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從李嘉誠“撒嬌”到“占中”事件的緣起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香港“占中事件”持續中將息。無論是所謂的顏色革命，還是雨傘革命，之與“革命”本無半毛錢關係。實則是北京與香港在港回歸后各種利益關係的極權博弈和根本調整。其中，包括北京對李嘉誠們的徹底失望，香港貧富兩端的極限衝突，普選中的另類姓資姓社版本等等。

不是對準李嘉誠，就是對準北京

香港本次的占中事件，其有偶然性而更多的是一種必然的攤牌。所謂普選，僅僅是一個由頭，可實可虛，但最優的選擇，絕非占中事件本身。因為無論的北京“欽點”或是一人一票，老百姓不是選擇北京，就是選擇李嘉誠。因為有多少香港大多數，居住在李嘉誠們的屋檐下，吃著李家的飯。而香港之貧富懸殊，所激化的矛盾，實則是李嘉誠們所造成。而從香港回歸之后，霍英東、包玉剛等等家族的衰落，使得李嘉誠家族的“一族獨大”無以撼動。

李嘉誠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商人，而無基本的政治謀略。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個國家，當一個企業發展到巔峰層級時，其本身已經不是商業、而是政治。李嘉誠還想依靠潮汕人的投機心理，悶聲發大財，已經不現實了。特別是當自己成為事實上的香港財富“特首”時，他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險境，還沉迷於一貫性的唯利是圖過程。

在香港回歸前后，香港本地商界，實則是一個局，相互制約，共謀財路，北京也樂意接受這樣的局面。之后，隨著與李嘉誠一輩人的消逝，李超人真的以為自己的超人了，事實是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個局，而是“李家王朝”了。

與此同時，香港貧富階層的差距懸殊加大，內生的階層矛盾事成衝突，無論是北京，或是李嘉誠，都忽略或忽視了還有一個“大多數“，他們怨聲載道，正遇到普選說事兒，衝突在所難免。而根本是:不是對準李嘉誠，就是對準北京。

這一次，占中事件，則是對準了北京。

李嘉誠撒嬌，實則是一種誤判

為什么說李嘉誠無基本的政治謀略？一是李嘉誠誤判香港變局；二是對國家政治和制度缺乏常識性的認識。

之一是，李嘉誠可能自以為超人太久了。李嘉誠在香港殖民地時期，憑著潮汕人的敢於冒險、善投機，在英國完備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成為致富的翹楚，而這一翹楚，是一個群體，而非李嘉誠一人，此即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優勢。而這一翹楚群體，在內地改革開放政策之后，迅速成為北京倚重的對象——因為在香港回歸之后，港人治港則必須要選自己人。香港富人們如霍英東、包玉剛、李嘉誠等等，都被北京視為“自己人”，希望他們在整個回歸過程及前后，發揮北京所預想的作用。

在數大家族並存“共治”時期，香港富人們在大陸各自奪食，在香港本地表面上維持一團和氣。李嘉誠憑著超級滑頭，讓霍英東等等直接與北京交往，自己躲在背后，與北京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見利就上，悶聲發大財。李氏家族今日之巨富，多少是與香港的“回歸紅利”有關，有心人可以算算。

在包玉剛、霍英東等等離世而家族衰落之后，北京可以接受的香港本土利益格局，事實已經破局。李嘉誠沒有意識到，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夠順風順水地享受“回歸紅利”，有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霍英東們在前線與北京直接拼圖，而自己無需時時與北京面對面。當香港多家族利益共治格局打破后，獨剩一支，一切全要依靠自己了。

之二是，李嘉誠得在以往與北京若即若離，失也在這種若即若離，因為自己躲在背后發大財，而失在沒有在北京建立穩定的聯盟性關係。北京缺乏李嘉誠的伙伴，不是因為北京不需要，也不是李嘉誠沒這一財力，而是李嘉誠自己缺乏的政治謀略，吃齋念佛修的是心，但成事得失修的則是勢。李嘉誠不會參與決策，而與謀略層根本不能對話。在北京看來，李就是一個商人，再大也是個“小商人”，李缺乏如霍英東、馬萬祺等等那樣的江湖義氣。這就是李嘉誠的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局限。

李嘉誠的”底褲”掉了

很顯然，李嘉誠沒有意識到香港的天，早已變成他的李家的天了。

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首當其沖了。他仍然蜷縮在以往的幻影里只想投機討便宜，而失去了十年左右的謀略版面機會。特別是在習李政府之后，又一次次地誤判，導致之后越來越失措的被動。

李嘉誠不知道自己已經頂著了天花板。因為他也許認為自己就是一商人，但世界上大概沒有多少城市，能允許他“一族獨大”，而控制或牽連一個城市的經濟命脈本身，就已經不是商業，而是政治。而在香港、特別是一個強力政府麾下的區域，李嘉誠能成就“李家王朝”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奇跡。

因為沒有應具備的謀略，李嘉誠在習李政府之始，即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陸進行“套現”。不管其是不是真的套現，但給外界的印象，就是李嘉誠不信任這一屆政府。在任何一屆政府、甚至於任何一個國家，當新的政府上臺時，需要的盟友、是實質性的支援，而李嘉誠的套現行為，無疑是以腳投票。

李嘉誠的誤判不僅如此，他有意無意的辯解，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一邊套現、一邊表白，就是一種撒嬌，一再地向北京表示：你不搭理我，我就繼續搞。他錯誤地把自己的一個“小商人”當成了大人物，他不知道：任何財富敵國僅僅是童話，你有多少財富，與一個國家、哪怕是最小的國家，碾死你也是眨眼之間。

或是北京沒有在香港找到中意的代理人，或是真想給李嘉誠一個機會，在昔日特首董建華帶領下，李嘉誠與北京見了面。假如李嘉誠不明白，這是在給你機會，而不是給你面子。那他就就離真正的棄子沒多遠了。

而李嘉誠離開香港，盡管他的財富王國遍及世界，他其實已經什么都不是了。

香港占中，注定只能是一個事件

香港的占中，只能是一種極權遊戲的外化。與普選的形式或方式，最終沒有支撐點。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在殖民地時期，香港是大英帝國的順民，因為自己不可能進入統治頂層。在回歸之后，大陸急於使得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的范本，給隔岸的台灣做出示范。但忘記了香港就是一個商業社會，並無政治細胞。

香港的李嘉誠們一次一次地使得北京對其失望。李嘉誠們根本不會幫北京的忙，僅僅是利用和貪得無厭的投機。即使在香港，李嘉誠也沒有盡半點社會責任，其多年點滴捐贈，與其換來的實際經濟利益相比，九牛一毛都算不上。而假如以創造或安置就業稱之為社會責任的話，那是社會制度的事兒，任何國家或政府，必須要保證民眾的就業條件，這不是某個人的功德。

現在北京需要李嘉誠出手，因為沒有李嘉誠“們”。而如果李嘉誠想真正盡到對香港的社會責任，就應促進政府使得香港涌現無數個“李嘉誠”，因為從目前看，李嘉誠成為“唯一”並持續多年、而且以后也難以打破這一“唯一”性，本身注定了香港社會的悲哀。

而一任占中的蔓延，將使北京對李徹底失望。占中，也將走向膠著和強力抑制。因為，普選不是一句話，而需要程式。需要有一個博弈格局，北京坐莊，香港無人。（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