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所有的被詐騙的背后都有合謀詐騙的可能

毛振華：宏觀形勢和風險

宏觀風險釋放應該怎么釋放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

2014年6月17日，北京—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誠信國際”）與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聯合召開信用風險會議，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在大會上做了主題報告，報告分三部分：首先講宏觀形勢和風險，第二是我們宏觀風險釋放應該怎么釋放，最後談一些具體的政策。

首先看宏觀經濟形勢，從外圍來看，美國失業率開始下降，經濟已經走出危機，重新走到一個增長的軌跡，歐洲最困難的時期也已經過去，日本經濟的現狀比它過去長達二十多年的低增長，甚至是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局面已有所改變。

中國經濟還是在延續下行的頻道，預計下半年會有一些刺激政策出臺，但很難拾回上升的頻道。

剛剛公布的5月份的數據，制造業下降，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下降，只有基建投資的速度有所上升，而房地產投資需求也會繼續下滑的。

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這是很大一個問題。整體經濟下行的趨勢和壓力的情況下，應該想辦法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來鼓勵企業投資和鼓勵企業擴大再生產。

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跟我們M2的增長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金融是個資源設定工具，核心是個風險控制，互聯網金融基本上這兩件事情都做不到，特別是不做風險控制，現在搞一個資金集合體去談存款，它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市場化利率的發現機制，它能讓大家感覺得到到底能接受多高的利率，兩個利差之間基本上是中國的市場利率的真實反映。 所以我認為互聯網金融是個偽命題。

在全球經濟危機暴發時，我們正好處於下行期的時候，全球危機之后，全世界的政府采取了極大的力度，政府干預，中國盡管處在一個調整性的周期中，但是我們也采取了跟危機的國家一樣的，甚至更猛烈的政策。所以，就使得我們在上一輪增長的時候，該調整的，該處理的問題並沒有有效的處理，反而因為2008年以后我們的強刺激政策，把有關的問題進一步的加劇。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是多種風險持續累積。

同時我們把短期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常態化，經濟增長嚴重的依賴貨幣供給，我們當時在做刺激政策的時候，借用了國有企業這個頻道來實施這個政策，我們跟西方國家一樣，都走了擴信貸擴投資的道路，但是我們開始是借用，現在實際上根本不是借用，是高速公路，不能關閉的。這又是很大的問題，我們沒有回收市場的流動性，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國有企業大量的獲取了資本，獲取了社會資源的設定能力。這些企業沒有能力償還這些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是新的企業，實際上沒有能力償還這些債務。 也反映經濟泡沫的累積。

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過高，有人統計國有企業負債增長和市場部分的利差比國有企業實現的利潤高得多。反過來說這筆資本是效率最低的資本。

另外，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破滅，因為我們知道的美國的金融危機的引爆也是從房地產泡沫破滅開始。盡管我們知道，但是我們2008年以后又經歷了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的上浮，我們知道房地產泡沫可能出問題，價格要控制，但是盡管如此，國務院出臺了好多好多，今天國幾條，新幾條，舊幾條，但是2008年以后，在我們真切知道房地產有可能出現泡沫破滅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還大大上漲，起碼翻了一番，甚至兩番。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累積的問題很大。

現在我們考慮的是怎么防止房地產泡沫災難性的破壞。災難性的破滅就會引發金融系統的問題，大家知道影子銀行的錢去了兩個地方，主要是房地產，另外去了地方政府。所以，這個泡沫破滅就會引發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

風險的累積到了相當的程度，我們一定要面對這個風險，要解決這個風險。

第二部分我們討論一下風險釋放的基本思路。我們認為風險的釋放的核心要避免系統性的風險，延長風險釋放的時間視窗。

經濟結構的調整是讓經濟重拾增長的動力，來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動力和風險的問題。為什么選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風險，我們覺得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過程，是個必由之路。

從經濟的運行機制上講的話，我們要解決市場經濟跟法治經濟，不能是人治經濟，並且我們要調整收入分配關係，這些都要通過改革才能實現我們一個新的格局，新的格局就是市場起絕對性作用的

風險消化的核心要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實現風險的緩釋減少對經濟的破壞力，同時時間才能解決很多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經驗。大家知道高負債的問題，如果你控制負債規模的情況下，經濟能保持一個增長你就知道你的負債率實際上是降低的，內部的存量資源的轉換，使得一部分資源釋放到更有效率的部分的時候，它對經濟增長體系的推動也是可以延緩風險的。所以，很重要的一條，我還是很支援現在國務院政策的調整，就是要把穩增長作為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最重要目標的核心不是我們一定需要這個GDP解決就業，而是我們需要這個增長速度來延緩風險的爆發。

我們怎么來實現我們風險的緩釋，從長期來看我們做市場化的改革，我們要正確看待債務違約，要實現風險處置的個案化，防止系統風險，這個是我們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剛性兌付成為我們很大的一個風險累積的包袱，不解決肯定不行，借了錢就可以不還，一定政府償還，企業被當地政府償還，地方政府被中央政府償還…，這個邏輯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一直被人認為是這樣。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債務還會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我們的資源設定就不能得到一個很合理的分配。同時我們要把降杠桿，去產能和風險的釋放結合在一起。

控制金融風險我覺得是重中之重，金融風險理論影子銀行又是最核心的，關於影子銀行的問題大家有很多分析，影子銀行的量跟整個金融資產的比重來看不是它的比重超過銀行，超過傳統的金融體系，但是它是一個最活躍的，最市場化的。同時又是風險最大的。所以，如果出現問題有可能也引發系統性的，它跟債務市場要掛鉤，跟債券市場要掛鉤，跟人們心理上的預期要掛鉤。所以，是很重要的。實際上可能它來自於銀行本身。

你從銀行貸一億，銀行的信貸終身負責制，經過很復雜的流程，調研、抵押、評估一套流程，最後給你把這錢貸出來了，但是你發現影子銀行銀行沒有做那一系列工作，包括銀行去購買銀行間市場債務工具，沒有做什么調研，他們看看評級，其實評級他們也不看，是個級就行了，核心他們認為在這個市場能買的就會被償還，但是他們真的這么認為嗎？作為一個金融體系的參與者，其實未必，這里面掩蓋的就是道德風險。

關於這方面我有一句名言，“所有的被詐騙的背后都有合謀詐騙的可能”，因為我們知道信貸終生負責制，發債的終生負責了嗎？發債的人把一個爛的公司包裝押評級公司的級別，最後把它推銷掉，拿一筆高額的獎金就跑了，市場沒有懲罰機制。這一點我一直在呼吁，讓我們覺得壓力最大的不是什么發行主體，是承銷商的道德，你不給我級別我就跟你斷絕關係，威脅。承銷商是個集團，威脅評級這個小集團，哪里是什么發行主體？分明就是他們，他們才是風險的制造者。

我強烈呼吁一定要把發行主體的終身負責制建立起來，要對出現大的風險的承銷機構的人員實行追責，要把他們拿的不道德的獎金追回來，這是很重要的一條。現在這些體系里風險的制造者是誰？風險的制造者是金融體系的從業人員，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你不要看哪兒有風險，金融體系的理論邏輯、政策法規清清白白，想突破它的都是這個機構里的人員，都是趨利性。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的風險就會在另外一個層面爆發。原來我們銀行體系有所解決，現在的問題是影子銀行問題，影子銀行的從業人員的問題，沒有像銀行體系的從業人員的監管那么嚴。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是非常用戶監管機構在這個領域里下狠手。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塊很重要的建立金融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我們在金融企業和金融產品都要破除終身制，解決剛性對付問題，這是很重要的，這個建立起來之后新的風險就不會進一步爆發，就不會進一步累積，這是我們現在要注意到的一個問題。

另外，從改革來看要高度關注降杠桿的問題。以前我把降杠桿作為整個中國改革一個焦點。因為我認為2008年以來的中國的杠桿上升集中體現在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那就要有國有企業退出一部分市場的可能性。這樣也有可能提高我們整個市場的效率，重塑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所以，我覺得降杠桿的另外一面從金融體制上看，降杠桿的降低是有序的，我們要觀察市場的反應，要防止劇烈行為的出現或者過激行為的出現，在恰當的時機做恰當的動作，使得我們風險的釋放能夠在一個緩慢的過程中來發展。

簡言之就是兩條，第一條要堅持我們保增長，保持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本身是可以延緩風險的爆發的，經濟總量的增長本身也是可以消化一個系統風險的，這是我們要建立的一個重要的認識。另外一面，我們要正確面對市場的風險，要開始對某些引發系統風險累積的體制性、機制性的問題進行逐步的解決，要從警示，從提醒開始到實際的行動，逐步逐步的讓人們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從而對新的風險累積進行控制，並且逐步消化一部分舊的風險。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有可能避免災難性的爆炸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我們只是需要面對經濟周期所調整的所需要的壓力。如果僅僅是周期性的調整，我相信中國經濟體的承受能力是有的，不僅是有這個能力，而且也必須有這么一個機制來應對未來市場經濟的形成過程中隔若干年再一次調整，也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