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為何成不了硅谷？

郭興艷

“這年頭，到底還有沒有人願意當超人？”李嘉誠的商業伙伴和知己周凱旋告訴大家，答案是否定的，“這年頭沒有人願意當英雄，更沒有人願意當超人。”

過去幾十年來，李嘉誠先生被稱為“李超人”，是包括香港在內的華人社會的企業家精神領袖。然而近年來，他所代表的企業家精神開始在香港受到挑戰。

實際上，香港的創業精神十年前便走上了下坡路。香港中文大學對香港創業觀察的研究報告發現，香港的創業水平出人意料的低。

始於2002年、涵蓋全球54個國家和地區的“全球創業觀察”國際研究顯示，香港的創業活動普及率僅為成年人口的3.4%，是全球創業活動率最低的地區和國家之一。

即便香港隨后迎來了“自由行”帶來的零售業繁榮時代，過去十年創業活躍度並未出現明顯好轉。2009年的研究結果稱，香港只有3.6%的成年居民從事早期階段創業活動，低於美國的8%，更遠低於中國內地18.8%的創業人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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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寵壞的香港”

一名加拿大人見證了香港企業家精神的由盛至衰。

樂裕民(Bruce Rockowitz)35年前來到香港，以職業網球選手身份參加巡迴比賽。當時他只有19歲，在香港的鄉村俱樂部做兼職網球教練，小鎮長大的他第一次見到如此多的勞斯萊斯和奔馳名車。他的人生也就此和香港結緣， 包括此后和歌手李玟結婚定居香港。

“當時的香港和現在不同，以前沒有這麼多好的餐廳、娛樂和酒店，當時對年輕人來更容易創業。”樂裕民對《第一財經日報》。

當兼職教練期間，他遇到了“蘭桂坊之父”盛智文(Allan Zeman)，加入一家名為Colby的貿易公司成為合伙人。1984年兩人合開蘭桂坊第一家餐廳California Restaurant, 為蘭桂坊的興起打下伏筆。

2000年利豐集團收購Colby，樂裕民過檔利豐，並在2004年成為利豐有限公司(00494.HK)行政總裁，十年來帶領利豐從60億美元收入增加到200億美元。今年7月，樂裕民將利豐交棒給馮氏家族第四代馮裕鈞，出任利豐分拆上市的利標品牌(00787.HK)的行政總裁。

此外，樂裕民還在2002年和朋友合伙建立了連鎖健身會所品牌PURE, 如今PURE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台北和紐約設有分店，有超過5萬名客戶，雇佣超過千名員工。

而如今，有創造力和想法的香港人難以創業，在很多人包括樂裕民看來，高昂的租金是一項重要原因。“香港的競爭力被高昂租金傷害，新人很難進入市場，已經成功的人則更容易將新來者趕走。”他。

他的老友盛智文最近，“香港被卡住了”(Hong Kong is stuck)，樂裕民則，“香港很多方面被內地寵壞了”。他稱， 700萬人口的香港和13億人口的內地只有二十分鐘距離，有那麼多機會可以在香港創造品牌帶到內地銷售，“但有多少品牌在香港誕生？”

“香港的銀行業很大，但這不是企業家精神。”樂裕民，“香港未來必須創造一些東西，香港人必須要更有企業家精神。香港需要100個盛智文、100個樂裕民。”

李嘉誠大拼圖的一塊

此時，三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人正在書寫他們的創業故事，而香港只是過客和橋樑。

Nanoleaf(納米格有限公司)由三名多倫多大學畢業生創辦，發明了全球具有最高能源效益的LED 燈泡。這家製造節能LED燈泡的公司，去年底獲得了李嘉誠和周凱旋的青睞，成為李嘉誠旗下風投公司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s)迄今為止投資的唯一一家香港公司。

“李先生和Solina(周凱旋)是我們的最佳推銷員。” Nanoleaf創辦人兼營運主管閆思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我們是在香港注冊的公司，但我們都是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總部則設在深圳，以更接近供應鏈，了解市場信息。”

作為李嘉誠基金會董事、維港投資創始人，周凱旋首次高調在公面前亮相。今年5月她帶七個科技創業項目，在北京、西安、蘇州和廣州進行名為“科技夾子”的巡展路演。

這七個科技創業項目涉及食品、農業、能源、環境治理、生物工程、醫療和大數據等領域，精選自維港投資57個投資項目。維港投資是李嘉誠進行科技風險創投的旗艦，所投企業主要來自以色列和美國，而香港只有Nanoleaf勉強可算為一例。

李嘉誠對這家燈泡公司的投資，以及在某次媒體訪問中把玩造型獨特的燈泡，令Nanoleaf一夜走紅。近日他們再次通過海外籌網站為可調節亮度的新燈泡品募集資金，90分鐘內便達到30萬美元的募資目標。

目前Nanoleaf燈泡最低售價高達35美元，一個月生約5000個燈泡，出貨時間至少需要60天。現在公司正在東莞建立全自動化生，希望能將價格下調。

“巨人們支持小創業公司，對后者的盈利能力其實並不太看重。我們運氣好，在適當時間做了合適的事。”31歲的閆思成，“沒人想投資小創業公司，李先生和Solina對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了解最新的科技，想要改變世界，而我們只是他們那個大拼圖裏的一塊。”

銀行家多企業家少

創業精神離香港越來越遠。在最近香港舉行的一個投資論壇上，不少投資者問了同樣一個問題：香港有低稅收、高效政府、傾向性政策、完善快捷的通訊基礎網絡和全球認可的法律制度，香港為何不能成為硅谷？

“hi-tech high、low-tech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及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期香港有不少企業家投身發展高科技，但很多人以虧本收場，因此有了這句意為搞高科技吃錯藥、搞低科技才能賺大錢的廣東話俗語。

香港從未成為科技創業熱點，香港特區政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便努力推動的科技創業，一直未能形成氣候。

香港特區政府1999年便提出發展資訊科技，2000年政府和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旗下公司合作開發數碼港，試圖培育大量科技創業企業。同年，香港創新科技署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成立，翌年成立香港科技園，政府還推出各項基金鼓勵支持科技創企。

然而，數碼港卻成了一個地項目。凱威萊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李大誠(Rocky Lee)為大量硅谷和內地互聯網公司提供服務，他稱，以10分來計分，香港成為硅谷的希望只有3分。除了高價租金外，香港沒有市場也讓科技創業者止步。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並不具備科技創新人才。

三度創業的香港電視創辦人王維基，企業家精神不是靠政府資助，而是看整個社會文化是否崇尚，香港從學校教育開始便是最傳統的教育，“創業最重要的便是有反叛精神。”

同時，希望一夜發達的短視也消磨了創業精神。樂裕民稱，香港有很多銀行家，企業家卻越來越少。思科大中華區收購投資部董事總經理張柏舟，香港的大學生們選擇做銀行家、律師和醫生，用腳給香港是否能做硅谷投了票。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史美倫認為，要在香港大規模發展高科技企業，香港還沒有條件。

她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香港特區政府希望成立科技局，以幫助做大科技業，但她看不到在很短時期內能夠做到很大規模。她認為香港應在現有基礎上，把現有的優勢發揮出來更重要。

雷鼎鳴，假如香港未來能發展高科技業，最主要是人才。一是要和深圳結合，二是大量吸引有高科技業海外工作經驗的海歸派。他稱，如果能獲得中央政策支持，香港在生物科技和環保方面還能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