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反腐的終極意義

盧麒元

反腐斗爭在逐步深入，一部驚心動魄的大片，漸漸進入了高潮。此刻，是最激動人心的，也是艱苦卓絕的，更是險象環生的。

反腐只是一種手段，反腐當然不是目的。緝拿腐敗分子，只是反腐的手段之一，絕不是反腐的主要方式或全部內涵。必須清醒：反腐的要害在於制度，反復的根本在於文化。例如，打蒼蠅，是打掃衛生的手段，打蒼蠅當然不是根本目的，打蒼蠅也解決不了衛生問題。我們必須徹底清理滋生腐敗的土壤。這土壤，一是制度，二是文化。

先說制度。我們賦予了官吏太多的法外治權。並且，這些法外治權高度壟斷於“領導”個人手上。法外治權，就是不受法律約束的行政管轄權。包括了對人、財、物的法外處置權。法外治權就是滋生腐敗的土壤，這土壤一日不除，蒼蠅自然漫天飛舞。與法外治權相對應，人民的法權被壓縮到令人震驚的地步。令人震驚的意思，人民連基本的生存權有時都無法得到法律保障。舉一例，稅賦權就涉及人民的基本生存權，稅賦權就是人民最基本的法權，人民本應有權參與厘定稅賦。然而，中國廣義稅賦凌亂不堪，官吏與資本竟然用超級地組斂財，中國國民廣義稅賦急劇增長，普通百姓的生活愈益艱辛。高房價本就是超級地租（相當於價內稅），超級地租極大地壓縮了人民的生存權，人民卻只能逆來順受而毫無反抗之力。官吏的法外治權，往往假借市場無形之手，將行政權異化為一種資本強權，從而實現了對人民的巧取豪奪。我國人民淳樸，不懂那么多的概念和邏輯，人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法外治權，還以為那就是上天賜予官吏的當然權力。毛澤東早就看破了這一層，毛澤東晚年一直在戮力對抗“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就是今天官吏所擁有的法外治權。限制官吏的法外治權，或者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才能夠真正實現制度意義的反腐敗。否則，就是殺光老虎和蒼蠅，也根本沒有多少實際意義。毛澤東當年通過運動來遏制法外治權，效果並不理想。今天，我們應該通過制度建設消除法外治權，完成政治文明的進化。歐美的經驗一再證明，消除法外治權的唯一出路，就是強化人民的法內治權。簡而言之，通過人民立法將治權還給人民。

再說文化。我們賦予了法外治權太多神聖的意義（新時代的那些思想理論）。從天子觀（表論）到君王論（觀論），無一不是精英致上的理論，精英致上到可以超越法律約束，致上到社會腐敗叢生。社會主義中國無論是基於行政的權力，還是基於資本的權力，本應是、只能是、也必須是人民賦予的權力。但是，當人民賦予的權力被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的時候，這些權力就異化為個人或家族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官吏和資本在各自廣闊的領域里“占山為王”了。中國人民必須要牢牢記住，中國人天生人人平等，任何人沒有天賦的法外治權，更沒有什么血統繼承的法外治權。文化的根本，在於最基本的道德倫理，天賦的自由和平等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倫理。一切學問，必須發端於最基本的道德倫理。人類的基本道德倫理，講究的是勞動與合作，勞動與合作也就構成了人類最基本的審美。不勞動是丑陋的，不合作是丑陋的。但是，中國人當中的卑劣者，總是意圖顛覆人類的最基本的道德倫理，進而實現個人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他們意圖將行政權力和資本權力神化並血統世襲，他們慣用血統的法權理論。也正是源於此，他們神化了既得的權力，他們會美化血統的含義。一般而言，劣質的資產階級學術，無論是政治學理論，無論是經濟學理論，都在做著資產階級法權的辯護工作。年長一些的中國人絕不陌生，那就是所謂的剝削合理論。舉例，本就是人民的土地，經過政府征地和開發商建設，就變成了超過建設成本數十倍的房產，人民就要付出幾代人的血汗來購買自己的天賦權力了。這哪里是什么市場定價？這是赤裸裸的行政欺詐！中國人民請記住，我們絕不稀罕什么好政策，我們必須扎扎實實地落實好制度，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真正促進生產力發展。經濟學從不承認“好政策”，任何所謂的“好政策”必有利益導向。例如，“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明目張膽地財政透支，就是厚顏無恥地延遲稅賦，就是享子孫福，就是斷子孫路。建基於市場決定論的理論，實際上在公然宣傳資本決定論，這是赤裸裸的血統決定論，這是赤裸裸的特權決定論，這是赤裸裸的精英理論。我們的文化導向，是歧視勞動和勞動者的文化，是崇拜精英特權的腐朽文化。如此文化，必然將勞動者置於奴隸的地位，怎能產生好的制度，怎能不全面地腐敗。

反腐，不僅僅是抓人。反腐，關鍵在於抓制度。反腐，根本在於抓文化。一部大片，漸入高潮，需要峰回路轉，才能漸入佳境，才能有美好的結局。

制度反腐，要在人民立法權。必須將行政權力關進人民法權的樊籠之中。必須賦予人民充分的立法權和法內治權，必須剝奪官吏和資本的立法權和法外治權。如果，你有興趣閱讀資本主義發展史，你不難發現上個世紀初葉英美法律制度的巨變。西方人，總是說那是“民粹主義”運動興起。我看，那其實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有空，朋友們不妨讀一讀，我寫的關於凱恩斯和威爾遜的文章。西方學者所言的“民粹主義”運動，其實就是一次社會主義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民粹”們開始覺醒了，他們意識到了人民法權的重要性，他們開始熱烈地追求並積極地推進人民法權了。英美的知識階層是成熟的，他們運用強大的“民粹主義”運動，推動了一系列偉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立法，將人民法權推進並鎖定到一個嶄新的歷史高度（請注意“鎖定”一詞）。就本質意義而言，落實人民法權就是現實的制度反腐。西方百年前轟轟烈烈的制度反腐，極大地增進了人民的法權，也極大地增進了人民的福利。因此，英美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相反，一些落后國家，包括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中國，因為沒有充分的“民粹主義”運動，他們的人民法權無法得到實現，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戰爭。我無意於重述別國的悲催歷史，我只想說一說中國的慘痛教訓。讀過《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的朋友，應該知道中國先賢們是睿智的，他們也想走英美的道路。但是，我們的人民還未啟蒙，他們還不懂人民法權的含義，他們莫名地拒絕了自己的天賦權力。為此，他們不惜喝譚嗣同的血。在他們的心中，李鴻章和盛宣懷等精英才是偶像，他們更愿意賣身投靠而絕不依賴制度變革。歷史是無情的，奴才想做奴才而不可得，最後也只能革命了，流遍了郊原血。唯有毛澤東，知道文化反腐的真正意義，他在垂暮之年毅然發動文革，他試圖用人民治權遏制資產階級法權。各級革委會都有群眾直接參與，甚至就是群眾自治的模式，資產階級法權被遏制，人民治權極大地伸張。但是，人民治權也需要法律約束，否則人民治權會發展成暴民政治。此外，過度的人民治權模式，將使得治權使用毫無效率。最終，文革失敗了。文革的失敗，導致了精英對民粹的瘋狂反撲，精英治權迅速地異化為資產階級法權，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腐敗像惡性腫瘤一樣急劇擴散。有時候，我分不清那是文化還是制度。我甚至，絕不愿意觸及那段慘烈的歷史。

最後，該說一說反腐的終極意義了。

可憐的腐敗分子，也曾經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他們是被魔鬼吞噬了靈魂的僵尸。我們的目的，不是一個個地緝拿僵尸，更不是要將他們碎尸萬段。達摩祖師焚身滅形，意在光明那些被蒙蔽的人心。人事反腐，在於警醒官吏的癡迷與人民的蒙昧。殺人，出於不得已，救人才是根本啊！當腐敗分子前赴后繼的時候，要誅心除魔啊！誅心除魔，一在文化，二在制度。文化與制度，在於新民。我們樂見一批新民走上立法、司法、行政崗位。新民不是新官，他們是人民認同的人民佼佼者。德失，求諸野！文化在於新民，制度在於新民。無新民，何談反腐？立法原則在人民的心中，立法者不是人民代表，必然惡法從生。反腐，意義和方法，都已經說清楚了。說清楚了，就是鑒定的標準。易言之，反腐不看抓多少貪官，而看涌現出多少新民。有新民，方有新文化，才有真正的制度變革。毛澤東的文革，結束於制度顛覆與破壞，而未能落腳於制度的修整與完善，這當然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遺憾，這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性的遺憾。須知，沒有文化與制度的進化，民粹主義必然死灰復燃，第二次文革將無法避免。順便說一句，文革也能反腐敗。那是英明領袖用行政權力加上群眾運動的非常規反腐模式，那是一種有效但不可持續且不能長期運作的模式。因為，英明領袖不常有，群眾運動不可控，反腐容易走向極端。中國長治久安沒有捷徑，必須經歷深刻的文化啟蒙運動，必須通過系統而完備的立法，必須消除一切法外治權。對了，提醒一點，法外治權不同於治外法權，后者是一種超越主權的外交特權，治外法權並不適用於本國的國民。

香港的朋友讓我寫一點關於《預演算法》第三修正案的文字，我無法落筆。遺民修法，無以觀之。新法之卑劣，讓人錐心徹骨。無新民，既無新文化，何以出新制度？人民不覺悟，官吏豈能自覺？連憲法之下的國之第一大法《預演算法》都搞成如此摸樣，談什么新的制度建設？無新的制度建設，反腐豈不是貽笑大方嗎！我很痛苦，我國人民在精神上仍然在跪著，他們仍然迷信花里胡哨的思想理論，他們仍然崇拜權力和金錢的盜竊者，他們仍然不愿意進行思考和判斷，他們對人民立法權沒有多少興趣，他們無意於熱烈地追隨良知。否則，貽笑大方的《預演算法》第三修正案如何能夠如此順利的通過？人民竟然相信官商豢養的法律浪人，人民甚至連自己的賣身契都懶得看一眼。人民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法權，官吏和資本能不予取予奪嗎？我有時候並不理解中國左翼，他們似乎具有某種娛樂明星的氣質，他們並不特別關心涉及共和國生死的立法權問題。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決定著共和國的未來！我們才是真正的主人，我們正在決定者一切！

反腐的終極意義已經說清楚了。若這些文字尚能發表，文化或存一絲希望。有文字在，才能有新民。有了新民，才有新文化，才有新制度。我泱泱華夏，當然會有活著的焦裕祿，活著的焦裕祿開始上位，反腐敗就進入文化和制度的層面了。或者，高潮之后，還會高潮迭起，高潮之后漸入佳境。如此，中國將有千年之新氣象。覺醒了的人民，可享千年榮華，何須期待虛無縹緲的中國夢！（本文作者盧麒元現為香港沃德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金宗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