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宜慶：蔣介石出書為何開罪各方

《民國的末路》書封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是由陶希聖根據蔣介石的授意代筆而成的（陳布雷是蔣著執筆者之一）。

先來看一下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出版的細節。30天發行15萬冊，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價格也極便宜，讓百姓都買得起。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推動下，很快在中國發行100萬冊。這本書國內賠本，賣的英文版權賺錢。

《中國之命運》共分8章：（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戰；（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 （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中國之命運》有兩大論調：一是全力宣揚中華民族所謂“固有的德行”，認為正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遭到破壞；百年的屈辱記憶，使蔣介石過多地強調民族自尊，全書含有強烈的排外性和農民民族主義色彩；與英美結盟后，廢除了平等條約，英美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二是國民黨是抗戰建國、民主復興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傳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流露出反共的傾向。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陶希聖說得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蔣委員長著手起草一本書。書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旦解除，一般人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致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

《中國之命運》出版后，國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規定國民必須閱讀，但效果適得其反。該書引來三方面的批評：以西南聯大教授為主的批評和反感；來自中共的批評；英美西方大國也是“二戰”同盟國的批評。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令對他報有好感的知識分子感到失望。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聞一多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聞一多和長子聞立鶴談時事，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領導的抗戰抱有相當的信心，把他視為“一生經歷了多次艱難曲折，‘西南事變’時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得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

無獨有偶，1943年，聯大歷史系雷海宗告訴一位學生，在政府眾多敗筆中，最大的敗筆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出版。他聲稱，那本書中的錯誤多如牛毛，連美國漢學家都能看出來。

雷海宗指的美國漢學家是費正清。1942年，美國政府派費正清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3年5月，費正清在昆明讀了《中國之命運》。他發覺，這本掌權者的書，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是一種侮辱。費正清和西南聯大的教授就這本書做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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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自從蔣介石成為所謂的聖人和英雄后，這里的學者們反抗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行動。老金（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社會科學家認為這部書廢話連篇，對其表示不屑並感到恥辱。學術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現在蔣介石公然侮辱了他們。”

費正清在閱讀《中國之命運》的過程中，“感到十分駭然”，認定這本書是“利用歷史來達成政治目的”。因為《中國之命運》中有這樣一個論調——“帝國主義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費正清慨嘆：“一位政治家寫出這樣的小冊子實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為什么每位與此書英譯本相關的人，都像得了寒熱症一般。”

西南聯大一些教授對蔣介石感到徹底失望，有的遠離國民黨政府，並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蔣介石政府任職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呢？蔣介石的政府顧問、經濟學家、原南開大學教授何廉說：“委員長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權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何廉回憶錄》中說得很明白：“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即使執筆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聖，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認為蔣介石用你，但並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無疑是“反共宣戰書”。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撰寫了《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文中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

蔣介石的日記中稱英美不滿《中國之命運》：“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由此看來，此書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評。

抗戰爆發后，清華、北大、南開輾轉遷移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政治學系教授浦薛鳳在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后從昆明到重慶從政，任戰時最高權力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參事，參與了將《中國之命運》翻譯為英文的工作。據浦氏回憶：“當時高級文武官長對實際執筆人，殊頗不滿……不平等條約固是國恥，政治、經濟、社會、道德、文化一切之墮落，皆歸罪於不平等條約，客觀研究殊有問題。質言之，殊難折服盟邦在朝執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時猶需酌量，況在戰時，又何況在需求協助合作之關頭？”

蔣介石好不容易出版這樣一本書，卻引來各方面的批評。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新聞、出版、言論等方面的生態。至於引發的連鎖反應，以及更大的影響，蔣介石無法預料。

就在批判《中國之命運》次年，國共關係果然開始發生政治轉型，毛澤東正式提出，今後要由共產黨，而不是由國民黨，來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由此坐實了陶希聖所擔心的“抗戰的結果比抗戰的進行更危險”。

從西南聯大教授的批評來看，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個前奏，到抗戰勝利、內戰頓起時，又失去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支援。書里書外，連接著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風云。

“回不去的年代”之 《民國的末路》沉睡百年一朝覺醒，與眾名家一同回望近代中國被遺忘的點點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