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在三類資本主義 民企抱國企大腿將導致雙輸

中國存在三類資本主義 民企抱國企大腿將導致雙輸

鄭永年撰文指出，一些經濟學家形容我國的市場經濟是“權貴資本主義”或者“裙帶資本主義”。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並不能很全面和精確地反映我國經濟形態的全貌。經驗地看，我國同時存在著三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即市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在民營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一些民營企業開始抱國有企業（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對這些民營企業來說，它們在得到了政治保護的同時，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擁有的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好處;而對央企來說，這樣做可以保證這些民營企業不會對國家有負面危害。從短期看，這似乎是一場雙贏遊戲；但從長遠看，則可能是一場雙輸遊戲。在高度依賴政府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應當有的自由而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市場資本主義存在於經濟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規模並不很大，主要體現為各種交易市場或者民間網絡（關係）市場。這種市場在傳統社會也存在著。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盡管政府竭盡全力想取消這種市場，但沒有成功，民間市場也一直“非法”地存在著，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以后，20世紀80年代，這個市場開始擴展。在90年代，尤其在“抓大放小”期間，對中小型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市場資本主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總體上看，這個市場基本上流離於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許其生存的同時，並不給予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支援，包括法律、財政和金融的支援。在缺乏政府支援的情況下，這個市場注定受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沒有法律支援，信用就很難建立起來，使得這個市場不會發育成為全國性市場。又如經濟領域的限制，國家不容許私人在金融等領域發展，私人一旦進入這些國家壟斷領域，就面臨巨大的經濟甚至生命風險。

比較而言，后兩者即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大舉擴張。在東亞其他經濟體，很多私人企業的發展是在國家政權大力支援下，並且是以依附於國家政權的條件下得到發展的。這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概念的來源。因為“權貴”或者“裙帶”的概念過於負面，那些強調這種發展模式正面作用的學者也把此稱為戰略性資本主義(strategic capitalism)。在我國也一樣。在這個領域，很多民營企業也是在國家政權的支援下發展起來的，其中很多本來就是從國有企業通過民營化(或者中國式私有化)演變而來。這些企業高度依賴和政府的關係。離開了政府，它們就會面臨生存的困境。

另一方面，因為這個領域的企業規模往往較市場資本主義領域的企業要大得多，國家也不容許它們完全獨立，會想方設法地去控制它們，保障它們不會對國家政權構成各種形式的負面危害。權貴資本主義近年來越來越甚，也就是說私人企業對國家越來越具有依附性。在民營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一些民營企業開始抱國有企業（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對這些民營企業來說，它們在得到了政治保護的同時，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擁有的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好處;而對央企來說，這樣做可以保證這些民營企業不會對國家有負面危害。從短期看，這似乎是一場雙贏遊戲；但從長遠看，則可能是一場雙輸遊戲。在高度依賴政府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應當有的自由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擴展得最快的當然是國家資本主義。20世紀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戰略，使得從前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很快擺脫了困境。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從規模上來說，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這並不表明國企的強大。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表示過，中國的國企大而不強。應當看到，盡管國企在“走出去”（即國際化）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走出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驅動，並沒有足夠的市場和經濟理性。正因為這樣，國企在西方遇到了西方政府和社會強大的政治上的抵制，而在非西方(非洲和中東等)，國企則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社會不穩定的風險。西方現在普遍把中國視為是“國家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權威主義政治體系。這種新概念正在形成，很多國家也開始針對這種情形制定應對中國的規則。可以相信，這一概念一旦表達為西方政府的對華政策，對中國必然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會對中國的“走出去”構成嚴重的阻力。

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在很短時間里達到“國富”的狀態。今天，就國家財力來說，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價是“民弱”。“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或者國家的代理者通過各種機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場等，有效地把財富從“民”轉移到“國”。但是，從長遠來看，民弱必然導致國弱。也應當看到，國富並不必然導致國強，在中國尤其如此。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下，國企僅僅從理論上說屬於國家，但在其運作過程中，並不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家的代理者。國家資本主義范疇內的企業所積累的財富並不能完全為政府所支配，而是為少數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這些代理者的行為已經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說，這個領域的存在不但沒有使得政府更強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約著政府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正在快速地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社會資源一旦枯竭，政府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進而是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

很顯然，在政府和市場高度失衡的情況下，我國經濟改革的要務就是重新達到兩者之間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國有部門)繼續無限擴展，市場空間會不斷萎縮，財富會繼續從社會流向國家(或者國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國家資本主義”，必然最終會演變成一種自我擊敗的體制。人們今天所擔心的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艱難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部門會在一定的時候突然解體，釀成大危機。現實的情形就是，非國有部門現在面臨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很難從政府控制的銀行得到貸款、民間融資機構缺失、投資空間收縮，等等。這些都和這些年的國有部門的急劇擴張有直接的關聯。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家扶持產生發展的基金和各種銀行貸款大量流入國企甚至利用國有企業來救市，這可以理解，也是我國經濟體制的優勢。但政府沒有明確告訴國企，哪些領域可以去，哪些領域不可以去。結果，國企流向一切可以掙錢的領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營企業所擁有的空間。這很快就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失衡，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又因為國企往往是大型企業，而民營企業是中小型企業，國企的擴張也導致了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當然，最終的表現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在國企和政府相結合的情況下，市場不能制約國企的任何行為。

現在，中國的很多民營企業開始“投降”了。有兩個已經發生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一是如上所說的民營企業開始抱國企的“大腿”。連浙江那樣民營企業高度發達的地區，民營企業紛紛和國企“聯姻”。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為什么做此選擇？為了活命，或者活得長一些。抱國企“大腿”就是以很高的經濟價格買一個政治上的保險。沒有一套有效的法律體系和政策來保護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們就覺得很不安全。實際的情形是，不管民營企業做得多大，如果被權力盯上了，就會被搞得很狼狽，傾家蕩產的例子有，坐牢的例子也有。第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大量的企業家連同他們的資本迫於國內每況愈下的環境開始外逃。這個群體的人中，一些人感覺到抱國企“大腿”的代價太高，一些人抱不上大腿，於是干脆選擇出走。

現在人們開始擔心，我國會不會重復20世紀50年代私營企業全面消失的悲劇。這種擔心並不是一點也沒有道理。實際上，這方面中國深刻的歷史教訓對今天仍然有參照意義。1949年建國之前，我國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把此確立為建國路線。應當說，這一理論從經濟結構上看，是一個混合經濟體，包括私人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建國初期，這三者共存，並且比較平衡。但是，為什么沒過幾年，形勢急轉直下，私人資本和公私合營體系全面解體呢？很多人說，這是執政黨的改造舊經濟結構的成功。但從現在看來，這是一次失敗。如果我國能夠長期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路線，我國很可能走上日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路線，而可以避免日后的蘇聯式的貧窮社會主義路線。可惜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路線很快就演變成僅僅是轉型的規則，即向國家資本主義轉型。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很快控制私營資本賴以生存的物資供應和市場，這個部門的死亡成為必然。一旦私營部門死亡，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也就得到了確立，國家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我們也可以相信，如果目前的趨勢不能扭轉，國有企業在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繼續大舉擴張，那么歷史必然重復。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一旦出現，經濟必然遭遇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