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的“笑話”：老撾軍機墜毀引發與中國的陰謀論

地緣政治的“笑話”：老撾軍機墜毀引發與中國的陰謀論

編者按：香港《南華早報》刊文指出，5月17日，屬於老撾軍方的一架安-74運輸機在萬象飛往川壙省途中墜毀，機上17人中有16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當齋.皮芝、公安部長通班.森.阿蓬等高官。此次飛行，原本是送老撾黨政軍領導人參加當地駐軍——老撾人民軍第二師成立55周年慶典，結果卻成為一場悲劇。事件發生后，網絡上和部分媒體傳出“陰謀論”的論調，認為皮芝、阿蓬等人是“親華派”，他們此次集體墜機死亡，或許是遭到某些政治勢力的暗算。

陰謀論的依據

陰謀論的依據之一，是飛機本身。

安-74是老撾較新的專機，墜毀的這架2009年剛剛交付，照理說，新飛機的失事概率，理應比舊飛機小得多，但這架新飛機居然就失事了。

作為雙發渦輪螺旋槳飛機，安-74速度較慢，低空效能較好，失事墜毀后乘員的生存概率，一般而言要比噴氣式飛機大得多。此次失事地點，距離川壙機場跑道不足4公里，飛機墜毀后，機上尚有3人存活（其中兩人送院途中不治），而這存活的3人，竟都是機組成員，機上眾多高官無一人幸免。

陰謀論的依據之二，是“摔死的都是親華派”。

一些訊息來源稱，失事飛機本可以搭載68人，計劃搭載43名高官，其中不僅有皮芝、阿蓬等，也包括國會主席巴尼.亞陶都等其他高官，但令人費解的是，亞陶都等多數高官在行前突然改變計劃，提前搭乘另一架客機起飛，逃過了一場劫難。陰謀論者據此相信，這其中必有奧妙，皮芝等“親華派”，很可能是“被失事”了。

陰謀論的似是而非

然而上述假說似是而非，其中存在很大的證據鏈空白。

首先談飛機。

安-74固然是具有短距起降效能的螺旋槳飛機，但蘇/俄運輸機最大的問題，是維修、保養不便，這對於技術落后、維護條件惡劣的老撾而言，是相當麻煩的。

不僅如此，由於自身的需要，蘇/俄軍用運輸機的共同特點，是寒區效能極佳，而高溫、高原效能糟糕，安-74在這方面更加突出（長期被用於南、北極科考探險運輸）。而老撾不僅地處熱帶，高溫高濕，且失事的川壙機場，海拔在1500米以上。

至於“墜毀地點靠近機場”，本身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統計數據表明，飛機失事，絕大多數發生在起飛和降落兩個高位視窗期，而巡航飛行狀態下失事概率是很低的。

由於失事原因尚在調查中，5.17空難究竟成因如何，目前尚不能下結論。這里要說的是，以現有的證據，是不足以推斷出“失事系陰謀所致”的結論的。

值得一提的是，老撾本就是著名的空難多發國家，北部山區更是空難密集發生區，自上世紀50年代起，老撾發生致命空難次數達30次之多，此次5.17空難是老撾歷史上傷亡人數第二多的，而傷亡人數最多的空難，就發生在去年10月16日，當時老撾航空301航班atr-72-600雙渦輪螺槳客機墜毀，機上49人全部罹難或失蹤。

陰謀論的另一大“力證”，是原定搭乘安-74的43名高官，最終竟有近30人未登機。不過這一看似蹊蹺的“力證”也並非沒有可解釋的理由：未登機的高官及家屬，大多數為文官，而登機的則多數帶有軍、警背景。安-74是螺旋槳小飛機，系軍用運輸機，而非專門的客機，舒適性很差，如果有諸如atr-72之類的客機可搭乘，不習慣乘坐軍機的文官改變主意，並非什么離奇的事。

只有遇難者才“親華”么？

陰謀論者認定陰謀的關鍵論據，是“摔死的都是親華派”。

照他們的說法，皮芝、阿蓬等一貫主張對華友好，在他們的積極努力下，2011年10月中老緬泰湄公河流域安全執法合作會議成功就四國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機制達成共識，在徹查10.5湄公河中國船員被殺案過程中，他們也給予中國許多配合、幫助。

但上述“親華事跡”，實際上都是身為主管部門職能主官的職務行為，任何人處於他們的職位，都只能那樣說、那樣做，而他們的言行，則要對老撾黨和政府負責。

如果把視野稍稍放得開闊些就會發現，“親華”的遠不止這些5.17空難的遇難者。

老撾最高領導人，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朱馬利.賽雅貢自2006年任職至今已4次訪華，主持推動了中老“良好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建立，並積極推動云天化(600096,股吧)中寮礦業老撾5萬噸氯化鉀工程、泛亞鐵路老撾段等重大合作項目的立項、建設，是中老目前密切關係的“主推手”。

老撾總理通邢.塔馬馮2010年就職后已3次訪華，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中旬，作為政府首腦，他是中老間許多部際合作的協調者，前述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機制的達成，和中老兩國司法合作“再上新臺階”，塔馬馮是重要協調人和操盤手，他還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應學習、借鑒中國法制建設和司法工作經驗，不斷推進老撾法制建設進程。

此次因提前換機而幸免於難的亞陶都同樣活躍於中老交流、合作舞臺，今年1月還出對中老藝術家聯合推出的萬象“中老情.合家歡”大型春節聯合晚會公開表示祝賀，她本人曾多次表示，希望中老雙方進一步加強各領域合作，共同推動兩國友誼世代相傳。

如果說“遇難者都親華”並沒有說錯的話，那么陰謀論者卻有意無意忽略了更為重要的事實——那些幸免於難的高官，按照同樣的標準，也一樣可算作“親華派”。

地緣政治下的“親華”

如前所述，遇難的幾位老撾高官，其“親華”言行很大程度上是職務行為，或者毋寧說，老撾政要幾乎無一例外發出“親華”聲調，是地緣政治情態使然。

作為東南亞唯一內陸國，老撾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經濟上需要“搭車”周邊更有前途的大型經濟體，很顯然，中國是最經濟、最現實的選擇。

不僅如此，歷史上，老撾常常被籠罩在強鄰越南的陰影下，政治、經濟、軍事上每每受制於人，而在冷戰結束，美、蘇勢力淡出印度支那后，本地區唯一能幫助老撾實現與越南間的“安全平衡”的，就只有和老撾、越南同樣山水相連的中國。

這種特殊的地緣政治情態，決定了老撾黨政軍每一個領導人，不論其內心作何想法，在任上、臺面上，都必須努力表現得“親華”，都要大談“中老友誼、萬古長青”——一如每一個老撾領導人同樣也要努力表現出對越南的親切和善意一樣。

這種出於地緣政治的“天然選擇”，在中國周邊並不罕見。

如巴基斯坦，由於和南亞次大陸更強大的鄰居——印度處於敵對狀態，且軍事盟友——美國因同樣需要印度的戰略合作，對自己的支援始終半心半意，出於生存需要，歷屆巴基斯坦政府，盡管政見不同，政體各異，甚至互為仇敵（前總統齊亞.哈克就曾處死布托，而布托的女兒、女婿后來又先后擔任過總統、總理），但在“親華”方面卻如出一轍地堅定不含糊。很顯然，這種“親華”，出發點是自身的安全、甚至生存，只要印巴間的對峙、隔閡一天不消除，巴基斯坦不論政局如何變化，朝野如何對立，在“必須親華”這個問題上，就一天不會有實質上的分歧。

相反的例子是蒙古。由於一直擔心被中國“吃掉”，蒙古在冷戰后執政黨反復更迭，卻總是將更多賭注押在唯一的另一鄰國——俄羅斯，和所謂“第三個鄰國”——美國、日本頭上。

國際政治和政治家，其言行和選擇的出發點，首先是形勢，歸根結底是利益，而其真實想法、好惡，反倒往往是第二位的東西，一如堅決反共、對蘇聯全無好感的丘吉爾，在二戰危難之際，也會毫不猶豫地和莫斯科結盟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