）的死屍給鄧小平。直到一九七八年展開市場改革行動，死屍才又復活。

亟需改造的中國模式

繼任的領導人結合馬克斯主義與市場經濟，創造出現今被全球稱之為「中國模式」的獨特混合物。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中國形容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人傾向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不過，檢視全球經濟制度後，中國模式的最適當名稱應該是「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中共選派黨員去領導全國最大、最重要的事業，這些國有企業徹底壟斷或稱霸中國經濟體系內所有重要部門與產業，掌控整個財金體系。中共領導人布署國有企業，以建設和支持經濟、強化黨的政治掌控力；私人部門則提供經濟成長潤滑劑，為人民提供在支持共產黨前提下的致富機會。

目前，中共的困境是避免淪為「成功的受害者」。想要繼續掌權，就必須持續滿足意識型態薄弱、卻不斷要求改善生活型態的人民。自鄧小平推動改革以來，中國平均年成長率一○%，人均所得已經從一百八十美元上升至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超過五億人脫離貧窮線。二○○九年，中國超日趕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第二大製造品出口國。如今，中國有超過一百萬名百萬富翁（以美元計），其中約有兩百七十位身價達十億美元以上。

[NT:PAGE=$]中共領導人承認，這種獨一無二的混合型經濟制度迫切需要改造、補充燃料。前總理溫家寶時常抱怨，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不穩、不均、不協調、無法持久。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於二○一一年推出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二○一二年二月又出版與世界銀行合作編寫、長達四百五十頁的《二○三○的中國》，基本上都呼籲這種混合型中國經濟必須大幅改造。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鶴認為，若不解決下列的四個基本課題，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將無法繼續成功：
第一、政府必須把重心轉移至提供公共服務，不再過度追求工業產出與GDP成長；
第二、擴大內需市場，降低對出口的依賴程度；
第三、 降低國有企業與銀行的力量，讓民營企業與金融機制擴張，以創造新一波的消費者；
第四、穩健有序地推進改革，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混亂。

簡言之，中國模式必須更消費者導向、自由企業與機會經濟，降低政府的主導角色，但共產黨仍保有絕對的政治控制權。劉鶴坦承推動這些工作的困難，引用唐詩〈登幽州台歌〉中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以為感慨。這首詩的作者陳子昂擔任出征軍參謀，請纓率軍殺敵而未獲准，更遭降職，有感於懷才不遇，故作此詩。劉鶴在二○一一年四月提出的報告〈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基本邏輯〉一文中寫道：「以往的理論和實踐不足以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即便有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可以參考，但從中國實際出發，不敢盲從。因此，面對這些新問題，使得規劃制定者時時有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感覺。」本書書名靈感，即源於此。

對此，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矛盾論》提供了更貼切的引述。毛澤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對立統一律」（unity of opposites）可以帶來平衡，因此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共存。但他也警告，當牽連其中的團體具有完全對立的利害時，就只能透過鬥爭來解決這種對立的矛盾。

國有企業正耗損改革果實

本質是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為中國和全球帶來鬥爭、對立與矛盾。位在北京的蘇聯駐華大使館正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概觀起始點。

蘇聯駐華使館的歷史遠溯至一六八五年，座落於五十公尺高石牆環抱的北京內城東北角。使館現今仍在，護城牆早已拆除，如今變成已是快速公路二環路。二環路上車輛川流不息，賓士、別克之類的高級轎車多不勝數。

[NT:PAGE=$]從使館沿著東二環路往南走，這段路堪稱為「國家冠軍企業走廊」。沿路兩邊林立著建築大師打造的鋼骨帷幕玻璃大樓，雄偉的辦公大樓四處聳立，形成高低不一、彎彎曲曲的天際線。這些威風凜凜的企業幾乎都由公部門的名人要角掛帥，中國石化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移動通信、中國五礦集團、華潤集團、中國保利集團等等，高聳地俯視座落在附近的中國外交部、司法部等其他政府辦公室。

這些公司都名列在一百一十七個中央層級的國有企業名單中，是中共當局挑選與扶植的「國家冠軍企業」，目標是進軍全球，征服海外市場。這些被稱為「共和國長子」的國有企業受到國家各式各樣的補助、政策呵護、市場保護，甚至賦予壟斷力量，以使它們足以肩負起打敗全球頂尖跨國企業的使命。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的非凡經濟成就有相當程度得歸功於這些國有企業。若非中國政府集中一切力量，透過國有銀行、國有企業來融資與執行那些計畫，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勢必將緩慢許多。過去十年，中國國有企業就負責興建了數十萬英哩的高速公路、市區道路、郊區幹道；創新紀錄的子彈列車、鐵路、地鐵系統；數十個繁忙的超現代化海港和大機場。同時，中國政府投資數千億美元，透過國有企業重建上百個中國最大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及重慶。

如今，國有企業正在耗損改革的果實。表面上看，這些受到偏愛呵護的共和國長子是賺錢的企業，但若把它們獲得的補貼與利益拿掉，其實是虧了大錢。二○一一年，中國甚受推崇的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調查分析中央層級和省縣市層級規模較大的國有企業。二○○一至○九年間，這些國有企業總計獲利五．八兆元人民幣，相當於九千二百億美元。但若扣除掉七．五兆元人民幣的補貼及應付而未付成本，包括較便宜的融資、土地、資源、少繳的利息、地租等，這些國有企業的實質平均資產報酬率為負六•二九%。

這與中國國務院在二○○六年通過、跟市場改革逆向而行的《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議案有關。這項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的議案，要求包括電信、發電、汽車、航太、裝備製造、化學、航空貨運、建築、鋼鐵、科技等在內的數十個產業將由國有企業完全擁有或掌控。單是因應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便挹注了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的振興資金，其中大部分流入國有企業，使得這些企業荷包滿滿。

確切數字難以掌握，分析師們估計，國有企業如今佔中國GDP總值的四○%至五○%。在《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議案中提及要保護的那些重要產業，國有企業便掌控了七五%至一○○%的資產。同時，國有企業也握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礙於計畫審核和其他的行政程序，政府監管當局往往仰賴擁有大型研究機構和龐大資源的國有企業草擬產業政策與技術標準，使得國有企業往往扮演「球員兼裁判」的角色。

誠如當年負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工作、現已退休的外交官龍永圖所言：「過去十年，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龍永圖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做出此評論，他說：「整個經濟表現太好了，所以，就連最笨的國有企業，不需要怎麼努力也能有好表現。」

(本文摘自──《共和國的長子們》揭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真相─前言)

（作者：麥健陸James McGregor，天下雜誌出版，出版日期：102年0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