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不希望政府插手世界事務 并非孤立主義抬頭

編者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一次調查表明，半個世紀以來，表示美國應減少參與世界事務的美國人首次占到了大多數。首次有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對全球現狀的影響力正在下降。略微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現在認為，美國為幫助解決全球問題所做的努力過了頭……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布魯克斯在近日紐約時報的刊文中做了闡釋。

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美國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正在發生顯著的轉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一次調查表明，半個世紀以來，表示美國應減少參與世界事務的美國人首次占到了大多數。在有記載的歷史當中，首次有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對全球現狀的影響力正在下降。略微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現在認為，美國為幫助解決全球問題所做的努力過了頭。

乍一看，這有點像是孤立主義。被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弄得精疲力竭之后，面臨經濟持續停滯的美國人正在把目光轉向國內。

然而，如果你認真看看數據，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從經濟上說，美國並沒有轉向國內。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經濟上進一步融入世界。

從文化上說，美國也沒有把眼光轉向國內。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接受文化全球化，以及院校和工作崗位的國際化。即使從行動主義的方面來看，美國人依然沒有把目光轉向國內。對於通過地位對等的個人化努力來推動民主、人權和發展，他們抱有極大的信心。

目前的情況可以用以下方式作出更準確的描述，即美國人對全球事務的高層政治喪失了信心。他們不再相信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機構能為塑造世界發揮巨大作用。美國人的看法帶有一種驚人的受限感，他們覺得，政治和軍事行動的成效面臨嚴重的限制。

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懷有這種感受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樣多。對削減國防支出提案的反對之聲小得出人意料，盡管該提案將把美軍的規模削減到194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不再確信，軍力能讓美國大有作為。

這些變化並非是由伊拉克戰后的幻滅感或奧巴馬政府做過的任何事情造成的。外交政策價值觀上的轉變是更深更廣的文化轉變的一個副產品。

二戰老兵回歸平民生活時，對龐大的軍隊、企業和工會等“大團體”秉持著一種基本信任。他們傾向於接受等級分明的領導風格。

冷戰是界定明確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

強勢的美國領導人構建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他們用游曳在各大洋上的艦隊、駐扎在世界各地的軍隊和外交謀略來維護這個秩序。

隨后幾十年里，人們對“大團體”的信念日益淡薄——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是如此。管理層級已經變得扁平。人們如今更容易相信，歷史是由聚集在廣場的人群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推動的。自由主義的秩序不是一個依靠美國軍事實力來捍衛、組織的單一體系，而是靠人與人直接接觸而自發形成的、在互聯網的動脈中流淌的網絡。

世上真正的力量不是軍事或政治力量，而是個人撤銷原先給予的授權的力量。在市場和媒體全球化的時代，一些人認為，在大量個體匯聚成的力量面前，國家和坦克的力量顯得蒼白。

全球事務不再有主心骨。政治領導者不再站在創造歷史的前列；真正的力量屬於人群。隨之而來的學說肯定不是里根主義(reaganism)——相信美國應該利用其力量來擊敗暴政並促進民主。也不是康德哲學(kantian)——相信世界應該受到國際法的約束。它甚至不是現實主義——相信外交官應該在國際棋局中精心籌謀，從而平衡各方力量並推進國家利益。權力的本質——它來自何處，以及如何被使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一個激進的信念，那些置身大辦公室的人們就是不明白這一點。

有些人太天真，以為世界上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沒有衝突的合作解決，以為對文明的威脅無論是來自普京還是伊朗，都可以簡單地無視。這是烏托邦式的信念，以為政治和衝突只是可選項。

這些數據中有一組數字引人注目。幾十年來美國人常常被問及一個問題：他們是否認為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嬰兒潮一代40%都認為大多數人可以信任，但千禧一代只19%持有這種看法。這一代人是高度全球化、高度互連互通，但社會信任水平空前低的一代人。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很多人都表現得好似歷史是無人領導的。事件自下而上地自發形成。領導和號令這樣的社會非常困難。只有那些可以激起強烈道德忠誠感的人可以治理它，但即便是這種道德忠誠感也可能稍縱即逝。（來源：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