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增強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緊迫感

任玉嶺

要搞好科技成果轉化，除需要從認識、理念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籬，克服路徑慣性之外，還需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嚴把科研立項關，確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二是嚴格成果的審定與管理，防止對非成果大量放行；三是研發工作要提倡合作精神，實行團隊作戰；四是研究院所應建立中間試驗廠，使科技成果更貼近生；五是大力推進風險資本，全力支持科技創新；六是借鑒“身土不二”口號，用國內市場支撐創新驅動。

一、科技成果轉化問題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我們再不能對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問題沉默不語、麻木不仁了，也再不能無限寬容、置若罔聞了。

國家啟動科技創新驅動戰略，並將其擺到戰略的核心地位，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創新驅動，創造更多的科技成果並用於生建設，以達到更好地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生效率、做到節能減排、實現可持續發展，為實現強國富民的中國夢做貢獻。

迄今我國有科技人員3000萬人，有從事科技研發的人員106萬人，分別占到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我們的研發投入近年來每年都以兩位數的增速快速增長，研發總投入已占到GDP總量的2%以上，這同中等發達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基本相當。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動下，我們每年至少有3萬項科技成果問世，有7萬項專利成果誕生。如此多的科技成果，可喜可賀！從表面看，創新工作不可謂不熱熱鬧鬧，不可謂不政績輝煌！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僅有10%，比美國80%的轉化率低70個百分點。這就是，我們用了數以萬億計的資金換來的研發成果，有90%打了水漂。如此大比例的科技成果不能對我國的生建設、企業進步發揮作用，實則是極大的浪費。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成由勤儉敗由奢”，面對科技成果90%不能轉化的大問題，如果讓其長期存在下去，也會不可避免毀掉我們的科技事業。

最近，在調研中，無論走到哪裏，大家都在伸手要錢，呼籲要加大科技投入。根據我國發展形勢，不斷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在我看來，怎樣想辦法用好現有的資金，這才是符合中央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所談的“多想想困難群，多想想貧困地方，多做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虛功”，在科技界同樣是適用的。

因此，我們再不能對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問題沉默不語、麻木不仁了，也再不能無限寬容、置若罔聞了。應該將其同創新驅動戰略的核心地位聯繫起來，作為重大的政治問題予以研究和探討，找出科技成果難以轉化的根本原因，搞好對症下藥，確保研發工作的有效運行和創新驅動戰略的順利實施。

二、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根本問題，在於很多成果不是成果

只有揪住“改變成果不成熟或非成果充斥市場”的牛鼻子，我們才能真正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根本問題。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重要的認識誤區，那就是認為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因為對成果轉化投入過低和重視不足造成的。因此，一講要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就是要加大推廣投入，增設推廣機構。再就是認為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給研發人員讓利不夠，所以最近國務院出台了可以技術入股的政策性刺激。這在我最近收到的北京、上海、浙江、武漢等多所重點大學的改革方案中，凡涉及科技成果轉化的篇章，都有同樣反映。事實真的如此嗎？加大了投入、擴大了刺激就一定能解決成果轉化率極低的問題嗎？對不是！

在我看來，以上觀點和思維雖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屬於誤區。以我在大學研究機構、地方研究機構、部委研究機構和中國科學院研究機構從事研究的經歷和在國家科委管理科技工作的深切體會，我認為當今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多的科研成果或是脫離了社會需求或是沒能成為真正的成果所造成的。90%以上的科技成果不能轉化為生力的根本原因，除少數成果是因為缺乏實際需求而無人問津外，主要原因還在於這些成果沒有達到可以向生轉化的成熟度，在於這些成果不是成果。在我向一些老科技工作者調查他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看法時，有位同為某部副部長及中國科學院院士的老科學工作者斬釘截鐵地，“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歸根結底是真正的成果過少造成的，也因為很多所謂的成果還不是成果。”

我們現在多科技成果難以轉化，並造成90%的科技成果打水漂，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成果的不成熟。為此，我們在推進和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問題時，決不能就事論事，或按照面少了加水、水少了加面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在科技成果本身存在的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的話，再怎麼加大推廣力度都將無濟於事或難以真正解決問題。為此，必須從認識上走出成果亂象的誤區，從實踐上擺脫成果轉化只治標不治本的邪路，只有揪住“改變成果不成熟或非成果充斥市場”的牛鼻子，我們才能真正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根本問題，才能使創新驅動的戰略落到實處。

三、努力克服科技管理的路徑慣性，方能創造出更多科技成果

科學技術管理的頂層設計，一定要立足全局和科學發展，更好發揮科技對提升欠發達地區經濟水平的威力和作用。

研究和審視科技管理路徑問題，並不是要否定過去的路徑，而是要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則下，檢討科技管理路徑同新形勢、新要求的不適應，查找影響真正科技成果形成的弊端和阻力。根據我的觀察和調研，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路徑慣性是很值得研究或是需要在前進的路上克服的。

一是需要克服重跟蹤模仿的路徑慣性。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生技術處在全面落后的狀態下，經歷了一條“拿來主義”路徑，這是必要的。在那個時間重引進、重跟蹤是形勢所迫，跟蹤模仿的“拿來主義”做法不僅明顯加速了我們的經濟建設，也快速推進了我們的科技進步。但是，今天的形勢不同了，如今我們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社會生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都邁上了一個大的新台階，這同前30年的基本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如果再不重視自主創新，總是跟在別人后面學步和模仿，那就永遠不會縮小差距。按照現有的條件和實力，我們應該而且有理由樹立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自信心，創造引領世界潮流的新成果。為此，就一定要克服跟蹤模仿的路徑慣性，確保創新驅動順利運行。

二是需要克服“以論文論英雄”的路徑慣性。多少年來，直至今天，不管走到哪個科研單位，一談工作成績，首先是發表了多少論文。尤其在職稱評定上，完全以論文為依據。在改革開放初，中國因為長期封閉，缺乏對外交流，提出了重視論文發表，這不僅利於提升中國科技對世界的影響，而且有益於人才的造就和培養。但是，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對發表論文加以重視之后，又嚴重輕視了生實踐。在“以論文論英雄”的導向下，形成了科研與生的兩張皮，造成了90%的科技成果不能轉化為生力，這是急需改變的。

三是需要克服“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路徑慣性。在社會上浮躁之風盛行，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泛濫的影響下，科技戰線也同樣在資源配置上出現了“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畸形現象。科技管理工作突出重點是完全必要的，但往往是，一個項目好的時候，大家都來關心和支持，願做“花上壘花”的人是隨處可見的。這種“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做法，不僅嚴重浪費了科技資源，實際上也不利於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制約了更多成果的形成和出現。

四是需要克服靠關係配置資源的路徑慣性。在社會上升官靠關係、上學靠關係、就業靠關係、就醫靠關係的大環境影響下，科研的立項與資源配置也被捲入了關係的漩渦。由此使得會“跑部”的就“錢進”，有關係的就有錢。如此，不僅導致了用錢上的浪費和腐敗，也導致了廣大科技人員對科研經費分配的怨氣衝天。

五是需要克服效率優先、輕視公平的路徑慣性。改革開放前30年，注重效率優先，特別是在科技資源的配置上重效率，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須明確讓少數人、少數地區先富起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共同致富，曾經的效率優先也是一樣，最終還是為了社會公平。

在人均收入已過6000美元的情況下，我國卻還有2億人沒有走出世界銀行界定的貧困。我們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十分突出。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一定要重視創新驅動，重視科技能力的提升。實踐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的發展是與科技的水平相平行的，要改變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差距過大問題，就一定要科技先行。根據2010年的統計，東部20%的省份彙集了中國35%的高校、40%的科研機構、50%的科研人員、60%的研發經費、70%的高技術企業、75%的技術交易，這明科技支撐了東部20%省份的發展。但也同時表明中西部80%的地區滯后，與科技資源配置欠缺直接相關。在上述的要素中，60%的研發經費配置在20%的省份中，這是關鍵。為了統籌地區發展，解決欠發達地區的問題，就必須重視對科研經費配置的調整，改變過於集中在少數東部地區的現狀。人才和成果是隨經費流動的，中西部科技經費上去了，人才就會聚集，成果就會增多，地區的經濟才能提升。為此，科學技術管理的頂層設計，一定要立足全局和科學發展，更好發揮科技對提升欠發達地區經濟水平的威力和作用，為統籌全局的發展和更好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作出大貢獻。

四、推動成果轉化，必須要做好的幾項工作

要搞好科技成果轉化，除需要從認識、理念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籬，克服路徑慣性之外，還需要做好六項工作。

要搞好科技成果轉化，除需要從認識、理念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籬，克服路徑慣性之外，還需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嚴把科研立項關，確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

對大多數的研發項目都是可以人為地設定攻關技術標準的。只要肯於同生實踐相結合，注重對市場研究和分析，完全可以使攻關的技術標準做到符合實際，並具有一定前瞻性。正因如此，我們十分需要從科研項目的立項入手，確保最終科技成果的應用價值，確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當然科學技術的研究是有階段性，也是可以分階段向前推進的。但是，對於應用目的比較明確的項目，只要立項，就應該以應用目的來要求，應達到的技術指標必須以最終可否創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來考核。對尚沒有達到生要求，還不能給相關行業和相關部門創造效益的，只可以作為階段性總結，而不能算是對項目的完成，更不能將其作為成果來評定。也只有這樣對待科技研發的立項，才能做到對最終成果的切實界定，才能使被立項的研究課題的技術指標符合生要求，生良好效益。

我認為，要解決當今科技轉化率極低問題，就必須從立項入手，只有立項是切合實際的，設定指標是注重應用和能讓其生效益的，最終的研究成果才能是真正成熟的，也才是可以有效轉化的。為達到此目的，我們的科技管理工作，一定要把好項目立項關，參加項目評審的專家一定要有使命感、責任感。要天下為公，不徇私情，要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評審專家除了懂得本行業的技術外，還必須熟悉生現狀和能夠對市場前景有準確的預測和判斷。只有這樣，才能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把好科技項目的立項關。

二是嚴格成果的審定與管理，防止對非成果大量放行。

現在的一些成果評定和申報是明顯受到社會浮躁風的影響。很多成果的鑒定都是找熟人、找支持者，是鑒定几乎都一定要通過。更有一些“科技成果”雖然尚存有很多經濟的、安全的諸多問題，但由於缺乏認真的審定和管理，便被披上了科技成果外衣，在市場上廣為推銷，不僅給國家的資源造成破壞，而且還危害人們的身心健康。

例如煤變油，僅有42%的轉化率就已經作為科技成果在企業推廣，一時間很多企業准備上馬。又例如，作為科技成果的食品添加劑，也是應該從科技成果的管理方面給予關注的。這些年大量食品添加劑作為科技成果走進市場。這裏出現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是對食品添加劑的安全性缺乏認真審定，二是對有些食品添加劑大量用於廣大百姓生活應給予限定。類似這樣的科技成果轉化，恐怕是需要站在廣大群利益和健康安全的立場上給予深入考慮和果斷限制的。

三是研發工作要提倡合作精神，實行團隊作戰。

要推進創新驅動，搞好科技創新，不能就項目論項目，還一定要從科技管理上，重視合作精神，提倡團隊作戰。當今各行各業的技術都不是靠單一技術能夠更好運作的，往往要靠化學的、物理的、數學的、機械的、生物的、電子的多種技術融合一體。就拿用微生物發酵生胺基酸為例，要想取得這方面的成果不僅需要微生物選種、基因工程育種，在以發酵為主體的生工藝中，用工程技術和化工技術加工原料，用機械設備通風、供氧、保持恆溫和空氣凈化，最后胺基酸的提取還需要蒸發、濃縮、結晶等一系列的設備和技術，由於生過程的自動化，電子、數控同樣不可缺少。正因為這樣，任何一項應用技術的創新都是需要合作精神的，需要集體智慧，需要以團隊進行運作。為此，從科技管理、資源配置、項目安排上，一定要改變小農經營模式，突出團隊作戰。這也是我們能否創造更多的真正科技成果的又一關鍵。

四是研究院所應建立中間試驗廠，使科技成果更貼近生。

很多研究院所和大學，包括中國科學院(因其應用研究占53%以上)，都應該建設中試工廠。一個領域範圍內的很多科研都是近似的，他們要求的中間試驗條件是基本相同或是大同小異的。如果一些大的研究機構都能建起自己的中間試驗工廠，就可以使實驗、研究在這種模擬生工廠的中間試驗廠內得到工藝技術的完善和提升，也可使技術指標得到試驗放大的真正考核和檢驗。基於這樣的中試工廠，是和生相同的，由此考核的經濟指標更為可靠，所用設備的特點，也可以被成果推廣者模擬放大，這樣就會使成果的轉化事半功倍。

1983年，中美科技政策討論會上，有不少外國專家建議研究機構應重視中間試驗工廠的建設，以確保科技成果的真實性和成果的更好轉化。此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國家和很多研究機構是十分重視中間試驗廠的建設的。但是，因為社會浮躁之風日盛，很多人不願去做中間試驗的難苦勞動了，也因為不需要中試，同樣可以報成果、得獎勵，所以很快在不少單位就把中間試驗廠取消了。這不僅造成了極大浪費，也造成了科技成果的不成熟和科技成果的難轉化。

鑒於我們的研究工作大多數是屬於應用性研究，為了使應用型研究的實驗室成果，能夠通過中間試驗進行考驗和進行生性模擬實驗，我們應當高度重視中間試驗廠的建設。有些大的研究所可以自建，有些則可以以研究院為單位，建設不同學科的公共中間實驗室，以此促科技成果更成熟，為成果轉化作出大貢獻。

五是大力推進風險資本，全力支持科技創新。

風險投資對科技成果的轉化至關重要，在美國，至少有50%以上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在其成果轉化過程中是得到風險投資支持的。如數據設備公司(DEC)的小型計算機、蘋果電腦公司(Apple)的微型計算機、英特爾公司(Intel)的電腦晶片、詹尼泰克公司DNA重組技術品的業化等無不是因為風險投資的支持而獲得成功的。

我上世紀80年代在國家科委工作時，就曾看到張曉賓、勞元一等給國家科委領導的報告書，指出了在中國成立風險投資公司如何重要。但是這個公司在國家科委成立后，就是不敢冒風險，所以使國家的投資轉了方向。進入90年代，成思危再次提出了建立風險投資，並在民建中央組建了風險投資公司，而仍然因為不善於識別科技成果，再加上我們的科技成果常常不成熟，所以風險投資未能抓住好項目，也未能創造好成績。

但是，這不等於，風險投資不能搞或不該搞。依我看，為了促進中國科技成果的轉化，風險投資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不要抵押的風險投資公司，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將永遠成為一塊短板，也難以為創新驅動作出大的貢獻。我在美國硅谷調研過，那裏有很多大學生，畢業后就是靠風險投資創業的，從我國每年有700多萬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出發，建立和發展風險投資，一定會取得轉化科研成果與推進大學生創業的“一石二鳥”的好效果。

我國有很多銀行，這些銀行都有極高利潤和效益，依我看，每個銀行都應該而且可以拿出本行百分之一左右的營業額，用在風險投資上。我建議，國家應將各銀行貢獻風險投資作為一件大事抓起來。著名歷史經濟學家Davisland講過，“有錢才能賺錢”，要想讓更多的科技成果轉化為驅動國家發展的動力，要想使更多的從事科技和開發科技的大學生發展起來、活起來、富起來，就一定要有錢先支持他們，他們才能贏得更大發展。

六是借鑒“身土不二”口號，用國內市場支撐創新驅動。

“身土不二”是韓國發展經濟的重要口號，在韓國機場、車站、地鐵中都有“身土不二”的廣告牌，在水果、蔬菜的包裝紙、包裝箱上也多印有“身土不二”的字樣。“身土不二”的含義是，生在長在韓國的人，就一定要用韓國貨。這種精神不僅助推了韓國的技術創新品的應用和推廣，而且促進了對相關應用技術的考量和提升。當年中國會生轎車時，韓國連汽車輪子還不會造，但他們靠“身土不二”精神為后來興起的汽車製造開拓了國內市場——我們可以看到韓國馬路上跑的汽車都是韓國造，這樣不僅使韓國汽車技術在國內市場上得到了檢驗和提升，而且最后把汽車生出口到中國的首都北京城。

與韓國不同的是，在我國的市場上，卻有很多人是以用國貨為恥，以用洋貨為榮的，在這種崇洋媚外的文化影響下，我們不僅在馬路上佈滿了外國汽車，而且很多企業和工廠都用外國的設備和外國的生。在伊利牛奶公司考察時，只見那裏有9個國家的生；在雙匯紅腸企業考察時，那裏有10個國家生；在大連一個蛋包裝工廠考察時，這個廠從蛋入庫到蛋的最后包裝，所用設備也都是國外的；在山東墾利縣，一個種苜蓿的企業，同樣是從頭到尾，包括苜蓿播種、除草、收割、打捆等所用設備也都是國外引進的。

正是這種以用洋貨為榮的崇洋媚外思想，不僅造成了很多國貨失去了銷路，也嚴重抑制了成果轉化和科技創新。因此，為了更好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除要克服政府採購的腐敗，加強政府採購對技術創新的關照外，仍有必要在我國學習韓國的“身土不二”精神，通過國人用國貨助推成果轉化，促進我國的科技創新品能夠在國內市場上進行演練和提升，確保創新驅動能夠得到國內市場的支撐。

(作者系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原國務院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