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伯格：下個“阿里”取決於中國商業環境

楊燕青 周艾琳

2014年9月19日，馬雲懷揣阿里的全球化之夢親赴紐約，完美詮釋中國企業家精神。在當前全球化和新興市場的崛起、人口結構變化、科技進步的三大趨勢下，下一個“阿里”將從何而生？中國又能否成為下一個創新國家？

“盡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只是很小的參與者，但全球談判桌上的‘洗牌’從不停歇，隨中國不斷創新，是時候迎接中國時代了。”安永全球主席馬克·溫伯格(MarkWeinberger)在天津夏季達沃斯接受第一財經電視和《第一財經日報》的聯合獨家專訪時表示。他認為，新興市場正在全球扮演越發重要的角色，而世界也必須接受新興市場的崛起及世界格局的變化。

在變革的浪潮中，企業家精神無疑是一大“加速器”(accelerator)。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日趨加速，它們往往會感到“排異反應”(rejectionsyndrome)。溫伯格稱：“我認為全球企業家的共性大於差異。他們都勇擔風險、越挫越勇、滿懷希望、善於挖掘新機遇。然而，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企業家身處的商業環境，這也是決定企業家成功與否的關鍵。”

溫伯格認為，合適的教育體系可以滋養企業家精神，然而這在MBA項目不斷增長的中國仍未充分得到體現。另一方面，中國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在創新方面仍有所滯后，阻礙了市場效用的充分發揮。

此外，溫伯格認為貿易協定也是推進全球變革的一大“加速器”。在他看來，區域和多邊貿易協定應該是互補關係。盡管二者標準不同，且前者準入門檻更高，但“團結一致、解決問題”的心態是共通的。

他表示，如果能率先達成更多區域性協議，這最終將會助推多邊框架的達成。“條條道路通羅馬，不過通往羅馬的道路總是蜿蜒曲折的。”溫伯格笑稱。

而作為一名國際稅收專家，溫伯格讚賞了中國的稅制改革，併進一步提出了建議。“部分新興經濟體發展迅猛、開支飆升，然而財政收入卻跟不上開支，這將加劇赤字。”溫伯格指出，中國必須平衡開支和稅收，且稅制改革的步伐不得推遲。

世界須接受新興市場的崛起

第一財經日報：新興市場的崛起是主要趨勢，在未來十年間，權力轉移和全球治理方面將發生什麼驚人變化？

溫伯格：由於新興市場的經貿增長、人口結構變化等，它們正在全球扮演越發重要的角色，如包含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G20有趕超G7之勢，逐漸發展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國際機制；新興市場也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中擁有更大話語權。今后，新興市場將進一步參與到全球治理、經濟和地緣政治等問題的辯論中來。

日報：你認為世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是否做好了接受這一切變化的准備？

溫伯格：我認為世界必須接受新興市場的崛起及世界格局的變化。如果發達國家希望利用新興國家的資源、與之保持貿易往來，就必須將新興國家納入談判桌。

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PP)為基準，中國將在2018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盡管其他部分新興市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們的增速之快、影響之大不容忽視。

盡管治理結構的轉變可能進展緩慢或途中受阻，但我相信它最終會迎頭趕上。如IMF全球治理改革，盡管阻力重重，但最終一定會順利通過。

日報：中國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溫伯格：盡管中國體量巨大，但從全球角度而言，中國只是很小的參與者之一。不過，全球談判桌上的“洗牌”從不停歇，隨中國不斷創新，可以是時候迎接中國時代了。

日報：美國將於10月退出量化寬鬆(QE)，加息預期也不斷升溫，這將導致全球流動性逐步收緊。新興市場將如何應對“新常態”？

溫伯格：這要分兩步來看。美國的確將退出QE，但加息可能將於明年才會啟動。因此，新興市場或已提前開始消化加息的潛在影響。此外，如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同美聯儲背道而馳，仍在繼續擴大流動性供給。英國央行則與美國一樣將開啟加息周期。可見，流動性的配置正在發生轉移。

外匯儲備充足、收支平衡的新興市場國家受到的影響較小，而經濟越開放、基本面越脆弱的國家受災越嚴重，如南非、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國。就中國而言，由於人民幣匯率並未完全自由浮動，因此影響有限。此外，隨英美的利率上升，中國出口將占優勢。

環境決定企業家成敗

日報：就創新、企業家精神而言，你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和發達國家的有何不同？

溫伯格：我認為全球企業家的共性大於差異。他們都勇擔風險、越挫越勇、滿懷希望、善於挖掘新機遇。然而，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企業家身處的商業環境，這也是決定企業家成功與否的關鍵。中國正在優化企業融資環境，這是企業家成功的推動力。

日報：在未來的幾十年，創新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教育系統、市場機制不利於創新。你如何看待這點？

溫伯格：從教育體制來講，中國確實為學生奠定了技能基礎，且中國的MBA項目數量不斷增長，但這一體系並未使企業家精神充分得到發揮。相較而言，美國教育更傾向於教授判斷問題、解決難題的方法。此外，美國的高中生便可參加企業家通道(entrepreneurtrack，近似社團，旨在為有意願創業的學生提供交流學習的平台)。可見，合適的教育體系可以滋養企業家精神。

此外，中國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在創新方面仍有所滯后，國有企業占了很多行業的資源，因此市場無法充分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已開始好轉。當前，私營企業正在不斷壯大，它們也正是企業家精神的驅動力，而難度在於如何實現創新想法，這就包括招兵買馬、建立企業文化等，因此仍需時間。

日報：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企業往往會感到“排異反應”(rejectionsyndrome)，這主要由於全球的監管標準並不一致。你對此有何建議？

溫伯格：我們見證了不少中國企業成為全球品牌，阿里巴巴便是代表之一，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這些企業才會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創業者，而非止步於中國。“走出去”的企業需要善於發現不同市場的機遇、適應異國文化環境、理解法律和監管，而安永有來自150個國家的人員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新環境。此外，還有不少美國、英國、印度的企業希望進駐中國，我們也為其提供指導。關鍵在於，如果企業沒有全球網絡，就無法成功。

日報：在創新和科技變革的浪潮中，誰將可能淪為敗者？

溫伯格：從積極面而言，技術將為人們帶來史無前例的機遇，並大幅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而那些無法趕上技術革新步伐的人則終將淪為輸家，被新事物所取代。在這股浪潮中，一家今天可能仍有聲有色的龐大企業在不遠的將來就可能被技術革新所淘汰。

比如，全世界最大的版權視頻(主要是好萊塢和電視台授權內容)網站Netflix能讓人們輕輕鬆松在觀影，“殺死”了傳統的DVD或是影視；iTunes讓人們便利地下載音樂，這也使唱片等逐步退出歷史舞台。這些技術革新的確令部分業失去了生計，但總體而言，技術革新在長期將為人們提供更多機遇。

區域和多邊是互補關係

日報：你認為貿易協定是推動三大趨勢的“加速器”，為何貿易協定在當今至關重要？

溫伯格：貿易協定可以增加各國和地區間的經濟活動，從而促進全球增長。OECD調查顯示，貿易每增10%就會帶來4%的人均收入增長。反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風險之一。各國不斷增多的一些利己的勞動協議、企業補貼都有損貿易發展。因此，我們需要更多貿易協定來防止貿易壁壘的形成，為各國創造更多貿易機會。若能通過貿易協定創建一個平行競技場，讓資金自由選擇理想去處，這將進一步帶動投資。

然而，以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為例，日本的心結在於農業和汽車業這兩個問題。華盛頓呼籲東京降低對牛肉的進口關稅，放寬對乳製品、大米和豬肉的保護措施。日本方面則希望美國取消對汽車和卡車的進口關稅，然而美國勢力強大的汽車業對此強烈反對。

日報：你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貿易體制有何看法？你是否認為其會被區域性貿易協定邊緣化？

溫伯格：區域和多邊貿易協定應該是互補關係。如果能達成全球性協議當然最為理想，但如果能率先達成更多區域性協議，這最終將會助推全球性框架的達成。盡管區域性協議的標準和WTO不同且準入門檻更高，但這一“團結一致、解決問題”的心態是共通的。

日報：你認為TPP、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兩大協議是對立的還是互補的？

溫伯格：TPP的談判中國沒有參加，另外RCEP美國沒有參與。有些人會因此認為，TPP是反中國的，而RCEP是反美的。然而，我不認為各條約間存在衝突，相反，它們可以填補不同地區的需求差異。WTO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發展中占主導地位，而RCEP和TPP應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補充，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互相促進。我認為，條條道路通羅馬，但通往羅馬的道路總是蜿蜒曲折的。

改革的陣痛不可避免

日報：中國正在大力推進改革，同時反腐力度不斷加強。而西方對中國經濟失速、金融系統陷入惡性循環等表示擔憂。你有何看法？

溫伯格：這對任何新興市場來都是必經之路，改革和成長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對國內外投資者而言更加重要。如果中國為了維持8%~9%的增速而繼續堅持刺激政策、以投資促增長，世界將對此表示擔憂。相反，若中國能進一步開展反腐運動、推進金融市場和國企改革，在此背景下，以6%~7%的增速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更有助於增強市場信心。

我相信，中國擁有足夠的資源、強有力的政府，因此可為途經的一定難題提供緩衝，如房地市場風險、金融市場違約等。因此，我認為只要政府有決心，改革一定可以跨越短期路障、實現長期目標。

日報：你是稅收方面的專家，因此你對中國稅制改革有何建議？

溫伯格：我十分認可中國的增值稅改革。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加大城鎮化投資規模，在社保、養老金方面的開支將進一步擴大，因此稅率需要保持高於開支增速。部分新興經濟體發展迅猛、開支飆升，然而財政收入卻跟不上開支，這將加劇赤字，因此中國必須合理規劃開支，確保稅收能夠負擔這種開支。

日報：這是否意味中國應該推遲改革？

溫伯格：不。就長期而言，中國必須平衡開支和稅收。以部分國家為例，美國債務高達17萬億美元，日本債務為其GDP的200%，這都是不可持續的。盡管日本債務目前並未導致任何惡性影響，但這會不斷擠壓其財政緩衝空間、阻礙結構性改革。

日報：地方政府占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比重僅50%左右，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卻占到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85%，可見地方財政收入承擔了更多的支出責任。你認為市政債券是否將扮演關鍵角色？

溫伯格：市政債券將發揮重要作用，不過中國的市政債券市場尚未形成，而這在美國已經十分成熟。此外，不可忽視的是，市政債券仍是債務屬性，借債越多，償債壓力就越大，屆時政府將不得不擴大征稅，而這又將損害增長。

日報：由於人口結構變化，中國將逐漸喪失人口紅利。你對此有何建議？

溫伯格：鼓勵婦女就業、延長工作年限都是可行的辦法。要實現該目標，兒童保育系統至關重要，這樣才能真正鼓勵婦女就業，從而改善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安倍經濟學便對此非常重視。

城鎮化將帶來很大挑戰，但亦將創造更多就業。到2030年左右，北京將有更多的金融商業崗位，甚至超越紐約、東京、倫敦等城市。屆時，中階級將占到總人口的70%，因此為這些快速創造就業的城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相關企業融資至關重要，這將創造更多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