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烈：“一帶一路”與中東關系歷史發展機遇期

    作者王京烈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教授，上外中東研究所智庫理事會理事。文章來源：《一帶一路進行時》公眾號

兩年前中國提出了構建“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它是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需要，將為中國“西部大開發”提供強大的動力，改變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狀況，將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多的機遇。“一帶一路”是中國最宏大的向西開放國家戰略，對於亞歐相關國家特別是中東國家是重要的歷史發展機遇期。“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是，“加強各國之間的合作，構建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一個包容的“普惠戰略”，是一個雙贏、共贏的合作平臺。“一帶一路”不僅涵蓋了眾多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也有一部分歐洲發達國家，既有“南南合作”，也有“南北合作”，是“構建和諧世界”中國外交理念的具體實踐。

然而，“一帶一路”的實施也面臨著諸多尤其是安全方面的挑戰。中東地區位於亞、非、歐三大洲結合部，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區域。中東局勢仍將動盪不安，其主要原因是：中東國家仍處在“社會轉型”的發展過渡時期，轉型時期本身就是多種矛盾集中爆發、社會動盪的時期，即便此次危機過后也還會出現新的危機;持續了5年之久的“中東政治危機”余波未盡，仍將繼續作用於中東社會使局勢動盪不安;以is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和恐怖主義乘勢崛起，惡劣影響不斷蔓延擴大，其組織短期內難以鏟除;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在過去幾年曾被邊緣化，但問題並未解決，將繼續影響中東局勢;曾經困擾多國的庫爾德問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將重新凸現，在相關國家中對土耳其影響最大。

目前中東20多個國家人口近4億，面積1500多萬平方公里，是世界石油的最主要產區。中東是中國的周邊延伸地區，中國與中東國家的合作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廣闊前景。毫無疑問，在世界經濟產業鏈上中國比中東國家要領先許多。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方面以及資源方面的差異，構成了中國與中東國家在經濟合作中的互補性，屬於互有需求型。當前，中國正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更加環保、節能、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取代過去非環保、高能耗、科技含量低的產業。中東國家應該在創造更好的安全環境基礎上，抓住共建“一帶一路”的歷史機遇期，加強與中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深化能源領域的合作，包括石油開采和提煉等上、下游領域，拓展在金融、科學技術領域的合作，使中東國家優化產業結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自身整體經濟實力並進一步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並不富有，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有些地區尚未擺脫貧困。2014年中國的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2013年在世界各國排名中位居第86位，不僅落后於發達國家，就是與中東石油富國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近2億貧困人口，即每6-7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中國政府當然不能忽視這一嚴峻現實。所以，中國應該更強大、更富有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正面臨社會經濟發展轉型，如何將中國的機遇變成世界共用的福祉，這就需要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努力。

由中國牽頭並有50多個亞歐國家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籌資1000億美元，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然而比起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爭費用，這仍是“微不足道”的。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在中東地區發動了多次戰爭，但並未給中東帶來福祉，而是制造了無休止的戰亂與動盪。據美國的統計，21世紀以來美國僅在中東地區的戰爭費用約為1.7萬億美元(超過蘇丹10年的gdp總量，2014年蘇丹gdp為0.16萬億美元)。美國人民也不滿意，“抱怨美國在中東沒有解決什么問題，相反制造了更多的麻煩”。試想，如果“化劍為犁”，這些巨款不是用於戰爭，而是用於幫助中東國家發展經濟，無疑將使中東少了戰亂與動盪，減少貧困與犯罪，可推動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

所以，大國不要“任性”地根據自身利益與好惡隨意干涉中東國家內政、制造動亂。這是必要的外部條件。而對於中東國家來說，首先是要實現和平與穩定，並在此基礎上抓住歷史發展機遇，建設自己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