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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最新一期《經濟學人》1月11日出刊。本期封面文章認為，科技創新層出不窮，但尚未出現影響堪比抽水馬桶的發明。一些學人和商界人士認為創新步伐在放緩，勞動生率停滯不前。反對者認為當今科技創新的作用要幾十年才能充分顯現，目前正在結出碩果。
技術進步應接不暇，我們往往認為所處的時代是歷史上最創新的時代。我們有智能手機和超級計算機，有大數據和納米技術，有基因療法和幹細胞移植。各國政府、高校和企業一年的研發投入達到1.4萬億美元的空前水平。
我們這一期的封面圖片是一個抽水馬桶，這些年還沒有誰發明一樣東西其用途抵得上它的一半。這個難登大雅之堂的抽水馬桶有簡介的線條和直觀的用戶界面，改變了數十億人的生活。抽水馬桶不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誕生的現代衛生設施，那時人們還發明了汽車、飛機、電話、收音機和抗生素。
現代科學沒有催生帶來同等影響的發明，因此越來越多的思想家認為人類的創新步伐變慢了。有趣的是，這些悲觀論者不僅包括發起非發明性廁所大賽的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這樣的學界人士，還包括Facebook背后的風投資本家彼得-泰爾(Peter Thiel)之類的商界領袖。
如果他們的看法反映了實情，那麼現實影響是巨大的。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增加投入實現：增加工人、投資和提高教育水平。不過，提高收入和福利所必需的人均出持續增長要求我們改善對已有資源的利用——換言之，要創新。如果我們的創新速度和創新擴散速度放慢，那麼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也會減速。
末日論、悲觀論和勞動生率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預言我們都將餓肚子，但人類創新能力證明他錯了。不過現階段創新的影響力似乎確實在下降。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增長速度不及20世紀初。人們旅行的速度在一個世紀前飆升，如今則常常不如上一代，至少在發達國家是如此。
戈登表示，勞動生率的變化也支持創新放慢的悲觀論調：勞動生率在19世紀中期起飛，20世紀初加速並維持到20世紀70年代初；之后便急劇走低，20世紀末隨計算機化又抬頭，但在2005年左右再次掉頭向下。
不過這番景象並不完全如悲觀論者所說的那樣不堪。預期壽命仍在增長，甚至發達國家也如是。電子化帶來的勞動生率增長並非一帆風順，但正在跳躍式增長。2004年以來的勞動生率下降可能更多地與經濟危機有關，而不是缺乏基本的創新。此外，抹殺當今時代的創新影響還為時尚早。
我們這一代對科技進步的貢獻主要在於對信息技術(IT)的貢獻。通過讓能源在遠離其生地被加以利用，電氣化改變了一切。計算機和通訊技術改變人類生活和企業經營也正如電氣化，它使得人們的計算和聯繫能力遠超自身的水平。不過也正如電力時代企業要花時間學會如何利用電力一樣，也許還要等幾十年才能充分感受到目前創新的影響。
計算機對巨大進步的貢獻早已超出IT領域。3D打印或將帶來新一輪工業革命。谷歌無人駕駛汽車之類的自動化交通工具十年內或將成為大街上的普通一景。假肢的性能正在迅速接近人體四肢。
雖然現在就判斷這些發明將造成何等影響還太早，但全球化應使當今時代成為發明創新的豐收季。正在從事創新的人才數量遠遠超過100年前。歐美的發明家們與日本、巴西、中國和印度的發明家競相推出時尚新品。
增加資金投入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認為21世紀的創新成果將迅速擴散。不過同樣也有理由警惕對創新的阻礙。政府就是阻礙創新的最大危險分子。
政府規模越小，創新就越容易。如果沒有政府官員聲稱監管規定被破壞，實業家們會推出新工藝或改變品設計。如今藥品接受嚴格試驗和工廠排放被控制是不錯。然而政府往往為了公利益制定很多不必要的規則；繁文縟節把創新扼殺在搖籃裡。甚至多旨在促進創新的規定也沒有發揮有效作用。比如西方國家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就是一團亂麻，因為它對太多價值可疑的發明授予專利權。
此外政府尤其未能對創新採取開放態度。勞動生率在公共部門大多停滯不前。工會常常成功阻止政府公佈推動企業管理者創新的績效指標。只要醫療保健和教育對變革更開放，信息技術提高這些領域的生力便大有作為。
20世紀7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受到基礎設施公共開支和基礎研究的推動：計算機、互聯網和食品科技的綠色革命全都是科學的兒，而科學沒有直接的商業目的。戰爭為政府開支的創新力提供了最尖的實例：無人機和和假肢技術——遑論噴氣式發動機——令人瞠目結舌的新發展就是讓人喜憂參半的明證。即使是在追求直接效益的當代，仍然應當向碳捕捉/儲存等領域的基礎研究投入資金。
這些方面——為企業家讓路、改革公共部門和投資——做得好的政府獲得的回報將是巨大的。創新速度放慢是一個現實風險，但並非無法避免。就像人類命運的大多數方面一樣,創新是否放緩將由人類自己決定。(楚墨/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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