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經濟學帝國 加里-貝克爾成一代宗師

經濟學家 加里-貝克爾

編者按：近日，經濟學大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及社會學大學講座教授加里-貝克爾病逝。作家林行止撰文緬懷，其中指出，貝克爾的同道因此稱他為”締造帝國的經濟學家”；但反對他這種經濟學可解天下困惑的人，則稱他為”經濟帝國主義者”。

    剛剛病逝的經濟學大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及社會學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加里-貝克爾（gary s. becker, 2/12/1930-3/5/2014），該是本報讀者熟知的名字，以筆者在他於一九九二年獲得諾獎之前，便於本報對他的學說作了不少評介（如一九九一年九月的《貝加擴闊經濟學視野》〔筆者”預測”他遲早獲諾獎〕，收《經濟門楣》及《把經濟學引進非物質領域》，收《一脈相承》），更曾多次根據他原創的理論剖析香港市場現象（如據他的《餐館定價及其他影響價格社會現象札記》〔（a note on restaurant pricing and other examples of social influence on price），《政治經濟學學報》一九九一年十月〕，解讀何以本港會出現排隊買樓花奇景等）。

    不過，最值得”稱道”的是小女在山在芝大社會科學院時，在筆者曉以”大義”后，不僅與她的業師貝克爾暢談人生（見《欣然色喜說理性　尋根究底見真章──貝加暢談人情之常的奧妙》，還和他的伊朗裔太太（guity nashat，伊斯蘭及中東史學家，伊利諾伊州大學教授）”閑聊”，寫成《經濟學巨擘貝加的太太接受訪問──談情說愛理路縱橫》；和貝加太太”閑話家常”，肯定香江獨有、世上罕見（按”獨眼香江”說他們九二年訪港，誤）。

    順便一提，所謂”曉以大義”，指的是筆者於子侄輩放洋求學時，臨別”贈”已故肯尼迪總統那句被經濟學家批得體無完膚的”名言”：”別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先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把”國家”代以”家庭”，他們便義無反顧（事實是硬著頭皮）地當了《信報》的”義務特約記者”，小兒外山有《寫我的一位失明老師梭蘭奴（roberto serrano）博士──他如何學經濟教經濟》一文，這位當年（一九九三年）的副教授，如今已是布朗大學經濟學私座（harrison s. kravis）教授（此刻上布朗網頁讀他的小傳，所記與這篇訪問稿的內容幾乎雷同；失明經濟學教授，似乎只有梭蘭奴！）；外甥陸啟明（加州柏克萊經濟學博士）則有《訪艾禮智〔i. ehrlich〕談貝加為師之道──問難教學別具一格》及《鄒至莊當中國經濟顧問的觀感》。上述諸文俱收在《一脈相承》（翻閱舊文，頗奇這些二十剛出頭的”番書仔女”，竟能寫出內容充實行文流暢比起今日人才濟濟的傳媒文字毫不遜色的訪問記）。舊《信報》真的是”家庭手工業”，小輩在其茁長中獻出滴滴心血，是筆者一家對《信報》不忘情的底因！

貝克爾對經濟學的貢獻，希望他的高足王於漸教授（和雷鼎鳴教授）能為我們作全面介紹；筆者今天只談切合當前港情的話題。貝克爾是反凱恩斯政府調控經濟的健將（芝大本來就是反凱恩斯干預主義的大本營），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於一九六○年提出了”無異曲線分析法”（indifference curve approach），認為成本和效用的大小，無法正確計算；因此，他把子女當作家庭的耐用消費財（consumer durable goods）看待，同時以家庭為分析單位，以時間分配為軸，藉此決定家庭內各成員的時間如何分配到各種活動如教育、訓練、工作、家務、休閑，甚至結婚、離婚及生育等活動旳行為分析，並為它們提供經濟學解釋。”新家計經濟學”（new home economics）於焉誕生。

對筆者來說，貝克爾最著名的專著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它被他的老師后來成為同事的佛利民稱為替經濟學開辟新領域的劃時代之作！在這本書里，貝加運用他首創以家庭為重心的個體（微觀）經濟學（貝加主張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以建立經濟科學體系），對家庭分工、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場、對孩子的需求、家庭背景和孩子的機會、不平等和世代間的變動、家庭內的利他主義、結婚和離婚及家庭的演變等”常見之象”，作深刻、有用和極富啟發性的分析。

《家庭論》內容涵蓋極廣、精深博大，筆者在《貝克爾擴闊經濟學視野》說之其詳，可以重提的是，在貝加眼底，小孩提供給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員）的滿足感（即效用），與其他商品相同，經濟學家因此視小孩為”耐用消費財”，將小孩子商品化，缺乏人”味”，有損人類尊嚴，惟在經濟學分析上，這種提法可以接受。

貝克爾認為人們花在本身或其子女身上的費用，不只是滿足眼前需要，而是為了獲得知識、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資本即為未來所作的投入（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包括花在接受正規教育或培訓方面的各種支出、為了健康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尋找”合心意”（合意）和高報酬工作的機會成本等。沿此路進，貝加提出了有關孩子的數量、質量相互影響的理論。這種條理分明的分析，大概可令”不惜工本”為孩子支付五花八門巨額”補習費”的香港雙親舒口氣！

在經濟落后地區，孩子通常要負責家務及藉出賣勞動力獲得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所得（賺錢）潛力的增加會刺激對孩子的需求。這解釋了何以中國的”一孩政策”很難在需要勞動力的農村落實的原因。孩子，特別是男孩子，在經濟落后地區被視為”生產財”：在經濟發達地區，父母並沒有要孩子做家務或出賣勞力的經濟需要，因此孩子被視為”消費財”，”消費財”愈多他們的邊際利益愈少，基於愛惜孩子，希望他們獲得”最佳”待遇，中產家庭因此都傾向少生孩子！

在市場交易中，利他主義（altruism）根本不存在，因為以”克己”甚至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益買家”的勞務或商品，最後必導致賣家財政破產；但對一個家庭來說，成員之間以至對親屬，比對陌生人具有更多的利他主義傾向；貝加的解釋是，利他主義有助家庭確保成員共富貴同患難和在其他不利事件發生時同舟共濟……。有別於新古典學派主將馬歇爾（a. marshall 1842-1924）以企業為出發點建立的微觀經濟學體系，貝加的微觀經濟學則以家庭為本體。《家庭論》因此在經濟學界獲得極高評價。

貝克爾不僅對凱恩斯”有意見”，還對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行為純然受自利及物質誘因驅使的假設，大加鞭撻，在諾獎頒獎禮上，他以《從經濟看人生》（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為題的”謝辭”，開宗明義指出，人的行為是受比這種假設更深刻更廣泛的價值觀、偏好及計算成本效益后作出的理性決定，換句話說，人不是為了錢什么都干，這是”普通常識”，只是貝克爾把之”理論化”。事實上，在貝加的理論架構中，幾乎無事不可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但世間物事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換、買賣，有論者因此以《無所不包的理論？》（a theory for everything?）為題，對貝加什么都插上一手的經濟學，提出質疑，”不敢茍同”；當然，貝加把罪案的發生歸因於賊人大有所得（得手次數多於失手次數），因此才有人肯冒險（剛從巴塞隆拿回來，筆者對此有深刻體會；巴塞以扒手多世界聞名，所以如此，皆因法律對不涉暴力的小偷特別寬容，這意味扒手機會成本低、所得豐，因此偷竊活動特別猖獗），這與紐康伯（s. newcomb, 1835-1909）認為”紳士的施舍令乞丐成行成市”的分析如出一轍……貝克爾還在婚姻、吸毒、自殺、種族歧視等有創新看法，他的同道因此稱他為”締造帝國的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as empirebuilder）；但反對他這種經濟學可解天下困惑的人，則稱他為”經濟帝國主義者”（economic imperialist）！

和佛利民一樣，貝克爾是另一位獲美國總統頒授美國最高榮譽的”自由勛章”（medal of freedom）的經濟學家，在二○○七年的頒獎禮上，布什的”贊詞”說他是”百年來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此非過譽之詞。不過，他的主張，比如”學券證”、”取消征兵制”、”毒品合法化”、”最低工資寬鬆化”及”重判罪犯”等，雖然很合他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ist）的身份，卻不是有大多數共識的。（文章來源：香港《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