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得主：如何尋找下一個阿里巴巴

文/新浪財經紐約站記者、評論員 孫思遠

在06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看來，對“草根經濟”的敬畏與尊重是阿里巴巴的成功之本，不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企業才能基業長青：“你不希望有抱負的創新者去行賄，如果官員手中的權力對你沒有意義，就沒什麼好賄賂的。”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是中國的常客了。就在約見他的頭天晚上，這位81歲的經濟學泰斗剛從中國飛回紐約。“短短一個周末，我輾轉去了五個中國城市做演講。七天之后，我還要再去中國。”菲爾普斯告訴我。

於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見到他本人的時候，他看起來相當地疲憊：“回程的飛機延誤了三個多小時。”但當我向他問起是否聽過阿里巴巴的時候，他卻一下子精神起來：

“阿里巴巴上市的消息過去幾周佔據了美國各大財經媒體的頭版頭條，我不可能錯過這樣的消息。”

9月19日，阿里巴巴成功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創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IPO。上市當天紐交所擠進了150多家中國媒體，東京電視台等日本媒體也對阿里上市高度關注。此外，馬雲還接受了CNBC、彭博、福克斯等美國主流財經媒體的專訪，上市現場盛況空前。

草根經濟是阿里成功之本

“阿里巴巴無疑是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之一。”菲爾普斯表示：“許多偉大的公司都是由一位富有遠見的創新者所領導，比如上世紀20年代亨利-福特領導下的福特公司，以及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公司。”

在菲爾普斯看來，阿里巴巴某種程度上也屬於這種類型：“馬雲無疑是公司最強有力的領導者，最一開始由他發起並帶領公司創新。”

“但當阿里巴巴發展壯大之后，持續創新就需要更多的普通員工參與。阿里巴巴剛成立的時候，只需馬雲本人有遠見和創新精神就足夠了。但五年、十年之后，其他人必須參與到創新的過程中。”

這呼應了菲爾普斯在2013年所著新書《大繁榮》中的觀點。在《大繁榮》中，菲爾普斯認為一個社會的興盛繁榮取決於這個社會的民是否有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大多數創新並非是亨利-福特這樣的孤獨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正是這種大參與的創新帶來了繁榮興盛。”

巧合的是，菲爾普斯對“草根經濟”的敬畏與尊重，與馬雲所倡導的理念也不謀而合。在阿里巴巴上市當天，站在紐交所敲鐘台上的不是馬雲，也不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或投資人，而是來自阿里巴巴的八位普通用戶。對此，馬雲這樣向我解釋：

“我們這些人上去亮相，多一次少一次，其實沒有太大意義。但對這八個人卻意義重大。我曾經提過很多次，‘中國十大經濟人物’可以有小網商或者快遞員。我沒法左右那個評選，但讓八位客戶上去敲鐘是我可以決定的。我覺得他們才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如果真要表達什麼信息的話，那麼我們是真心誠意認為，他們的成功才是我們的成功。”

為什麼美國沒有阿里巴巴

“美國的創新正在不斷衰落。”菲爾普斯向我抱怨道。如此評價一個曾經誕生過微軟、谷歌、蘋果等世界級創新企業的國家，似乎有些難以理解。

在菲爾普斯看來，美國宣揚的價值觀是所謂的“社會保障”，即保護彼此免於競爭，包括保護公司免受其他公司競爭：“這種價值觀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出，並在其1930年推出的新政中得以實踐；毫無疑問，羅斯福是一個備受尊敬的偉大總統，但他的這些理念卻不幸地影響了美國后來的發展。”

“如今的美國勞工受到法律保護，政府為了不讓民失業，開始保護本國公司，讓它們免於國際競爭，甚至身邊的競爭；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公司可以得到政府補貼，有些公司還有特殊立法，甚至特殊豁免權。”菲爾普斯這樣闡釋道。

“這令那些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很難進入一個新領域，並將想法付諸實踐，因為他們會遭遇一系列管制。”菲爾普斯舉例道：“比如，對於初創企業來，美國的稅收制度太複雜了，它們雇不起會計來做這些事情；而大公司顯然不關心這個，它們可以雇佣稅務專家來做這些事，但小公司就無法負擔這筆開支。”

菲爾普斯在《大繁榮》中引用過一位美國商人的話：“如果我要成立一家公司，我需要雇佣的律師會多過工程師。”這也是菲爾普斯眼中美國創新衰落的根本原因。

賄賂和官商勾結是死路一條

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造就了魚龍混雜的市場環境，也催生了腐敗與不公。對此，菲爾普斯直言不諱：“賄賂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它阻礙了創新，尤其在規定繁多的經濟體中。為什麼要出台這麼多規定？因為這會給受賄者帶來更多機會。”

“但你不希望那些有抱負的創新者為了生存而行賄。如果沒有那些繁雜的規定，也就沒有什麼好賄賂的；如果官員手中的權力對你沒有意義，你也不需要去賄賂官員。”菲爾普斯如是。

對於這個問題，馬雲給我的回答與菲爾普斯驚人地相似：

“我們痛恨不公，自己也不會這樣做。別人阿里起來有多少背后的政府關係，但是阿里和高官子弟在一起有什麼好處？我們是要拿地，還是銀行貸款，還是稅收優惠，還是政府補貼？我們什麼都不要。”

“阿里沒有找銀行和政府要過一分錢，沒有找政府要過土地，沒有要過一分稅收優惠。我們沒有動機，也從來沒有想過去靠腐敗賄賂。阿里不是搞關係走出來的。阿里的任何人敢這麼做，我馬上開除他。不要政府，如果阿里任何人和企業之間存在經濟賄賂，我都想活煮了他。”馬雲斬釘截鐵地對我。

如何尋找下一個阿里巴巴

不久前，菲爾普斯曾與天使投資人徐小平在紐約“正青春”論壇上有過一段對話。徐小平表示，與美國的創新者相比，中國的創新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菲爾普斯當即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中國的創新並不比美國差。

“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在2005至2010年間的創新增長率是每年1%，這個數字與美國是一樣的，並不比美國差。”菲爾普斯對我：“可我后來才意識到，徐小平是從量的對增量來思考這個問題，對增量是由經濟中的全部創新所生；而我所談的是相對增量，即百分比增長。所以我們都是對的，就對增量而言，他是對的。”

“我對於中國經濟在創新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過去五年、十年因創新所帶來的生力增長。”菲爾普斯話鋒一轉：“但是我確信，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被區域化了的，大多數成就集中在沿海地區，類似廣州、深圳這樣的地方。”

“所以，我並不認為中國達到了美國在19世紀的創新水平。”他總結道：“但中國人對於創新的熱情正與日俱增。如果每個商人都在思考怎樣提高生力、做出更好的品，創新將在整個國家呈星火燎原之勢，每次想到這兒我都激動不已。”

“但嘗試創新意味巨大的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人們需要不斷嘗試創新，並做好面對不確定性的准備。”菲爾普斯補充道：“人們要對即將踏上的未知旅途充滿期待，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在中國是否廣泛存在，但馬雲似乎已經投身其中，並做出了表率。”

下一個阿里巴巴究竟在哪裏？誠如馬雲自己所言：“如果阿里可以成功，那麼80%的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勤奮、努力和學習，願意改變自己，替別人多想想。阿里只是中國的一個先鋒，我們十五年可以走到現在，也證明了這種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