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非洲存政治風險 官官聯合模式遭遇挑戰

和訊專欄作者、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 羅天昊（資料圖）

近日，李克強總理訪問非洲，引起了中國企業投資非洲的熱潮，據傳有不少企業家自掏腰包，去非洲與總理會合，以求借總理的官位聲望，獲得當地政府的訂單。

在戰略性產業，如石油，鋼鐵，能源等領域，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一般都以壟斷官營企業為主。平心而論，中國的這種海外戰略，是非常必要的。

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在全球主流產業中，已經失去了與發達國家競爭的先機。而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業領域，由於這些產業存在地域、國家戰略與政治親疏的影響，中國反可以利用其在廣大后發國家的巨大影響力，獲得此等產業的控制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隱形領袖，在這些與國家戰略息息相關的領域，中國向來是得天獨厚，在亞非拉進行了數額巨大的石油、鋼鐵、鐵路等領域的投資，但是，隨著一些區域政治的動盪，中國在戰略性產業方面，也開始出現危機。

不過，這種危機的根源，最主要在於中國企業自身的原因，非僅僅設立監管部門就可以解決。

政治風險無法預期

本次中東政治動盪，對於中國的戰略性行業的海外投資，造成了巨大影響。幾乎在所有發生爭執騷亂的國家，中資官營企業，都遭遇重創。

最典型的是蘇丹分治。2011年2月底，蘇丹通過公投，總統承認南方獨立，而南方馬上將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這對中國可不是什么好訊息。中國在建設蘇丹石油產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996年，中石油收購了蘇丹利潤最大的石油開采權的40%的權益。中國還幫助建設了一家煉油廠、數個出口碼頭和將蘇丹石油北輸至位於該國東北海岸的蘇丹港的輸油管道。中國企業現在控制著蘇丹石油業約40%的權益。蘇丹開采的約60%的石油售給中國客戶，這讓該國成為中國6大石油供應國之一。

目前，蘇丹分離已成定局，中國在蘇丹的商業利益，也被分割：蘇丹約80%的石油位於南部，但用來將石油運往海外的港口卻位於北部，石油輸送由一條連接南北的輸油管道完成。作為蘇丹最大的外資來源國，中國將不得不面對南北蘇丹的分歧。中國計劃修建一條輸油管道，這條管道將從蘇丹南部的油田通向肯尼亞海岸，蘇丹南部正在促成該計劃。但這很可能會招致蘇丹北部的不滿，他們擔心石油財富被切斷。

在利比亞，中國的石油投資，至少高達數十億美元，再加上鐵路交通等領域，更是投資龐大。但是，本次利比亞政治動盪中，中國企業成為在利比亞遭遇最嚴重沖擊的企業。本次動盪中出現了大規模排華潮，大使館受破壞，多名華僑遇襲，中國華豐公司在利比亞的建筑工地20日被搶，上千名中國工人被全部趕出營地，中石油也受到嚴重破壞。

其實，不光是離利比亞和蘇丹，中國在其它亞非拉區域的戰略性行業投資，都遇到類似挑戰。中國幫助緬甸在北部建立了水電站，但是，這個水電站，由於緬甸政府與少數民族的衝突，中國為此深感不安，而中國在緬甸修建的輸油管道，則將穿過幾個少數民族控制的地區，2010年，有幾個炸彈在管道附近爆炸，造成中國工人的傷亡。為此，中國不得不促成緬甸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談判，而為此，中國在投資之外，不得不追加一些資源和經濟成本。就投資而言，等於利潤變相受到削弱。

中國作為一個戰略資源大國，蘇丹問題只是一個開始，中國在亞非拉的廣泛投資，都將因為當地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變得充滿風險。中國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投資國的政治風云變幻，卻非中國本土投資者所能控制，中國也歷來不愿意參與。這些，都對一些戰略性行業的投資，造成了風險。

“官官聯合”模式遭遇挑戰

由於投資的行業，都是涉及到所在國經濟安全的，所以，中國不得不與當政者建立比較親密的聯系，否則就不可能進入戰略性行業。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在國外的戰略性行業投資，往往采取“官官聯合”的模式，即中國的巨型官營企業，與國外政府之間合作，將獲得投資國官府的支援，作為最過硬的通行證。

但是，政治權力從來都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

而這種模式的風險，就在於，很多國家，並非政府能夠控制一切，或者，一旦出現政治動盪，特別是反對勢力的崛起，中國的官營企業，將不得不重新面臨調整，甚至是部分投資付之東流。

最為典型的，就是利比亞的政治動盪。雖然中石油、華豐等官營企業與利比亞政府關係密切，此前的合作非常順利，但是，在這些政治制度並不完善的國家，這種合作的基礎非常脆弱。

本次的利比亞事件，據新華社的報導，受到沖擊最大的外國企業，即是中國和韓國企業，而這兩個國家的企業，都有濃厚的政商結盟的傳統，由此，當投資地所在國政治勢力發生變化時，新起勢力，很容易仇視這些企業。本次中國在利比亞的所有僑民即將全部撤離，亦即等於在利比亞的所有投資，將階段性結束，未來是等利比亞政局穩定之后重啟合作，還是徹底報廢，都有待觀察，但是，起碼短期損失，絕對是毀滅性的。

未來，中國的戰略性投資，絕對不可重演利比亞的悲劇。

此外，亞非拉國家，雖然很多是中國的盟友，但是，其國家治理模式，卻並非與中國一樣，很多國內官營企業巨頭，往往迷戀“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結果卻在投資所在國碰壁。

首鋼在秘魯的投資大約有20年，但是，這20年，卻存在諸多風雨。

秘魯雖然是非發達國家，但是，卻國家政治制度，卻基本是仿造歐美，在秘魯，工人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進行罷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而一些政治勢力為了獲得民心，好維持自己的選民，則幾乎很少有人敢鎮壓罷工，首鋼卻對此非常不適應，剛開始，面對秘魯工人的加薪要求，首鋼基本是有求必應。首鋼在編員工享受的福利，秘魯工人都享受了，至還有一些國內工人想也想不到的福利”。例如，男性礦工的情人或同居者，經中介組織證明，也可享受首鋼補貼。

但是，隨著罷工的經常性，首鋼終究無法適應。無法理解當地政府對於罷工的“軟弱”，在中國，是幾乎看不到罷工的，就是有，當時不處理，也必然要“秋后算賬”，為此，首鋼誤將秘魯當中國，采取了強硬手段，在1994年的一次罷工后，首鋼開除了帶頭鬧事的工會主席。但是，縱使如此，首鋼秘魯工人還是經常性罷工，

同時，首鋼還希望能夠控制工會。首鋼出於良好愿望，邀請被收購的秘魯鐵礦公司工會代表到北京訪問。但未料到，其工會領導人卻一點也“不識做“，一返秘魯，就要求按社會主義企業的模式給秘方員工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居住和免費水電。

收拾罷工領袖，收編工會，這些在國內解決衝突的辦法，在秘魯統統失效。為此，首鋼在秘魯的20年，竟然換了將近十次領導班子，但是，病根不除，何以痊愈？

首鋼在秘魯的進退維谷，絕非個例。

未來，在關係他國經濟命脈的戰略性行業，中國不僅需要尊重他國官府，更需要尊重他國人民，服膺全球普世主義，如果硬要輸出將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或將遇到巨大阻力。而在很多窮國，一樣是民眾為大，而當地民選政府，則受到諸多制約，反無法起決定作用。

一句話，別把關內官商結合，以官為主的模式帶到亞非拉去了，人家不吃那套，在那，民眾才最大，官員隨時競選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