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階層流動發生巨大變化：距離變短 模式變復雜

中國社會

作為我們的鄰國，日本是如何處理階層流動問題的呢？新民周刊提到，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周維宏在《日本如何消解底層社會》中提到了三點：首先是提高了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其次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資本本身的報酬，不斷增加人力資本的報酬；最後是加強政府的收入調控和平衡社會福利能力。1985年，日本曾成功地將底層比例降低到10%左右，雖然后來有所回升，但仍維持在15%左右。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理論界學術研究與參考。

人生到底怎樣被決定？

為回答這個問題，英國導演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跨越大半個世紀，給世人帶來一部被譯作《人生七年》的紀錄片。片中的主角們是來自英國不同階層的14個孩子。從7歲到56歲，七年一個輪回，主角們一次次地回到鏡頭前，講述自己的故事。

艾普特曾說，拍攝該片是因為對英國階級制度很好奇，他想知道，富人的孩子長大后是否仍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長大后又會如何。

結果似乎印證了導演的猜測：社會階層的那道溝，或許真的很難逾越。

在中國，同樣如此。老話說“龍生龍，鳳生鳳”，新詞叫“富二代”、“官二代”、“農二代”、“貧二代”，這些符號反映的都是社會階層固化和社會向上流動受阻的現狀。

教育是提升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階梯。但現實中，寒門子弟通過教育而改變社會地位卻並沒有表現出必然的聯系。那么與過去相比，中國的階層流動到底是更容易還是更難？

七歲定終生？

《人生七年》每集都以一句慧語開篇：“讓我帶一個孩子到七歲，以后隨你怎樣帶，隨他怎樣長，他會成為什么樣的人已是注定。”

從1964年至今，紀錄片《人生七年》每七年一拍一播，從《7歲》到《56歲》，不脫節地記錄了一代普通英國人的大半輩子，每每播出都在歐美收獲極高的收視率。

當年《7歲》初拍時帶著些許實驗性質，格拉納達電視臺最初是把它當作一個時事類節目做的。他們想要表現，戰后經濟繁榮下，傳統的英國階層、特別是中下階層正在經歷大變化這一現象。

也正是在該片開拍的前一年，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勾索普和大衛·洛克伍德就“超階級理論”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討論。“超階級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財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過自身努力奮斗或其他綜合因素，從社會底層或工人身份蛻變脫離，言談舉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進入“中產”行列。

所以從一開始，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將討論的目標內容圈定在“階級”二字。

《7歲》開拍時，導演不想循規蹈矩找一些政界學界的人來說大道理，而是去英國的不同的地區找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成長環境的14個孩子：有的孩子就讀高級寄宿學校，屬於精英階層；3個女孩出身東倫敦的貧民區，兩個來自“兒童之家”、在沒有父母關愛的情況下長大，另一個出自農村山區，都算社會最底層；還有幾個是家住老工業重鎮利物浦的后代。

當時傳統的英國社會，窮富分化，階層分明。住的地方、吃的東西、看的報紙、上的學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階層之間差別大得很。該片便試圖通過與孩子的對話，不動聲色地彰顯“階層”在他們身上烙刻的印記。

從7歲孩子的回答里，還真就能看出點什么來。約翰、安德魯和查爾斯讀的是肯辛頓的高級寄宿學校，問到他們的閱讀習慣時，丁點大的安德魯說他讀《金融時報》，約翰說他看《觀察家報》和《泰晤士報》。他們已會用拉丁文唱歌，並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師，要上劍橋的三一學院。

而對出身東倫敦的托尼來說，將來能做個“賽馬騎手”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興奮不已了。同樣7歲，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兒童中心長大的西蒙，完全沒有約翰他們的寬闊“眼界”，更未曾規劃過自己的將來。能有機會見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經很高興了。有人問他“你怎么看有錢人”時，他回答“沒想過”。當時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見過真正的有錢人。

既“有趣”又“令人心寒”，這是艾普特觀察這14個孩子的成長軌跡后的直觀感觸。相隔50年后回頭看，幾個來自精英階層孩子的人生依舊是相對光鮮——他們過著優渥的生活，婚姻穩定。而那個夢想要當“賽馬騎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車司機，婚姻中出軌被老婆抓了正著，后來取得了妻子的原諒。

在來自底層的孩子中，只有兩三個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奮斗，躋身真正中產或準精英階層。就讀公立學校的布魯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約克郡農莊的尼克，成為一名核物理學家。

而那些原本身處社會中層的孩子的命運，反映出更多不確定性。

階層流動的黃金期

在中國，也有一句古話叫做：“三歲看七歲，七歲定終生”。對於中國的孩子來說，人生也是一張測繪好的地圖？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社會流動分為結構流動和凈流動。事實上，中國階層流動也曾有過高潮，“從數據上來看，一是凈流動率較高的‘文革’期間，二是粗流動率較高的上世紀90年代。”

李煜進一步解釋道，“文革”時期之所以凈流動率較高，多為政治因素影響。那些“根正苗紅”的工農子弟有特權進入大學，踏著國家給的跳板一躍千里，成為了社會的精英階層。直到“恢復高考”的號角響起，原本屬於工農子弟的特權煙消云散，而高考拼的都是“真槍實彈”，工農子弟階層向上層的流動的相對概率明顯降低。

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迎來了社會流動真正的黃金期。原因有兩個：一是大量的結構流動。當時，我國社會結構處於典型的金字塔結構，體力勞動者（特別是農業人口）占到總人口的很大份額。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總量增加和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推進了工業化進程，也創造了很多職業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術職位，這就給原為工農及其子弟的向上流動提供了機會。

“20年前100個人中有90個人當農民，10個人當工人。但現在工業化了，這些人的孩子中一半工人一半農民了，那么就‘逼迫’至少有40個孩子一定要流動，原來是農民的孩子現在做工人去了。這種流動我們叫結構流動。”在李煜看來，這種流動並不能說明流動的機會更公平、社會更加開放，只是在社會結構變遷時代，如果結構變遷的方向是從金字塔形向菱形變遷，那么必然會發生相當數量原處於中下層的社會成員及其子女向上流動到社會結構的中層。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市場轉型的契機。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那些有膽有識的創業者們憑著微薄的本金，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成功躋身精英階層。

在一項上海和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比較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於近30年上海經濟的迅速發展，上海市民的向上流動機會明顯增加，約45%的新一代市民實現了向上流動，向下流動的為26%。而聖彼得堡因為“休克療法”造成經濟萎縮和停滯，社會結構反而金字塔化了，其流動模式正好相反，向下流動占43%，向上流動只有22%，向下流動的機會要遠大於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社會結構的改變對社會流動機會所產生的影響。

“拼一定會有成功的，但也可能會尸橫遍野，在不同時期成功率是不同的。上世紀90年代經濟結構大變動，那個時候成功的機會多，只要你有眼光，能拼，就能成功。”李煜說，大致到了2000年以后，市場從短缺走向飽和，乃至過剩，機會越來越少，曾經一夜暴富的神話將難以重現，“這種野蠻生長的機會不多了。就像5年前做淘寶開小店能發大財，現在白手起家做淘寶很難做大了。”

社會中層是擴招受益者

在經歷了兩段黃金期后，中國目前的階層流動似乎波瀾不驚。寒門再難出貴子的議論聲此起彼伏，曾經的驕傲如今該何去何從？

“寒門難出貴子”的結論來自這樣一些現象：一些對中國名校生源的分析發現，考上名校的農村孩子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他們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這些觀察或分析大多局限於某一特定高校或專業，有些缺乏可靠的歷史比較數據。

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如有學者對北京大學和江蘇蘇州大學1950-2003年學生學籍卡資料的分析，發現近30年來兩所學校中農民子弟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在1980年代末開始還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會中下層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之路已經被堵塞這一結論的可靠性有待進一步驗證。

李煜介紹，全世界的階層繼承或流動無非是通過三種機制：一是獲得制度化的機會，現代社會就是通過教育；二是繼承父母的地位和財產；三是尋求市場機會。

多年前，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研究報告也指出，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干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固定的情況下，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於是，對於寒門學子來說，父母的社會地位已無法改變，加之市場機會的黃金期已經遠去，教育成了他們唯一的“稻草”。但隨著大學的擴招，“知識改變命運”也變得不確定。

對此，李煜用美國學者提出的“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論來解讀大學擴招背后的實質。該理論認為大學擴招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是中產階層的孩子們。

“比如，工農子弟的入學率可能從10%增長到20%，但中產階級的孩子可能從30%增長到80%，兩者的增長是不成比例的。”李煜直言，現在大量中國的經驗研究數據表明，基於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並沒有明顯降低，也有研究報告教育不平等是上升的。與中產階級的孩子們相比，工農階層的孩子們的相對入學機會至多是同步上升而已，但盡管這樣，工農階層子弟在升學的絕對錄取率上也確實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雖然說腹有詩書氣自華，但還有一種氣質卻是與生俱來無法模仿學習的。李煜指出，文化資本對於人的成長同樣至關重要，“有一部分的文化資本取決於每個人的家庭背景”。

當富家小孩從小游走在高級畫廊，聆聽高雅歌劇，探索神秘博物館的時候，寒門子弟也許很少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機會出入這些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富家子弟開口閉口貝多芬和莫奈的時候，寒門子弟也許無法很好地融入這些話題，久而久之，社會交際圈形成，寒門子弟則會被拒之門外。

網絡上曾經很熱的一則帖子名為《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這個有些幽怨的標題多少讓人感受到了主人公心里的自卑感，而這正是由於文化資本的缺失所造成的。

此外，當孩子們準備考大學或是大學畢業的時候，家庭背景較好的家長會傾盡全力支援孩子的學習，而窮苦家庭的孩子也許會動搖繼續上學的念頭，各種現實因素在困擾著他們。

狄更斯在《遠大前程》里說過：機會不會上門來找人，只有人去找機會。但事與愿違，一心想要躋身上流社會的主人公pip最終落魄回鄉。小說總是帶有夸張色彩的，但小說卻也是取材於現實，折射了生活。

不過，李煜也指出，在高等教育擴張的背景下，經濟發展、特別是產業升級不足，未能新增足夠的管理和技術崗位，現今大學生的確遇到了就業難、待遇“民工化”的問題，這就凸顯了社會結構變遷的滯后對流動機會的制約作用。所以，因為近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沒有如1990年代那樣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導致了普通工農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受限。

促進機會公平

在李煜看來，現代社會，教育對於社會流動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社會中下層實現向上流動的階梯，也是社會中上層完成社會繼承的手段。不可避免，在社會中下層“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和社會中上層子弟“地位維繼”之間會發生博弈和爭奪。

盡管近年來國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來保障教育公平，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效果往往背道而馳。“自主招生政策就是阻礙社會流動的一套體系，一方面是自主招生的公正性還缺乏有效的監督，同時由於現在所謂素質教育的背后往往是家庭背景條件的差異在起重要的作用，自主招生無疑更可能將家庭背景好的孩子送進了更好的學校。”李煜毫不客氣地指出。

“中國社會流動在排除了結構流動后的凈流動率其實在各個時期相差都不太大，只是流動模式變了。”李煜告訴記者，過去階層流動之所以明顯，是因為那個時候盡管絕對人數不多，但長程流動很多，即從工農子弟一下子晉升為干部或專業技術人員，“目前中國的階層流動量實際上多於過去，但流動的距離卻縮短了，流動也就不那么明顯了”。

李煜認為，當一個社會成熟以后，階層流動多以短程流動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一種必然，也是社會常態。

他建議，目前國家要做的，首先是在制度設計上盡量避免因家庭背景而導致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社會熱議“寒門貴子”問題的背后，是民眾對近年來各種各樣“拼爹”遊戲的憤慨和憂慮。高考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不但承擔著培養人才的重任，更是社會篩選的主要機制。在當前社會狀況下，教育進一步改革的方向，需要把教育公平放到首要位置，這是維護社會團結、促進社會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次，需要有良好的社會選擇機制，這是指一個社會是如何篩選人才的，是否公正分配流動的機會，是否做到人盡其才。即使在社會結構穩定的情況下，雖然不能“做大蛋糕”，但只要能公平、公正地分配機會，仍然可以打破社會階層壁壘，讓社會充滿活力。一個理想的社會，其社會選擇的唯一原則是績效原則，就是以個人能力、努力為標準，推動各階層社會流動機會的均等化。

“如果社會流動的機會仍然能公平地分配，就不意味著社會階層的固化。待日后經濟規模的進一步擴張、產業結構的調整，各社會階層都可能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李煜說。

國際上的階層流動難題

階層流動的問題不僅僅出現在中國，其他國家其實也為此煞費苦心。

作為我們的鄰國，日本是如何處理階層流動問題的呢？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周維宏在《日本如何消解底層社會》中提到了三點：首先是提高了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其次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資本本身的報酬，不斷增加人力資本的報酬；最後是加強政府的收入調控和平衡社會福利能力。1985年，日本曾成功地將底層比例降低到10%左右，雖然后來有所回升，但仍維持在15%左右。

同樣為亞洲國家的韓國，其社會流動呈現出停滯狀態。據《朝鮮日報》報導，在韓國，從1990年到2008年，經濟地位得以提升的中低階層越來越少，合同工和臨時工的增多使收入提高變得更加困難，韓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關注弱勢階層的社會保障問題。

在英國，階層流動同樣似乎已經“石化”。據bbc2013年10月29日報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發現，過去八百多年，英國的社會階層幾乎沒有發生變化，有地位的人繼續占居高位，中下階層的人也繼續待在中下層。盡管有限制資產階級的繼承法和累進稅制的控制，但實際上私權和貴族家庭絲毫未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