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后天努力成為投資者 而有人天生就是

作者簡介：

jason zweig，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每周六the intelligentinvestor欄目專欄作家。他同時也是your money and your brain一書的作者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著的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一書修訂版的編輯。（這本書被巴菲特稱為“至今關於投資最棒的書”）

以下譯文來源：華夏理財

有些人會在后天成為價值投資者，而有些人也許天生就是。

以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為例。他是巴菲特的導師，代表作有《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和《聰明的投資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格雷厄姆寡居的母親是個小投機者，在“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中賠得一干二凈。當時格雷厄姆年僅13歲。

格雷厄姆永遠也忘不了童年那個“恥辱”時刻：母親讓他去銀行兌現支票，而銀行柜員問經理，格雷厄姆夫人是否“值五美元”？

成年后，格雷厄姆青睞遭到投資者普遍唾棄的公司。用他喜歡的話說，這些公司的股票“死掉比活著更有價值”。在幾十年的投資生涯中，格雷厄姆的收益遙遙領先於大盤。

再來看看已故投資大師約翰·鄧普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鄧普頓的父親是田納西州溫切斯特的鄉村律師，也是一名投機者，做棉花期貨交易。有一天，他回家告訴年幼的兒子們：“孩子們，我們賠光了；我們破產了。”鄧普頓靠打零工掙錢，艱難讀完大學和研究生。

1939年，27歲的鄧普頓拿出100美元，讓經紀人給他買進所有股價不超過1美元的美國上市公司股票；在4年時間里，他的投資翻了兩番。

鄧普頓曾說：“人們總問我哪兒的（投資）前景好，其實這是個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法是，哪兒前景最悲慘？”

格雷厄姆和鄧普頓青睞便宜的“價值”股，而不是波動迅猛的“成長”股，這也許是由他們的經歷所決定的。但這種偏好也有可能源自他們的基因。

2010年，著名價值投資者塞思·克拉曼(seth klarman)在美國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發表演講時說，對果蠅的研究顯示，多數果蠅會涌向有光的地方──但有極少數果蠅似乎在基因的驅使下喜歡避光。

克拉曼調侃地稱這些果蠅為“微型的逆向投資者”，它們是昆蟲界的“深度價值投資者”。克拉曼是總部位於波士頓的對沖基金baupost group總裁，管理著260億美元資產。

他接著說，他推測多數人也許擁有一種“顯性基因”，喜歡追逐走勢火爆、炒得過熱的資產，只有少數人擁有“隱性價值基因”，這種基因決定了他們能耐下心來，優先選擇一切遭到重創、無人問津的資產。克拉曼前不久告訴我，現在他仍持同樣的看法。

一項新的研究發現，許多投資者事實上可能具有一種在股市逢低買進的遺傳傾向──盡管成長環境也會強有力地塑造你的投資風格。

在研究中，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亨里克·克龍奎斯特(henrik cronqvist)和余方以及華盛頓大學的斯蒂芬·西格爾(stephan siegel)三位經濟學家，考察了瑞典35000名雙胞胎的基因構成和他們的投資組合。

同卵雙胞胎的dna100%相同，而異卵雙胞胎共同基因的數量則與普通兄弟姐妹差不多。研究人員對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所持投資組合的相似性進行了對比。這使經濟學家能夠估測出相同基因組合與相似投資組合之間的相關性。

分析顯示，這些投資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為23倍。僅有十分之一的投資者（可以把他們稱為“深度價值投資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1.6倍或以下。

在全部投資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堅定的成長型投資者）所持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28.6倍或以上。

這項研究的結果相對精確，因為其投資者樣本很大，而且瑞典稅法直到最近一直要求散戶投資者完全披露資產持有狀況。

研究顯示，投資者對價值股或成長股有著程度不同的偏好，而在這些差異中，可用遺傳密碼差異來解釋的部分高達24%。

喜歡便宜的價值股還是波動迅猛的成長股，這似乎不僅僅是個人偏好的問題。西格爾教授說：“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內在傾向。”

研究人員發現，環境的影響也有助於解釋投資者對價值或成長型投資的“傾向”。比方說，如果投資者在18─25歲時遭遇嚴重的經濟衰退，或者投資者的父母比較貧困，那么投資者偏愛便宜股票的可能性會較大。

研究這類問題的經濟學家稱為基因經濟學家。他們迄今尚未確定，到底是哪種特定的基因變異可能扮演“價值基因”的角色。

但新的發現暗示，你應該問問你的理財顧問和投資經理：你在生活中遭受並克服過哪些挫折？貧困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畢竟，從未克服過嚴重困難的理財顧問或投資經理，也許並不具備相應的心理素質，在本已便宜的股票突然大幅下跌時仍堅持持有。不能承受痛苦的價值投資者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價值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