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金融改革要引入競爭 創新制度

專家：金融改革要引入競爭 創新制度

●我們希望對內對外開放，特別吸引民營資本和外資，可以使得商業銀行今後的競爭是差異化的，大家能夠發現最適合自己特點的經營模式，使得銀行將來有所互補。

●我國是較大的經濟體，有很多產業可以讓私營部門進行投資。可以通過這個投資來防止金融的結構性危機。

●企業上市排大隊和上市溢價情況說明股市融資供求嚴重失衡。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的各項改革都在穩步向前推進，作為其中的重點改革領域，金融改革備受期待。當前，在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如何有力推進改革，同時又牢牢守住風險底線至關重要。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等著名經濟學家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中就金融改革的路徑、面臨的難題以及解決之道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既要便利企業又要管住風險

易綱表示，金融改革的三方面內容，即金融對內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他同時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應謹慎，要有順序。

易綱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金融改革內容涉及三方面，一個是金融對內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其中，金融對內對外開放包括民間資本發起成立商業銀行，以及證券、保險等領域對內對外開放等內容。

易綱說：“我們希望對內對外開放，特別吸引民營資本和外資，可以使得商業銀行今後的競爭是差異化的，大家能夠發現最適合自己特點的經營模式，使得銀行將來有所互補。”

第二方面，主要是金融市場開放，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進一步增加彈性、資本項目可兌換，這些年都是有聲有色地在推進，而且也取得了明顯進展。

第三方面，主要是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比如，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礎設施安全建設，並且要加強監管。“這里面也包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使得商業銀行可以有市場化的退出機制等等。”

易綱認為，這三方面相輔相成。對內對外開放，引入競爭，可以有新的制度；市場開放，特別是利率、匯率市場的開放，使得金融最重要的價格得以市場化，推進資本可兌換也與對內對外開放相連。

“改革開放離不開穩定，金融基礎設施也好，存款保險也好，落實巴塞爾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所有監管措施也好，都是為了有一個穩定的、安全的金融環境，從而使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易綱強調。

對於當前比較關注的開放資本項，易綱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應謹慎而行，要有一個順序。

他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泰國為例。泰銖當時官方的匯率是25泰銖等於一美元，泰國當局當時大量放開資本賬戶，使得資本流動更加自由。泰國當時又想守住25泰銖兌換一美元的匯率，就造成了危機，最後在投機者的沖擊下，泰國央行守不住了，就只好放棄，放棄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開始。這個教訓說明，如果還要堅持固定匯率，要放開資本賬戶，資本可兌換是很危險的。

“在推進匯率改革時，利率改革，資本賬戶可兌換可以同時推進，但是在具體的執行中有一個政策的搭配。不久前，央行把匯率浮動幅度加倍了，從1%加到2%。雖然現在匯率的浮動幅度比以前大很多，但是，觀察人民幣對美元、各種貨幣的波動性，也會發現，波動性是非常小的，大概在2%到3%”。

“所以，我覺得，適當擴大人民幣的彈性，是有好處的。同時，也要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他說。

易綱表示，1996年央行就承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其中包括貿易、服務貿易、旅遊等，但整體不可兌換，“所以我們只能管住資本項目。”但是中國現在的經濟復雜程度和量級與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每年有4萬多億美元的貿易量進出，還不包括服務貿易、旅遊、留學等。所以我們要盡量的可兌換。“以前一個人一年可以換5萬美元，超過5萬美元要有真實貿易背景的證明。現在，在服務貿易情況下，5萬美元以下可以放行，但是企業要把單證留下來，以備查。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增強中國居民兌換的方便程度，增強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如果不這么做，那么這些企業兌換都要經過批準，就可能產生腐敗和尋租，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就會下降。

“在最大限度地便利企業和個人的過程中，要加強國際收支統計和跨境資金的監測，即使得人們感覺不到監管，又能夠管住和防范風險，從而達到既方便又能夠防范風險的目的。”易綱說。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經濟穩定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違約

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國企業和中央政府的經營狀況是良好的，最大問題是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他建議在經濟穩定前提下可以讓一些地方政府違約，以便進一步進行債務重組，債務違約不會造成系統性風險。

李稻葵認為，在這一輪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保就業，而是減緩債務風險。

“中國經濟現在產生就業的能力比之前已大大提高，2013年7.7%的經濟增長率，創造了1300萬就業，具體表現在藍領工人短缺。同時，服務業的增長速度遠超其他行業。保增長主要是不希望金融領域的一些問題被增長速度放緩而被放大，形成自我循環，直至造成金融危機。”他說。

李稻葵指出，最大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經濟財政狀況，“因為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通過出賣土地獲得財政收入，如果土地價格下降就會產生一系列負面效應。一旦經濟增速放緩，土地出賣的數量和水平就會大幅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直接或者間接貸款就會成為不良資產，將帶來地方政府的流動性風險，違約事件可能爆發，從而帶來更大危機。”

不過，李稻葵堅信，中國經濟完全可以保證合理較快發展。“因為中國的國有儲蓄率已經超過50%。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一年，中國經濟大部分投資都不是來自正式的金融機構的融資，而是由企業的利潤融資。這種不由正式的金融機構融資被稱為DNI，即國內非中介融資。

李稻葵建議，政策的關注點應該讓私營部門投資更加自由化。“這樣私營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利潤來投資到其他領域，以促進宏觀經濟健康發展。這樣杠桿既不會增加，GDP卻可以保持健康增長。因為我國是較大的經濟體，有很多產業可以讓私營部門進行投資。可以通過這個投資來防止金融的結構性危機，應該通過DNI來直接投資。”

如果經濟可以保持穩定增長，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應該開始制定一個步驟來處理一批地方政府違約問題。

李稻葵說，違約並不是健康的辦法，而且也不可持續，但中國需要違約，因為這是唯一可以應對金融領域問題的方法。而對於違約的重新調整結構是個非常重要的做法。

很多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都想規避這個做法，因為他們不想揭露他們過去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提議中國政府在不斷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應該減少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機構的壓力，允許合理的違約。只要我國GDP增速不是太慢，那么地方政府違約並不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可采取非常規辦法擴大股權融資

當前，中國金融體系里存在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金融領域杠桿率偏高，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推動金融自由化，有人擔心可能會導致杠桿率進一步上升，出現新問題。對此，宋國青表示，要想在高儲蓄率、高杠桿率環境下推進金融改革，可借用“帶電操作”的概念，不搞停電改革，而且還要“帶電搶修”，途徑之一是要擴大股權融資。

宋國青說，中國金融改革面臨著一個數量上的急迫性難題，即存在不斷上升且仍看不出明顯下降趨勢的高儲蓄率。

據機構統計，2013年，我國凈儲蓄達到2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14000元人民幣，相當於2300美元，如果今年比較正常的增長，差不多將近22萬億人民幣。而同期，美國的國民凈儲蓄一共是3700億美元，人均1200美元。“中國的GDP總量是美國的55%，但是人均國民凈儲蓄是美國的近兩倍。”

另一方面，近年來企業利潤增長率放慢顯著，目前已經低於經濟增長率；以往企業用利潤補充資本金，現在資本金的來源在下降。“所以，杠桿率是眼看著沒有辦法往下走。”宋國青稱。

“這樣的情況，金融體制改革怎么搞?”宋國青建議，可以采取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的辦法，“因為我們有20萬億的儲蓄，2013年按照社會融資規模口徑統計的股市融資只有2000億元，2000億元的股票融資總額僅占國民儲蓄的1%左右。即使按照股票市值算，也只占10%左右。”

“如果股市融資一年能有2萬億，負債率會有很大改觀。企業上市排大隊和上市溢價情況說明股市融資供求嚴重失衡，市場對於擴容的擔心導致對於新股發行的控制。”

宋國青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采取非常規辦法，類似曾經的股權分置改革中的對價機制。

“可以采取 交買路錢’的特殊辦法把門打開。股市再不擴大，萎縮下去，在一定程度是要命的。”

宋國青進一步表示，股票市場要把企業的內在價值突出出來，不要盲目炒作。“現在大家搶著上市，首發價和第二天市場發行價存在巨大差價，說明這里面的供求是有嚴重問題的。”

他建議，企業，股民，政府，應該坐下來談判。找到一些分配機制，在蛋糕做大的同時，找到一些合理的分配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