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向自身“亮劍” 可看作習近平反腐決心宣言

中紀委向自身“亮劍”

編者按：中紀委在中國古代相當於什么機構？在古代扮演中紀委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臺，紀委官員相當於御史，御史不理庶政，專門打老慮、拍蒼蠅。監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鐵者自身過不過硬，有沒有屢敗屢戰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為關鍵。

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是2013年兩會后，本輪大規模反腐，紀檢監察系統又一位被被組織調查的官員，此前，有李崇禧、金道銘、何繼雄、申維辰等先后落馬，其中李崇禧、金道銘、申維辰三人都是部級官員。

中紀委向自身“亮劍”，一方面說明，作為反腐“清潔劑”的紀檢官員，一部分已蛻化成“腐蝕劑”，成為害群之馬，嚴重影響紀委自身的清廉形象；另一方面說明，正人必先正己，自身硬了，才能去打鐵，才敢去打鐵，中紀委開始兌現“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承諾，通過“清理門戶”來塑造“打鐵隊伍”。

那么，中紀委在中國古代相當於什么機構？古代的中紀委是如何反腐的？嗯，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在古代啊，扮演中紀委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臺，當然后來也有都察院之類的稱謂。紀委官員相當於御史，御史不理庶政，專門打老慮、拍蒼蠅，過去叫“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明史》），這是古代監察制度的重要內容。

據邱永明先生考證，以御史彈劾為核心的監察制度創立於秦，秦和西漢的中央監察機關稱御史大夫府，御史府長官為御史大夫，雖為副丞相，但並不受丞相領導，而是與丞相和太尉同位三公，分別受皇帝領導。西漢末到東漢，御史府演變為御史臺，放在皇室的親信機構少府，與尚書臺、謁者臺合稱“三臺”，御史中丞作為臺主與司隸校尉、尚書令號稱“三獨坐”，具有獨特的地位。至魏晉，御史臺脫離少府，成為獨立的中央監察機關，歷代承襲而不改。（邱永明《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版）

為什么帝國要建立一套監察制度呢？因為各級官員是帝國老板皇帝請來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仔偷懶怠工，尤其貪臟枉法、徇私舞弊，挖帝國公司的腳墻，導致帝國大廈傾覆，所以找一些監工來監督打工仔，使其盡忠盡職盡責，不敢貪腐。講得文縐縐一點，就是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督察之意）之；畏監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三國志•魏書》）

御史既是監工，當然不能由被監督者來推選任免，必須由皇帝親自任免。杜易簡《御史臺雜注》云:“監察御史自永徽以后，多是敕授，雖有吏部任擬，門下過復，大半不成。”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個年號，這話是講，唐高宗以后，御史由皇帝敕授，其他部門想插手基本上不行。

皇帝的監工是“朝廷耳目”，出去干活，那叫“代天子巡狩”，既是皇帝的耳目，豈可耳不聰目不明，成為擺設？干的是“打鐵”的活兒，豈可自身軟得跟個棉花棒似的，哪里打得動？故要格外精挑細選。比如唐代要求：“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唐會要》）宋代要求：“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體之人，以革澆薄之弊。”（《宋會要》）明代要求，“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明會要》）可見，從選人開始，就注重正人先正己，“打鐵還需自身硬”，以樹立御史的權威。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御史由皇帝任免，直接對皇帝負責，不受同級、上級行政長官的干預，甚至不受御史臺長官左右。御史出巡回京，“或露章面核，或封章奏核”，直接向皇帝匯報，無須經臺主轉呈，哪怕臺主轉呈也不能拆閱。同時，皇帝還賦予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的尚方寶劍，在特殊情況下，御史可以“便宜從事”，先斬后奏。

為了避免御史行使職權受干擾，在組織編制和地位上，御史臺與行政、司法、軍事等部門平行而立，不受其他部門管轄，完全獨立，自成體系。比如唐代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工監察，各負其責。

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是如此，由中央派出御史（不同朝代稱謂時有不同）到地方，設立派出機構，垂直管理。比如漢代的十三刺史，是中央派出官員，設立州衙門，不受地方管轄節制，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相當於低級縣令），卻敢以賤察貴，監督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御史監督別人，誰來監督御史呢？御史也是人，還是有特權的人，御史不受監督同樣會腐敗。

御史對皇帝負責，皇帝顯然可以監督御史，可是皇帝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監督得過來，所以，皇帝想出了用監工來監督監工的辦法。比如武漢帝設立司隸校尉和丞相司直，司隸校尉是皇帝特設的獨立監察機關，負責監督京畿地區百官，理當包括御史臺的官員；丞相司直監察政府行政官吏，無論中央地方，它都可以監督；而這兩個機構又都受御史臺的監督，於是開成了三者互相獨立，各成體系，又互相彈奏的異體監督格局。

又比如宋神宗在尚書省設都司御史房，是一個專掌彈劾御史失職之事的監察部門，其劾舉御史失職之事，作為皇帝黜陟御史的依據。通過這個機構，行政部門可以糾察御史的失職行為，制約其濫用職權。通過一整套制度設計，御史對肅清吏治，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皇權政治史上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御史扳倒貪官的事例如恒河之沙不可勝數，我們講個級別大一點的——御史彈劾首輔嚴嵩。

嚴嵩是明代權臣，從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盤踞津要，“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明史•嚴嵩傳》）而御史對他的彈劾可謂前仆后繼。從嘉靖十六年，嚴嵩還沒有入閣開始，御史桑喬就彈劾嚴嵩“上負國恩，下乘輿望”（《明史•桑喬傳》），嘉靖十九年，御史謝瑜彈劾嚴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謝瑜傳》）。到御史鄒應龍扳倒嚴嵩時，前面共有十位御史或給事中彈劾過嚴嵩，但都沒有好下場，不是被貶、除名、下獄，就是被廷杖打死。對此，連修《明史》的人都不得不大加贊賞：“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系，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茍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余年培養之效也。”（《明史》）

后來，嚴嵩與徐階互斗，嚴嵩斗不過徐階，明世宗越來越倚重徐階，將嚴嵩冷落一邊，徐階將嚴嵩敗相漸露的資訊透露給御史鄒應龍，御史鄒應龍冒險上疏彈劾嚴嵩父子貪賄誤國，明世宗下詔逮捕嚴世蕃，以“縱愛逆子，辜負聖恩”之過，將嚴嵩革職，令其回鄉。

最後，御史林潤彈劾嚴嵩之子嚴世蕃，說他勾結倭寇、圖謀造反，明世宗震怒，將嚴世蕃處斬，嚴嵩削職為民，所有家產被抄沒，“籍沒之數，黃金三萬余兩，白金二百萬余兩，他珍寶不可數計。”（同上）一代權臣終被扳例。

雖說古代帝王為了監督百官，想盡了監察的辦法，尤其是明代監察“組織之密、取權之廣、權威之重、委寄之深，歷代均不能望其項背。”（張治安《明代監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版）但是從十多位御史艱難扳倒嚴嵩的史實仍可看出：

首先，御史是靠不住的，監察體系嚴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氣不衰”，仍然無法阻止嚴嵩邊腐敗邊升官，以至於盤踞權力津要二十年，成為“不倒翁”。可見，監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鐵者自身過不過硬，有沒有屢敗屢戰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為關鍵。

所謂“主聖臣直”（《漢書•薛廣德傳》），遇到唐太宗這樣能虛懷納諫的皇帝，御史尚能發揮作用；遇到像明世宗這樣“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明史•鄧繼曾傳》）的皇帝，把你的正當監察行為視為離間君臣，痛加責罰，那就不只是自討無趣了。明代監察“歷代均不能望其項背”，而明代的貪腐也是歷代均不能望其項背。

第二，從徐階暗示御史鄒應龍彈劾嚴嵩可以看出，御史經常是官場上朋黨之爭，打擊異己的工具。事實上，嚴嵩之所以能長期擅權，收賄斂財肆無忌憚，很大程度上在他於網羅黨羽，在監察機關安插親信。他每每“於科道之初選，非出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既選之后，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升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明史》）

嚴嵩通過一系列收買籠絡手腕，操縱御史，設立彈劾防護墻，很多御史與其說是皇帝的監工，不如說是嚴嵩的打手。只不過，嚴嵩收買籠絡御史，他的對手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被御史參了要命的一奏。

第三，對那些無法操縱御史的官員來說，御史是得罪不起的，其舉可以讓自己升官發財，其劾則讓自己受處分甚至性命不保，“一言以定興廢”。為了不讓御史彈劾自己，官員難免百般討好，大獻殷勤，有的御史也是來者不拒，互取所需，貓鼠一家親。於是御史出巡，表面上看是“代天子巡狩”，實則是一路攬財。

虞云國先生在《晚明的貪腐：體制性的不治之症》一文章中舉了諸多明代御史貪墨的例子，在此不妨摘錄兩例。一者，御史陳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丟失四件行李，為地方官查獲，發現“其中皆金寶”，還有受賄簿，記載受賄“不下數萬”。二者，巡按御史黃廷聘過衡山縣，知縣陳安志不滿他托大無禮，一怒之下打開其行篋，暴露“金銀諸物甚夥”。事情鬧上朝廷，黃廷聘雖受“冠帶閑住”的處分。（虞云國《晚明的貪腐：體制性的不治之症》，載2013年5月5日《東方早報(博客,微博)》）

對御史出巡中的丑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陳議：“既需給以盤川，又累地方之供應。所帶不法人役，時或狐假虎威，苛索抽豐，沿途騷擾，是為耗費病民之一害。”本來是用御史反腐的，結果御史本身成為腐敗重災區，當糾肅貪賄的御史成了貪腐的急先鋒時，就不哪一個、哪一部官員貪腐的問題了，而是體制性的貪腐。而連打鐵者自己也腐化了，哪里還有干凈的呢？故吳晗先生說：“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來源：ft中文網，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