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從威尼斯沒落中吸取教訓：政治沖突禍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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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王於漸撰文指出，到了1324年，威尼斯的貿易被國有化，個人必須支付高額稅賦才能參與貿易。海上長途貿易成為貴族的專利，但隨著傳統貴族愈來愈少，威尼斯的沒落也由此開始。威尼斯本可以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開放、包容、具競爭性的社會，卻因這個政治決策的轉變而走上經濟衰退之路。時至今日，威尼斯的經濟幾乎完全依賴旅遊業。威尼斯未能成為貿易和經濟制度的先鋒，如今只能用匹薩、冰淇凌和彩色吹制琉璃吸引外國遊客。當年的經濟強國，如今已經變成一座博物館。望香港當前的政治衝突不會導致威尼斯式的結局。這一論述對理論界具有參考意義。

歷史上，國家的成敗興衰往往能為后人提供借鑒，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值得參考。威尼斯這座城市的經歷便是如此。

公元1300年前，威尼斯憑借國際貿易的蓬勃，成為全球最富庶的城市，崛起為中世紀第一個城邦共和國。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威尼斯開始自我封閉，其城邦機制日漸喪失活力。

威尼斯的興起源於西歐與地中海東部地區之間日益頻繁的貿易往來。威尼斯位於地中海中部，是航海者的家園，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令其享有極大的貿易優勢。

但在當時，長距離海上貿易面對合同執行的困難，因為貨物一旦運送上船就無法追蹤下落。

為克服這一難題，出現了新的商業形式和創新法律，為資本調度和分配提供支援。

其中最著名的創新是“有限責任合伙關係”，這在當時的威尼斯被稱為“colleganza”。后來，這種合伙形式發展成為日后的大型聯合股份公司。

所謂“colleganza”，一般包括兩個合伙人，一個駐守威尼斯，負責籌資；一個隨船出海，押運貨物。后者往往是資金不多的年輕人，借此機會入行。

因此，“colleganza”成為威尼斯人社會晉升的主要途徑，造就了一大批白手起家的威尼斯商人，當然同時也不乏敗盡家財的反面例子。

與此同時，威尼斯也發展出一套法律和執法框架以支援貿易進行，其重要性絲毫不遜於貿易合同的建立。

威尼斯《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應運而生，成為后世公認的現代商法基石。威尼斯將遠航商人之間的糾紛交由行內人開庭裁決，及時、直接地滿足了商人的需要。

經濟的開放和競爭，加上因貿易致富的新貴家族崛起，都推動威尼斯的政制愈趨開放。

1032年和1172年是威尼斯歷史上的兩個重要年份。 1032年，世襲的總督制被取締；1172年，威尼斯成立了理事會議(great council)，成為政治核心權力來源。

理事會議由公職人員和貴族組成，每年還會提名100人作為新成員。會議有權提名總督(古時威尼斯的領袖)，並且對其權力進行制約。

其時，威尼斯的政經制度已趨開放、包容、並且極具競爭性，致令威尼斯商業和海上軍事力量出現爆炸性增長，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例如現代銀行的雛型就發軔於此。

但是，繁榮的表象之下也有暗流涌動。每一批通過“colleganza”或類似的經濟制度致富的新貴階層，都會試圖擠壓舊權貴的利益和經濟成就，進而挑戰其政治權力。

於是，理事會議的舊權貴精英忍不住想把新貴拒之門外，威尼斯的衰落便由此開始。

1297至1298年，威尼斯開始走向“封閉”(la serrata)。理事會議逐步停止吸納新成員，僅現任成員及其家族能夠入選，變相形成世襲制度。

被拒之門外的新貴階層奮起反抗，但很快受到壓制。他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合作，一是被打壓。

政治封閉之后，理事會議進而實施經濟封閉政策，對“colleganza”這個曾經令威尼斯走向繁榮的偉大制度下達禁令。但其實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受益於colleganza合同的是新貴階級，而新貴階級正是傳統勢力致力消除的對象。

到了1324年，威尼斯的貿易被國有化，個人必須支付高額稅賦才能參與貿易。海上長途貿易成為貴族的專利，但隨著傳統貴族愈來愈少，威尼斯的沒落也由此開始。

威尼斯本可以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開放、包容、具競爭性的社會，卻因這個政治決策的轉變而走上經濟衰退之路。時至今日，威尼斯的經濟幾乎完全依賴旅遊業。

威尼斯未能成為貿易和經濟制度的先鋒，如今只能用匹薩、冰淇凌和彩色吹制琉璃吸引外國遊客。當年的經濟強國，如今已經變成一座博物館。

希望香港當前的政治衝突不會導致威尼斯式的結局。

李浩賢提供了大量關於基本法起草情況的文獻資料，充分證實了基本法制定者的初衷——確保香港在二戰后的經濟奇跡得以延續。

我們不要忽視這些初衷，這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