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樂迪：中共競爭性特質漸趨回歸

中共競爭性特質漸趨回歸

大公網評論員陳國棟 方樂迪

站在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歷史時點，無論是基於官方的讀本抑或民間的記錄，2014年上半年，無疑都將載入史冊。在這半年，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馬為標志，以習近平為核心的執政團隊，重塑了自改革開放30余年來的中共政治生態。

之於媒體、之於大眾，周永康的落馬，是最大的傳播噱頭與話題談資--既有門戶網站推陳出新的技術新產品、更有傳統媒體謀劃一年之久的數萬字特稿。而對於本報告的主角--執掌省府的班長們來講，在不斷變動、且某種程度上難以預測的政治生態變遷中，如何謀生於當下、謀升於未來，遂成為其2014年上半年的施政主軸。

一、以“團隊”為切口，習近平重塑政治生態

“政治生態”一詞，新近見於6月30日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在是次以“加強改進作風制度建設”為主題的學習會上，習近平指出，“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從政環境、政治生態，這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罕有地以一個中性的、甚至學術性的語詞，來定義黨員干部的工作環境。與之相比，此前更多的是“官場風氣、官場規則”等諸如此類相對帶有中國傳統官僚體系色彩的語匯。

政治分析人士向大公網表示，習近平使用“從政環境、政治生態”等此類中性的語匯來定義官員的工作環境，有助於中共從之前的革命黨向現代型執政黨的轉變、有利於中共去意識形態化--尤其是對身處其中的中、基層官員來講，這種轉變對中共轉型更具有決定性作用。

正是圍繞這一政治生態的重塑，中共十八大、尤其是2014年上半年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團隊，著力開展了幾項工作：

1、反腐：定點清除 全面浸透

2014年上半年，自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不斷延伸，並以前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周永康和前政治局委員、“軍頭”徐才厚的落馬達至封頂。此外，中共上半年以定點清除的方式反腐，包括令政策等多名現任正省級、副省級官員落馬，覆蓋了過半省份。

此番定點清除的大背景，則是巡視工作的全面浸透。正如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此前曾刊文指出，自2013年5月以來的四輪巡視，全面覆蓋了31個省份，做到了對省級權力機構的逐一掃描、逐一過關，實現了中央與地方31個省級領導班子的一對一交底和中央權威對地方的加速浸透。

2、晉升：核心崗位續子版面

繼2012中共十八大、2013全國兩會之后兩輪大幅度的人事調整，新一屆執政團隊大抵成型。進入2014年上半年，則是在關鍵的核心崗位，繼續續子版面，一批有著沿海發達省份工作經驗、有著紀檢工作背景的官員，陸續調整進入更加核心的崗位，因應目前深化改革以及強化反腐的政治主軸。

其中，尤其與習近平、王岐山有著工作交集的官員調任，受到本港媒體關注。包括上海市委副書記李希執掌遼寧省府、天津政協主席何立峰進京擔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浙江常務副省長蔡奇進京出任正部級的國安委辦公室副主任等等，均屬於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有工作經驗的資深官員；而面對反腐這一當前的工作重心，操盤手王岐山也同樣不斷招兵買馬：今年4月，曾任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副秘書長的崔鵬，調任中紀委副秘書長兼機關事務局長，成為王岐山的大管家；而最新的案例則是，有著市政法委書記經歷的北京市委常委趙鳳桐在兩個月前被任命為中紀委駐國土資源部紀檢組長。

3、組織：“一對一” “點對點”

如果說反腐和晉升，這“一升一降”的組合拳是“點”上的作為，那么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黨員管理的加強，則可稱為“面”上的版面。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省到縣，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七常委，一對一的具體指導、參與民主生活會。

在普通黨員管理方面，中央辦公廳於6月發布《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工作細則》，首度提出“適度控制黨員發展規模”，並進一步明確黨員退出機制。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此類黨員工作細則，則要推溯到1990年--中共剛剛經歷1989年政治風波、黨員隊伍良莠不齊之際。

2014年上半年，反腐與晉升，一降一升，兩面一體，構成了團隊建設的主體；而組織建設，則以點帶面、連面成體，形成團隊的基石。基石 主體，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最高領導層，不斷夯實執政團隊、提升團隊的職業化水準，成為習近平重塑政治生態的重要切口。

二、深化改革為抓手，省府班長全動員

重塑政治生態、打造職業化執政團隊，只是前提；深化改革，則是重要抓手。

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拋出改革60條之后，中央深改組分別於今年上半年的1月22日、2月28日和6月6日召開三次會議。從官方披露的新聞通稿來看，第一次會議作為中央深改組成立后的首秀，明確了小組的工作規則、組成人員等制定規則的規則；到了第二次會議，內容不斷深入，涉及立法、經濟體制、生態文明、文化、司法等；到第三次會議，見到了具體成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兩個方案獲得通過，並在同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黨內授權；其中的戶籍制度改革，已由國務院於7月30日通過，成為中央深改組首份“落地”作業。按慣例，后續料將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出臺具體落實細則，而各地方則會陸續出臺符合本省實際的執行方法。

作為一個案例，戶籍改革方案走出了一條公共政策制定新路徑：（深改）小組研究、執政黨（政治局會議）授權、人大立法（重大且屬於立法層面的議題）、國務院執行，這樣三級抑或四級的政策路徑。

在這樣的公共政策制定新路徑中，作為本報告的主角--省府班長們，承擔著前置與后置兩個角色：前置的改革試點和后置的政策落實。在前置試點方面，正如大公網此前在《中國省府班長的勢、道、術》一文所表述的觀點，如果將觀察中共政治發展的時間軸擴展至未來五到十年，那么目前這31位省府班長中，未來的仕途走勢也必然與改革有著直接關聯。對省府班長來講，隨著深化改革的全面鋪開，各種可預料或未可預料的、淺層次的或深層次的困難，料將逐一浮出。在這一過程中，正如貴州省長陳敏爾曾言，“要做改革的馬前卒”，在面對錯綜復雜的改革局面之時，中央確需一些試錯抑或試對的“馬前卒”。在這場改革大局中，誰先“試錯”或“試對”出一些有益於中央開展全盤改革部署的成功經驗，諸如此前的“浙江經驗”等，其在未來的仕途錦標賽中料必占據更加有利的位置。

對於省府班長來講，在改革進程中的后置任務--改革舉措的具體落地方面，更決定著整個改革的成效。隨著諸如戶籍改革等一系列涉及廣泛的具體政策經由深改組研究、政治局授權並經全國人大、國務院轉化為具體的公共政策，省府班長們將其如何落地，將成為考驗其政治忠誠度、政治執行力的關鍵指標。在中共的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對中央政策落實的積極性、實際效果，尤其是最高領導人親自抓的改革項目來講，占據有較高的權重，此項務必成為省府班長執政的指南針。

深化改革全面鋪開，“頂層設計師”習近平以深化改革為主要抓手，將在未來六年多的時間里（按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到2020年，將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推進60項改革，這對於31位省府班長來講，無疑是一個激烈的競逐過程：宏觀上爭取更有利於本省的政策取向，微觀上如何出彩並為自己的仕途加分，都是決定未來五到十年政壇人事版面的重要考量。

三、競爭性回歸：一個團隊 一個抓手

通過上述對2014年上半年以來政治主軸的梳理，以團隊建設為切入點、以深化改革為主要工作抓手，“打造一個團隊、擬定一個抓手”的習式執政模型浮出水面。而這一“團隊 抓手”的模式，更加趨近於一個競爭性政黨的特質。

中共建黨百年歷史，大致可分為三段：

第一階段，1921建黨到1949建政，這是中共競爭性最強的年代。這一階段的中共，作為一個政黨，更加具有現代意義上爭奪政權的政黨特質。無論是資本主義模式下的議會式競爭，抑或中共與國民黨的暴力式黨爭，某種程度來講，都是奪取執政權。

第二階段，1949建政之后，中共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解救民族於危亡之中、帶領民眾邁向共產主義的革命型政黨，東方之子、人民救星的形象通過執政黨的文宣系統灌輸全國。

第三階段，由於此前對革命黨特質的過於強調，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近1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的不斷崛起等要素，官方學者提出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換”的命題。這一命題的核心是，除卻革命黨這一概念籠罩下的意識形態光圈，回歸政黨政治之本質，即：執政黨作為政治活動的主角之一，履行執政行為；作為多個主角之一，執政權是通過競爭獲來的，現在所擁有的執政權也“並非一勞永逸”。

這就是中共競爭性的回歸，再次回到了需要對執政權進行爭奪或繼續擁有進行競爭的政治狀態。這第三階段與第一階段競爭性的不同是，在第一階段時，中共有著明確的競爭對手，包括早年的各派軍閥、尤其是國民黨的競爭。而在當前的新形勢下，挑戰中共執政權的要素，則更趨復雜--在官方話語體系中，這一復雜局面被描述為“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局勢”。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一個團隊、一個抓手”，成了習近平破解當前復雜局勢的模式。更完整的論述是：打造屬於自己的、具有高度競爭性的執政團隊，用10年左右時間，通過深化改革，完成包括法制、社會體制等領域在內的基礎框架構建，提升中共作為執政黨的競爭力，從而使得中共具備進行政黨、國家制度轉型的前提性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