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成玉：中石化每天繳8億元稅費 國際同行都不信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董事長傅成玉在《變局下的中國商業環境》論壇發言。

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於9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舉行。在主題為《變局下的中國商業環境》論壇上，中國石油(8.01, -0.08, -0.99%)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表示，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去年繳納稅和費3200多億，也就是每天要交8億元人民幣，跟國際同行比，他們都不相信。

以下為發言實錄(部分)：

主持人王波明：傅成玉先生，你來談談為什么要改造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發生了什么問題？

傅成玉：我覺得國有企業，當談我們這一輪改革的時候，我們要回顧一下我們80年代初中國走市場化改革，然后我們那個時候是百分之百的國有，沒有民營企業，中國的一個最大的競爭力，我認為是制度創新的競爭力，我們中國創出了一個基本經濟制度，叫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所有制共同發展，由於有了這個制度，國有企業沒有死掉，發展壯大了，現在可以說是代表了我們的經濟實力。同時，又有了多種經濟所有制共同發展，我們出現了一大批民營創業家階層，這個民營企業代表了我們國家經濟的活力，所以我們國家有實力加活力，就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我們90年代末到新世紀(行情,問診)初，國有企業曾經歷了一場生死的搏斗，我們曾經經歷過了三年脫困，那個時候國有企業幾乎就要滅亡了，所以經過了三年脫困，市場化改造，這一改造國有企業走向市場了，所以競爭實力大大增強，現在在國際同行業當中中國的各個行業的大企業，排在世界前面的基本都是中國的國有大企業，這個是代表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的。至於中國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所有制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既把國有壯大了，又把民營發展了，既有活力又有實力，但是前蘇聯結果相反，他最重要的國有企業基本上實力沒有了，因為經過私有化，民營企業創業家階層沒形成，所以他的經濟活動也不夠。

我們這一輪要解決什么？為什么還要改？中國是在發展過程當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解決了前一個階段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我們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階段，無論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要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階段，這個競爭力對於我們國有企業來說改革是我們新的任務，改什么？一個叫做市場化，更加市場化，一個叫做去行政化。這兩個解決了，我們企業的治理問題、企業我們內部的效率問題，資產質量提高的問題，就更容易解決。所以我們的改革不是要把國有企業搞沒，更不是私有化。所以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里頭非常明確，我們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促進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我們圍繞這個目標去談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如果離開了這個目標改革的方向就錯了。所以在我們企業改革里頭，第一，是怎么樣使我們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堅持下來，使經濟的主導地位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要進一步增強，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核心就是市場化和去行政化。

主持人王波明：傅總，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國企改革出路？

傅成玉：我想我們談還是有一個基礎，還是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這個里頭對國有企業改革，應該說混合所有制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只是在我們國企改革里的一項內容。

過去我們混合所有制並不新鮮，從84年以后，我們國家一直都在提倡混合所有制，而且我們現在實際就是股權多元化嘛，我們一直在走這條路，今天提的混合所有制，是說把他作為一個實現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形式來表述的，所以既不新鮮，你又不要說一個措施解決所有的問題。國企改革更重要的東西有很多領域，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核心是解決好企業我們如何更市場化，如何去行政化，這個去行政化，我們和董明珠女士這兒不太一樣，她是地方國企，地方國資委管她們，我們是中央國企，所以我們相對要比他們在治理的自主能力上更強。

主持人王波明：等於你說中央政府對你們中央級的國企管的要少一點，不像地方國企。

傅成玉：要少很多，因為我們企業所有的決策都是企業自主決策的，我們的董事會沒有一個是直接從政府部委派來的官員，我們也有外部董事，特別是我們這個行業是一個國際性的行業，他不是一個區域的、不是一個國家的，石油化工從來都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們的競爭是在國際上和我們的同行在競爭。包括Mohammed H. Al Mady先生，我們既合作，在某些領域我們又競爭，所以我們的競爭力是在哪里，是在國際上比、是在全球上比。我們現在在國際上的投資已經超過了900億美金。

這900億是哪兒來的呢？第一，不是從政府財政拿的錢，當然我們自己產生的利潤，再加上我們的負債，更多的我們並不是從中國的銀行貸的款，我們是從國際發的美元債券，因為他的利息更便宜，今年就發了70億美金。

所有這些投資，中國政府的部門他沒有一個批準的程式，說你必須報我批，但是我們有很多，因為我要用外匯、要用人民幣買美元，所以要有一個申請批準這個程式。

另外一個，我們說這一輪改革主要在經濟領域是解決市場和政府的關係，這是李總理昨天說的，我們的政府對我們的影響是什么呢？第一，項目審批，在中國的項目審批，這是一個。再一個，在法律環境下，就有一些是該市場管的，過去說政府管，所以李克強總理昨天說，他更多的是簡政放權，讓企業自己做決定。我們過去你在哪個地方要投資，得要符合五年發展計劃，這個現在還要，當然還藥行業發展的規劃，環境的問題、安全的問題，但是你企業回報的問題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中央的事，分紅的事國家有大政策規定，要多少你就給多少。我們真正在國內的，除了稅以外，我們更重要的要付更多的費，這個是中國的特色。但是反過來，你是中央企業、你是國有企業，你是全民性的，所以你要給政府交更多的費，所以我們一年稅和費加在一起，去年就3200多億，每一天我要跟我的國際同行比，我說他們都不相信，我每天要交8億元人民幣。

[NT:PAGE=$] 主持人王波明：每天？

傅成玉：每天。所以你算，300多天不就三八二十四，二千三四百億嘛，因為我們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要盡全民責任，不是僅僅在我們說交多少稅上，也不僅僅是交多少紅利上，費上更多，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為什么要打造國際競爭能力？我們為什么要提高我們的效率，要讓市場上的競爭力，這就是國企改革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在國際上要有競爭力，我要效率要提高，我的治理更要透明，規範、公開、透明，這是我們治理上一個基本要求。

再一個，你這個有了競爭力了，你有更大的本事和能力去負社會責任。比如說我們在環境治理上，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上，大企業要盡大責任，我們決定三年要拿出228億元，解決我們的生產設施的能效問題、環境問題。

在這個領域里頭，除了這個社會責任我們還有其他的，比如說就業問題。咱們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以大批裁員為改革的目標，如果說我們的人均效率沒有國際同行高的話，這也是事實，但是中國的現狀，13億人口，我們不能靠減員來解決企業競爭力，我們要提高管理效力，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和提高我們的勞動效率，來把這部分彌補掉。所以盡管是我們承擔的社會成本很大、責任很大，但是我們的增長年年沒停過，而且在國際同行中我們一直處在比較好的增長位置。

這個方面說明什么呢？就是說你要打造競爭力，提高效率，不是僅僅靠減員，盡管我們確實多，我們國際同行最大的，我大概人員超過他的10倍，但是我們也把這個問題處理的很好。所以我覺得中國要走中國的路，中國的企業不能夠僅僅的簡單的學西方，我們學的是理念，學的一些技術、技巧，但是如何操作、如何管理，一定要有中國的國情和企業的國情。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一輪改革，會使我們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我們整個的經濟競爭實力會大大加強。

主持人王波明：關於中央企業限薪，傅先生，你來談談這個感受。

傅成玉：可能這個事我說還是最合適一點，因為我是直接的當事人，這個問題怎么看？從個人角度看、從國家角度看他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國際上的趨勢看你也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從個人角度看，一般來說你降薪都不是很高興的事，但是如果你把個人拋開，你站在一個國家的角度看，恐怕你就覺得這個事是應該做，為什么呢？就是我們國家和西方國家一個最大不同，就是我們追求共同富裕，這是我們一個從共產黨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是要往這兒導向的。

第二個，我們國家過去是一直強調老百姓、人民群眾、廣大職工是主人翁的，這是咱們的教育，我們走的就是接受這個教育這條路。再一個，就是我們國家現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一個社會怎么樣能夠和諧穩定的往前發展，讓更多的人在改革發展中受益，而不能僅僅是少部分人受益，盡管這少部分人還挺重要，像我還占著那么大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把他放開看，我們國家讓誰受益呢？應該讓更多的群眾受益。可是我們實際狀況是差距越來越大，盡管我們中央的制造業、國有企業這塊相對還好一點，但是和我們自己的工人、我們自己的雇員差距還是很大，我想再多收入我也想要，可是我怎么帶這個隊伍呢？怎么讓我這100萬員工他的積極效能高呢、他的創造效能高呢？所以你換個角度看，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不是幾個管理者的問題。

我說這個不是唱高調，因為我一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舉個例子，我們在80年代初我就開始參加對外合作，我當中方的首席代表和外國的總經理，我們在一個辦公室辦公，然后所有進去的我們的雇員，我們派去的人，包括我的秘書，他們當時是外國公司給發工資，我在深圳的時候發港幣發1000港幣，我是中國這邊發300人民幣，但是我們就是這么走過來的，這就是我們國家要想讓國家發展、讓我們整體的老百姓受益，當領導的、當官的不能先受益。

我再講一個，我在中海油，中海油是一個紅籌股，什么是紅籌股？就是這個公司整體的資產和公司注冊在香港，視為外商，也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們當時的世界是個什么潮流呢？是人家外國投資者說，你拿那么兩個錢，你把我的錢都拿去管理我放心嗎，說你的工資低了我不放心。所以我們就按照當時國際的潮流，給我們設計了香港叫董事袍金、董事酬金、基本工資，還有期權。當時我們的董事袍金，在2001年的時候大概是300多萬，不到400萬，后來就漲到800多萬，我們的期權，加上一年就1000多萬港幣。當時既是董事會批準的，又是我們國家財政部，我們要報這個得到批準的，你拿有沒有問題呢？沒有問題，就是合法。

但是我們領導班子，我就跟我們當時的管理團隊說，這個錢咱們沒法拿，為什么不能拿呢？是因為你要拿了這個錢你就帶不了這個隊伍了，因為中國的隊伍，工人階級我們的歷史和西方不一樣，西方一開始就私有制，我們是公有制，所以大家認為財富是我們共同創造的，怎么你突然拿那么多呢，你要想繼續帶這個隊伍，繼續想在這個平臺當領導，你不能拿，所以把給我們的東西再交出去，我們在香港交了稅了，但是我們捐出去了，然后這邊還是按國家給我們多少我們就拿多少。但是並沒有影響我們公司的效率，也沒有影響我們領導班子的積極性。

我們的公司上市的時候，當時市值是60億美元，我離開的時候市值超過了1000億美金，所有的投資者都說，因為我讓他們賺錢了，我們公司效率在提高。所以我到了中石化，這些投資者又跟著我到中石化來了，他買了中石化的股票，這個並不是說我們個人收入多少這個公司才能好，你離開中國的國情談世界上跟我的同行比，這是沒法比的。

再說一個，現在全世界風潮又倒過來了，08年以后，全世界批評高管拿高工資，過去是怕我們拿低了，現在全世界都在批，我覺得我們中國走的是對的，如果我們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你想賺大錢，你最好離開這個平臺，你跳出去，別在這兒干，也照樣能賺錢。但是我覺得意義不在賺錢，你把一個大公司發展好了，在國際上有競爭能力了，像我們這些人，我的國際同行就尊重我，我走到世界哪兒我受尊重，我覺得這是中國人很難得的東西，比工資重要，比收入重要。

主持人王波明：所以傅總你的意思就是，國企更多的還是要靠覺悟，得跟國家站在一起嘛。

傅成玉：要這樣說，你跟你的員工要有一個合適的比例，如果我們像西方，你和你的員工差幾十倍、上百倍，在西方私有制為基礎成立的企業是可以的，在中國我們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建立起的國有企業你是干不成的。

我在離開中海油的時候，我的期權港幣值4個億，我們就把它捐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他們並沒有把個人收入多高作用主要的。所以這次一宣布這個，我們沒有什么意見，但是我跟工人比，我們還是比他們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