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頻頻選擇“擦槍走火”美國對日的底線會在哪里

日本問題

既然美國“今天”看到的亞太格局以中國為主要潛在對手，那么支援日本便成為合理的權宜之計；至於將來日本的威脅，則是將來外交官的責任，並不在奧巴馬政府當前的考慮范圍內。應該承認，包括此次日本解禁在內，奧巴馬政府通過“再平衡”制衡中國的舉措確實收到了一定短期成效，部分中國近鄰頻繁制造爭端，影響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版面。然而長期來看，美國未必能如愿領導亞太，日本、韓國均可能脫離其掌控成為關鍵變數。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近期，東北亞的政治格局正在悄然發生變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動作頻頻，一面與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打得火熱，一面“求見中國領導人”。此前，習近平主席訪韓，中韓兩國呈現“政熱經熱”的多方位合作，日本則同時釋放對朝友好信號，放開部分經濟制裁。再回溯幾天，日本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增加了中韓等鄰國對於地區衝突的擔憂，也間接地促進了中韓兩國的未來合作。

日韓都是美國的盟友，一個單方面接近“麻煩制造者”朝鮮，另一個則示好主要挑戰者中國，同時日韓關係也日趨冷淡，這些變化讓人不由得懷疑，美國對東北亞局面是否失控？

然而一心想要重返亞洲的美國，此時基本采取了樂見其成的觀望態度。

7月2日，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表示鼓勵亞太國家交流，祝愿中韓雙方會晤成功，同時再次強調“歡迎中國和平崛起”。對於日朝近期的互動，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羅茲的反應與4日要求日本不將朝核問題列入雙邊會談的議題，強調日美韓同盟在朝核以及綁架日本人等問題上的步調一致性。從這兩個表態能夠看出，美國一方面對東北亞局勢持觀望態度，不予明確干涉，另一方面也著重避免出現日美韓同盟裂痕，影響其整體戰略版面。

而對於日本解禁自衛權，美國從一開始就予以大力支援：奧巴馬在4月接受《讀賣新聞》采訪時首次以美國總統身份支援日本解禁；安倍政府解禁后，美國國防部也率先表示了支援。但羅茲在3日也要求日本政府向中韓解釋“解禁”問題，以打消鄰國擔憂。在試圖調和同盟內部日韓矛盾的同時，美國明確干預了東北亞地區局勢。

顯然，這些具體外交對策都服從於美國的整體版面。

在解禁自衛隊的問題上支援安倍政府，一方面是美國出於短期戰術的需要，一方面也自信能夠控制日本。當前美國戰略收縮，其全球領導能力和領導意愿都在下降，而世界局勢日趨復雜，美國迫切需要新的幫手。

作為美國二戰后亞太版面中最重要的棋子、世界經濟第三、擁有可觀軍事力量的大國，日本被認為能夠幫助美國解決一系列問題——在針對日本解禁的發言中，羅茲已向日方布置了朝核問題、反海盜問題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等“任務”。同時對美國而言，中國軍事力量迅速增長，東南亞小國與之對比懸殊，而日本國力、軍事力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扶植日本也是其“再平衡”戰略中的相應舉措。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在歡迎日本解禁時明確表示，此舉有助於美國重返亞太。另外，東北亞地區一定的緊張度使得中、韓、日均有求於美國，美國也能從中漁利，這些原因都使得美國樂見安倍政府“解禁”。

至於日本對美國的潛在威脅，美國目前有信心控制日本——當然，這可能在將來被證明是美國的又一短視表現。然而縱觀歷史，美國對日本的各領域斗爭從未失敗，從黑船事件到二戰，再到80年代的經濟競爭，每次美國人都笑到最後。究其原因，在於日美兩國經濟、軍事力量相差懸殊：

從綜合國力而言，美國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領域都領跑世界，擅長運用國際制度主導權，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和強大的創新能力；而日本雖然技術先進，整體實力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在東亞“雁陣模式”工業格局中的地位也遭到韓國、中國擠壓。

從國家整體條件而言，美國擁有世界第三的國土和人口，其工業規模大於日本，資源豐富、能源自給，還有受兩大洋保護的優越地理位置；而日本國土缺乏戰略縱深，加之戰略資源高度依賴海外，很難在長期對抗中抗衡美國。

從現有軍力而言，美國2013年的軍費高居世界之首，超過世界2-11名國家的軍費總和；日本同年軍費雖達500億美元，仍然在總量和占gdp比重上遠小於美軍，且自衛隊旨在配合美軍作戰、功能高度特化。

綜上所述，美國並不懼怕日本的威脅，所以放心大膽地支援其昔日偷襲珍珠港的二戰對手加強軍備。

然而，希望國家正常化的日本右翼，肯定不會滿足於此，相信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官員和學者，也深深明白這一點。那么，美國的底線會在哪兒？

首先從理論上說，美國外交長期以來致力於鞏固其優勢地位。美國外交學者迪特默爾（lowell dittmer）指出，在美國與其他兩國的三角關係中，美國努力使得其與甲、乙兩國的關係好於甲乙兩國間關係，這樣兩國就對美國形成依賴。而當這兩國開始試圖與美國疏遠，或者彼此接近，美國很可能會主動出手。

在東北亞局勢里，日本為一方，在日本軍事化問題上立場基本一致的中、韓為另一方，與美國構成三角關係。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首先爭取的將是日本自衛隊配合盟國作戰的權力，應該說此階段的日本自衛隊仍然聽從美軍指揮，短期內不但沒有反戈一擊的危險，還能為美軍提供后勤和作戰支援；而日本遭遇鄰國壓力時，會更加依賴美國支援。

另一方面，中、韓也亟需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而有求於美，使得美國的“三角版面”得以維持，所以美國不急於采取行動。如果日本自衛隊繼續從美軍手里爭取更多自主指揮權，甚至要求美軍撤離日本以達成其“國家正常化”目標，那么美軍當然會更加警惕日本的軍事擴張。另外，如果其他事件意外地緩和了中、日、韓關係，那么美國當然不會坐視親中、親韓的日軍坐大，當然這種可能性目前來看比較低。總而言之，只要日本右翼的行動不挑戰美國對日本的指揮地位，美國還是樂於看到日本增強軍備的。

其次，美國外交的“底線”或許連美國政客自己都不清楚。例如在先前的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頻頻劃出紅線，但似乎並沒有堅持特定的底線。曾在尼克松訪華期間擔任翻譯的美國外交家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w. freeman jr.）在課堂上評論美國外交時稱，美國外交部門“只能考慮到明天的事情”，這一評價點出了美國外交的短視問題。因為短視，美國養虎為患的例子比比皆是，從阿富汗的“抗蘇英雄”基地組織到最近敘利亞的極端分子。

既然美國“今天”看到的亞太格局以中國為主要潛在對手，那么支援日本便成為合理的權宜之計；至於將來日本的威脅，則是將來外交官的責任，並不在奧巴馬政府當前的考慮范圍內。應該承認，包括此次日本解禁在內，奧巴馬政府通過“再平衡”制衡中國的舉措確實收到了一定短期成效，部分中國近鄰頻繁制造爭端，影響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版面。然而長期來看，美國未必能如愿領導亞太，日本、韓國均可能脫離其掌控成為關鍵變數。

再者，美國政客在亞太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也使得其底線並不明確。例如，奧巴馬總統、希拉里前國務卿都是“重返亞太”戰略的倡導者，在制衡中國、扶持亞太盟友方面尤其積極；然而以國務卿克里為代表的一派政客更關注中東問題，還有一些冷戰色彩濃重的軍方人物始終以俄羅斯為假想敵。另一方面，作為世界霸主，美國的利益遍布全球，必須應對全世界的突發事件，這就使得美國無法集中精力貫徹亞太戰略，而且還有求於其助手日本。在這種狀態下，美國恐怕難以對日劃出明確底線。

對於盟友韓國與中國接近，美國倒並不擔心，因為朴槿惠政府在接近中國的同時也選擇加深與美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在過去的2013年，美韓舉行多場軍事演習，朴槿惠總統也率領前所未有的、50余名大企業領導者組成的訪問團赴美，這些都顯現出韓國與美國深化合作、加強交流的決心。韓國雖然與中國展開更多合作，但不會倒向中國。

至於日朝間日益頻繁的互動，美國同樣沒有特別擔心，無論從地緣政治還是日本在美國體系里的定位來看，這種親善之舉都難以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親近日本之后，朝鮮於本月7日也以“結束敵對狀態”的呼吁示好韓國，表示愿派啦啦隊助陣仁川亞運會，也說明它在東北亞地區多頭下注。如果說日朝兩國關係進入蜜月期，它們也更像是一對“權宜夫妻”。

然而從長期來看，日韓之間的分歧似乎難以避免，兩國外交的獨立性也會更強，這些使得美國更難維持美日韓同盟的一致性，以及自己在“三角版面”里的優勢地位。除了日、韓兩國在獨島（竹島）、慰安婦等問題上的一貫爭端，以及朴槿惠總統采取的“冷卻”日韓關係的政策，日本必然會面對一個與中國關係升溫的韓國。中韓兩國經濟發展都較快，兩國相互貿易也日趨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韓國是美國的軍事盟友，它也必然會重視中韓關係。當美日力推遏制中國的政策，其與中國聯系密切的盟友將會愈發謹慎。

至於日本方面，其與朝鮮之間的會談雖然尚不深入，卻也有造成重大影響的可能。如果日本不按美國步調、單方面與朝鮮談判甚至恢復外交往來，美國在朝核問題上的版面也會被打亂。日本解禁自衛隊的舉措，更加劇了中韓等鄰國的憂慮，雖然美國要求日本打消鄰國擔憂，但這一事件對日韓關係的破壞性尚未可知。

如果日本在修改法律手續繁瑣、民眾反戰情緒與日俱增的政治壓力下，為了提高民眾危機感而選擇“擦槍走火”，那么美國所擔心的亞太暴力衝突可能由它大力支援的盟友一手挑起。如果不能在地區當好調停人，目前仰仗美國“主持公道”的摩擦雙方都會開始懷疑美國。

由此可見，雖然在短期內可以穩坐釣魚臺，美國政客需要為美國亞太同盟的存續性做長遠考慮了，否則“美國失去亞洲”可能漸漸變成現實。應該指出，美國在日本問題的戰略失分、美日韓聯盟的松散化不一定意味著中國能夠“和平上位”，也可能帶來一個群雄並起的動亂期。對於地區愈發可能發生的潛在衝突，中國也需要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