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政商的“朋友圈”為何瞬間崩塌？

山西的官商朋友圈為何瞬間坍塌

掌握實權的人，將自己的黨羽安插在資源分配的要害部門，再通過這些“自己的人”將資源變現，大家利益均沾，一起發財。當然，東窗事發之日，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關係網絡會瞬間崩塌，在爭相立功中，大家又會一同受審，一起坐牢，形成了又一個畸形的關係網或“朋友圈”。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我的老家呂梁曾經是一個讓人引以為豪的地方。記得小時候看的第一本小說，就是馬峰的《呂梁英雄傳》，它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抗日老區的群英圖譜；后來，經由郭蘭英的演唱，“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的電影主題歌，又使人們認識了一群生龍活虎的“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破除迷信，敢於擔當，給人以滿滿的正能量。再后來，呂梁慢慢地有些沉寂了。

這幾年，呂梁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卻是以另外一種姿態。先是出了個花7000萬風光嫁女且后又被調查的煤老板，然后就是正在呂梁工作或曾在呂梁工作過的幾只“大老虎”相繼落馬。從一個盛產英雄的地方，不期然地就出產起“大老虎”，中間幾乎沒什么鋪墊和過渡。

根據媒體梳理，以呂梁為“代表”的山西，今年已有超過20名官員落馬，儼然成了貪腐的重災區。這些落馬官員之間的關係頗為復雜，有的是前后任關係，比如聶春玉和杜善學都曾任呂梁市委書記，又都曾任山西省委秘書長，他們都因與呂梁市原市長丁雪峰、原副市長張中生共過事而有交集；有的是同鄉關係，比如令政策與陳川平都是山西平陸人；還有的屬於同一系統又是前后任，比如交通系統和公安系統，可謂“前腐后繼”。這樣的貪腐“規模”，再加上中紀委通報時的“秒殺”方式所產生的心理沖擊效應，讓人覺得不僅僅是“洪洞縣里沒好人”，實在是連“山西省里也沒好人”了。

其實，呂梁或山西只是當下中國官場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當我們放寬觀察的視界時就會發現，如今的貪腐現象實在是觸目驚心，以地域而論，四川絕不輸於山西；以系統而論，石油、能源、鐵路、國土資源等領域為多發區；以部門論，又有發改委和政協等，大體都呈現出窩案、串案、地域性腐敗“前腐后繼”的現象。真的是“誰的故鄉不淪陷”？隨著越來越多貪官的落馬，使老百姓看到了中央反腐的決心，也使民眾重拾對黨的執政能力的信心。然而，這種貪腐的高密度頻發，其負面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它使執政者的形象受損，使民眾喪失對政府的信任，使社會風氣日漸敗壞。在為中央的反腐態勢叫好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反思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么腐敗會如此大規模、全方位又多領域地爆發？在所謂的缺乏理想信念的表象背后，是否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存在？

很多人雖沐浴著二十一世紀的陽光，享受著現代科技帶來的交通或通訊便利，卻又固守著傳統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將公權力作為實現一己之私利的工具。傳統社會的特質有諸多面相，圍繞倫理來安排和維持社會秩序，則是社會治理的出發點。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人一生下來，就在與人相處關係中生活，家人父子，是天然的基本關係，所以倫理首重家庭。隨著一個人年齡和生活的開展，逐漸產生四面八方若遠若近數不盡的關係。這種種關係也就是種種倫理。倫理始於家庭，又不止於家庭。倫理的社會最重情誼，父子兄弟之間孝悌、慈愛、友恭，鄰里之間禮讓、敦睦，相互扶持、周濟、提攜，由此造就出一個溫暖溫情的人文環境。

然而，以倫理來建構政治則弊害叢生。它視任用私人為理所當然，考慮才德作為特殊恩寵。從周公的封邦建藩開始，就將政治關係建立在個人的孝忠基礎上，由此形塑的這種公權私器化的政治關係，在秦漢以后的君主集權專制時期也並未有太大改觀。從皇帝到以下的各級官吏，在用人方面，以效忠與否為首要指標，其次才考慮其才德，即便是在以科舉選拔人才成為常態的朝代也復如此，父子兄弟、親朋故舊、鄰里鄉黨關係成為首選，在官僚之間形成各種復雜的關係網，連婚姻這一最自然本真的人際關係也沾染了政治氣息，從西周以來形成的“同姓不婚”原則，就有“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的用意。《紅樓夢》中的賈雨村，有了“門子”送給他的記錄關係網絡的“護身符”，就可以保其仕途的順遂與安穩。

當然，作為關係網中的人，既可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享受由此帶來的榮寵與相互提攜的便利，也可能遭遇一人失勢所帶來的株連甚至殺戮，正所謂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法律的適用上，貫穿中國法制史始終的是族誅連坐，所以“滿門抄斬”一詞也就變得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因此，古代的“窩案”、“串案”幾乎俯拾皆是，僅在明初就有著名的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而每一個案件受牽連者動輒數萬人。明成祖時的方孝孺案，因“誅十族”而牽連到其朋友門生，而在清朝康雍乾的“盛世”時期，又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曾靜與呂留良案等載諸史冊。當然，歷史上這些著名的“窩案”、“串案”等，雖然也有真正的罪犯，但絕大多數受牽連者實屬無辜。皇帝將公權力視為一己之最大私利，將天下視為自己的私產，以倫理關係來對待其子民，其將無辜者牽連進這些窩案，就是其必然的結果。

與古代經常罪及無辜的窩案串案不同，當下這類案件中的涉案者絕大多數是貨真價實，在被究舉前就已如驚弓之鳥。罪責自負凸顯時代的進步，只是在產生的根源上，與傳統的倫理架構仍有關聯。今天的倫理關係早已大大擴展，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其《關係》中講到的，它關聯著“私人關係、家庭關係、利害關係、性關係、金錢關係、外交關係、鄉土關係、人身關係、多重關係、雙邊關係、直接關係、微妙的關係、緊張的關係”等，而在他寫這篇文章的1998年，他已注意到這種“看來好像合法而實際又非法的交往”的關係所可能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危害：“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國做生意，看到中國政府好像什么事情都管，卻沒有一定的法則。一項提議希望提早通過，免不得要走門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禮物，這樣也可以稱為‘找關係’”。十幾年過去了，現實的狀況可能比黃先生擔心的要糟得多。用人方面的“關係”請托，早已突破了親戚、鄉黨關係，發展到諸如同學、戰友關係，而在周永康案中，更多的是起用其秘書、僚屬。

不惟如此，當人們實在拉不上關係的時候，還可以用錢來開道，建立一種利害關係，比如說在山西和呂梁窩案中的聶春玉和7000萬風光嫁女的煤老板之間即是如此，“金權政治”這個我們批評西方競選制度的常用詞，早已成為此地不爭的事實。掌握實權的人，將自己的黨羽安插在資源分配的要害部門，再通過這些“自己的人”將資源變現，大家利益均沾，一起發財。公權力的運用不再是謀公共福祉，而是變成了實現小團體私利的工具，公器私用的結果，就是化公產為私有，與一個個富可敵國的貪官崛起相伴生的，則是國有資產和民眾福祉的大量流失。當然，東窗事發之日，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關係網絡會瞬間崩塌，在爭相立功中，大家又會一同受審，一起坐牢，形成了又一個畸形的關係網或“朋友圈”。

對於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的各種舉措，民眾的擁護是真心的，但要真正使官員不敢貪、不能貪和不想貪，恐怕還需要從根本處著手，打破用人方面的關係藩籬，杜絕公器私用，也才能杜絕公產私有。讓權力在制度的籠子里使用，比把出了籠子的權力再關回去，效果要好得多。果真如此的話，才是我那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的福音。（來源：團結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