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掙扎：竊國大盜袁世凱臨終前的日子

袁世凱做不成皇帝，回過頭來想再做總統，繼續實行專制獨裁統治。關於這一點，他在撤銷承認帝制的申令中已公開說出來。

在這個精心炮制的申令里，雖然他不得不輕描淡寫地寫上“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這句封建帝王“罪己詔”中常用的話，借以平息全國各階層對他的憤慨，但是，在談到洪憲帝制這場大變亂的具體責任時，他卻推卸得一干二凈。他說：“民國肇建，變故紛乘，薄德如予，躬膺艱巨，憂國之士怵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為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僉謂中國國體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文電紛陳，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已至無可逶避，始以籌備為詞，藉塞眾望，並未實行。”袁世凱公然抹煞事實，說什么帝制“並未實行”，這不過是為了證明他仍有繼續做總統的資格。所以，接著他便以調解者的口吻說：“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為祥和。”申令結尾特別強調：“今承認之案業已撤消，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

自鬧皇帝以來，袁世凱頒發的指令都自稱予，和清朝皇帝自稱朕是一樣的。“本大總統”字樣已久不見了，現在又重新出現在申令里。這幾個字是袁氏看到張一起草的原稿后，親自提筆添上去的。這是他由皇帝變總統的點睛傳神之筆。據張一回憶：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長篇文字，經袁刪改者，“如神龍點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稟有大過人者。”這個由“予”改為 “本大總統”的辦法，正是袁在窮途末路時“天稟過人”的表現。

袁世凱深知自為總統，不容易取得獨立各省的承認。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聲，來推動議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攬把持一切。1916年3月25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義致電獨立各省說：“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干戈，共圖善后。”同時，指令陳宦與蔡鍔商議停戰。他又擬定了議和六項條件，於4月1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義向獨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該省軍民長官維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戰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駐地點；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準與官兵交戰；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來京，籌商善后。

袁世凱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時“南北議和”的舊戲法，來結束獨立各省的反抗。然而，這時的政治形勢與4年前大不相同。那時袁氏戴著“贊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而今人們已看清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英雄”，原來卻是一個嗜血成性的專制暴君、寡廉鮮恥的賣國賊。血的教訓使人們認識到要實行民主共和，必須鏟除他。

階級的共同利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區別於個人的利益。袁世凱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致進步黨人和那些對家天下心懷疑忌的北洋軍閥們都覺察到不拋棄袁氏，就無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因此，原來積極擁護袁世凱的人，也變成了積極或消極的反對者。

當時，全國反袁的輿論中心在上海。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聯絡各方面人士，堅決主張把反袁斗爭進行到底。他發表《討袁宣言》，憤怒地指出袁世凱是帝制的罪魁，無情地揭露了袁所謂“停戰議和”的險惡用心，號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進”，“決不使危害民國如袁氏者生息於國內”。另外，唐紹儀、譚延、湯化龍、吳景濂、彭程萬、胡景伊、張繼、孫洪伊、張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國會議員和社會名流，以各省“旅滬公民”或各界人士名義紛紛通電，或指出袁“盜國奴民”，“久已喪失總統資格”；或揭露袁“帝夢不成，皇冠強卸，又復退攫總統”，“無非忍辱一時，思為卷土重來”；或表示“吾四萬萬國民絕非無血氣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 “戴茲罪魁”；或要求“撲殺此獠，以絕亂種”。全國各階層紛紛聲討，對袁世凱展開了強大的輿論攻勢。

3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軍和護國軍雖然達成暫時停戰協議，但是，全國的反袁武裝斗爭方興未艾，日益高漲，而以廣東、浙江、山東、湖南、陜西最為猛烈。廣東人民對帝制和龍濟光的野蠻統治異常不滿，武裝起義遍及全省：廣州及其附近各縣有朱執信領導的中華革命軍和徐勤率領的護國軍；惠州、增城一帶有陳炯明、鄧鏗組織的武裝力量；潮州、汕頭、欽州、廉州的駐軍也相繼宣布獨立討袁，廣州大為震動。龍濟光面臨滅頂之災，急電袁世凱求援。4月初，袁決定抽調駐上海的第十師一部乘軍艦到廣州，但當北洋軍將要開拔時，龍濟光在民軍的壓迫下於4月6日宣布“獨立”。袁世凱無可奈何，只得放棄派兵入粵的計劃，而企圖派遣北洋軍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軍隊反對北洋軍入浙的風潮。在中華革命黨人的策動和影響下，寧波、嘉興先后宣布獨立，一批浙軍軍官趁勢把興武將軍朱瑞趕走，於12日宣布浙江獨立，推巡按使屈映光為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凱，又被趕下臺，改推嘉湖鎮守使呂公望繼任。

廣東和浙江獨立后，反袁怒潮進一步高漲，南方獨立各省即籌劃成立政府。原來，梁啟超於3月下旬已經到達廣西，經陸榮廷和梁啟超等策劃，獨立各省於5月8日在肇慶(今高要)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務院”，遙推黎元洪為大總統，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梁啟超、蔡鍔、陸榮廷、劉顯世、龍濟光、李烈鈞等為撫軍，又推舉唐紹儀為駐滬外交專使。軍務院表面上統一了南方獨立各省的軍事和外交，與袁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面。獨立各省斷然拒絕了袁世凱提出的議和條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無協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將袁世凱“驅逐至國外”和“抄沒袁世凱及附逆十三人家產”等作為南北議和的條件。

與此同時，袁世凱企圖取得帝國主義列強援助的希望也徹底破滅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過各種渠道向帝國主義國家的財團乞求貸款。經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介紹，袁政府財政部與美商李·希金遜公司(Lee Higginsonand Co。)於4月7日簽訂了500萬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項借款人聯名致電中國駐美公使和美國國務卿，聲明拒絕承認。美商見勢不妙，只交付了100萬美元，就停止交付。4月11日，駐日公使陸宗輿奉命向日本政府遞交照會，要求“給予友誼的扶助”，並表示今後一定加強“兩國親善提攜”。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為日本早已秘密決定“支援”護國軍方面壓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機“確定在華優勢地位”。日本通過半官方的商人，貸款給岑春煊100萬日元，使肇慶軍務院得以迅速組成。又貸款給孫中山，“支援”上海和山東中華革命軍起義反袁。當時英國在歐戰中正處於被動地位，自顧不暇。袁世凱的“老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表示愛莫能助，不勝遺憾，於4月中旬就憂傷地預感到袁氏“從政治舞臺上消失的時刻已迫近了”。

馮國璋於5月5日赴蚌埠約同倪嗣沖，6日至徐州會晤張勛，三個地方實力派於11日通電發起召開未獨立各省代表會議。在會議開幕之前，袁世凱派阮忠樞到徐州煽動張勛說：總統的去留不是個人問題，關係到北洋集團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蔣雁行為中央代表，臨會監視。5月17日又親自致電馮國璋、張勛和倪嗣沖說：“近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等以退位為要求，陳宦亦相勸我休息，均實獲我心。予德薄能鮮，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決無貪戀權位之意。然茍不妥籌善后，而撒手即去，聽國危亡，固非我救國之本愿，尤覺無以對國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辦法，立可解決。該上將軍等現約同各省代表，就近齊集，討論大計，無任欣慰。時局危迫，內外險惡，相逼而來。望將善后辦法切實研求，速定方針，隨時與政府會商，妥定各員責任，使國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見傾覆，幸盼曷極！”

5月18日南京會議一開場，就遇到袁世凱的退位問題。山東、湖南等省代表主張退位，張勛和倪嗣沖的代表則堅決反對，雙方相持不下。袁世凱急忙密令倪嗣沖帶兵到會，進行威脅。馮國璋提出承認袁為總統，召開新國會后，由袁提出辭職，再選新總統。這個方案也未能得到與會代表一致贊同。各省軍閥鉤心斗角，意見分歧，爭執不下。會議開了5天，終無結果。

段內閣的成立和南京會議不僅都未能達到袁世凱預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識到段祺瑞和馮國璋正襲用他於辛亥革命時逼迫清廷的一套辦法來對付他，因而十分沮喪。同時，由於軍費激增，政府財政危機越來越嚴重。袁既不能從帝國主義列強取得貸款，只得依靠梁士詒於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籌款。當時，這兩家銀行流行市面之鈔票面額共達7000余萬元，而庫存現金僅剩約2000萬元，除放出商款約2000萬元外，被政府財政部支用累計達4000萬元。廣大人民對袁政府失去信任，紛紛到中、交兩行提存擠兌。段祺瑞組閣后，為擺脫銀行倒閉的危機，便於5月12日悍然下令中、交兩行“一律不準兌現付現”。指令下達后，上海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首先於14日通電，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舉“無異宣告政府破產，銀行倒閉，直接間接宰割天下同胞，喪盡國家元氣”。並宣布上海中國銀行獨立，“照舊兌鈔付存”。各處中國銀行紛紛效法，宣布不服從袁政府指令。江蘇、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電請袁政府變通辦法，“以維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兌現”。袁世凱一籌莫展，陷於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義后，袁世凱已“形神頗瘁”，有元旦入賀者見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認”。袁世凱自取消帝制后，“夜間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斷之力，僅存一形骸矣”。據5月中旬謁見他的禁衛軍團長說：“仰望神氣，大失常態，面帶愁容矣。”袁世凱在這種情況下，口頭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極愿早日退位”，實際仍借口須先“妥籌善后”，拖延時間，還是不肯放棄一點權力。多次傳諭阮忠樞等人，所有緊要檔案必須呈送親閣。當他不能坐寫字椅時，便在躺椅上躺著批閱公文。后來，“不能執筆，仍閱公事，口授阮忠樞、夏壽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閱，夏壽田代批。但這時他仍諱疾忌醫，否認自己有病。周圍的心腹爪牙對他的病也諱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薦其弟徐世襄來給他治病，說“肝火太旺，神思太勞，宜休養”。他很不高興，立即令徐世襄退出。

全國人民反抗怒潮繼續洶涌澎湃。山東、湖南、四川、江蘇、陜西、安徽、江西等省接連爆發了由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領導的反袁起義，迫使袁世凱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趕忙改變對袁的順從態度，或宣布“獨立”以保住自己的權位。袁世凱完全失去了對各省的控制能力。4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風聲逼緊”，黑龍江也有醞釀 “獨立之事”。袁世凱奉天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公然把袁派往東北的鎮安上將軍段芝貴趕回北京，還揚言要追究段“盜賣奉荒林及虧空若干”之事。袁世凱得悉實情，“不免動怒”，但又不敢開罪張作霖，而急忙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接著，陜南鎮守使陳樹藩在蒲城於5月9日宣布“獨立”。他率兵進據西安，驅逐陜西將軍陸建章，自稱都督。陳樹藩雖然是陜軍，但屬於北洋系統，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凱立即意識到這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軍閥公開倒戈的信號。 22日，當南京會議失敗的訊息傳到北京時，陳宦宣布四川“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的電報也到達了。袁世凱“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次日，他連發兩道申令，痛斥陳宦反復無常，並令第十五師(川軍第一師改編)師長周駿為重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率兵進攻成都。這時，湖南湯薌銘對袁世凱即將垮臺的形勢看得愈來愈清楚，於29日急忙宣布湖南“獨立”討袁。這個訊息，使袁世凱一下子變得難於控制自己。他時而頓足怒罵近侍，“語多傖俗，不可入耳”；時而又呆若木雞，陷入絕望的沉思。多年來，他視全國為北洋軍的征服地，生殺予奪，恣意妄為，從來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結果卻落得舉國反抗，人人喊打。多年來，他視北洋大小軍閥為家奴鷹犬，頤指氣使，無不從心，一下竟陷入眾叛親離，“心腹爪牙亦反顏攻之”的境地。多年來，他相信帝國主義列強是靠山，而帝國主義列強也迫於形勢，不得不拋棄他，另尋覓新的代理人。幾十年來他巧取豪奪來的權力都將化為烏有，這一切對他來說，確實是難以承受的致命打擊。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凱作最後的掙扎。湖南宣布獨立的當天，他公布了所謂“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認帝制申令”中的謊言又重復了一遍，並說：“即今日之反對帝制者，當日亦多在贊成之列，尤非本大總統之所能料及，此則不明不智無可諱飾者也。”袁世凱說這話的目的，一是給那些看風使舵的爪牙一點顏色看看，然而這恰恰暴露出他在眾叛親離之下一副黔驢技窮的蠢相；另外則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裝扮成一個“不明不智”的受騙者，似乎他稱帝是由於受人蒙蔽，以為這樣足以博得輿論同情。然而沒有人再上當受騙，回答他的是更為猛烈的進攻：討袁的電報、斥令其退位的函札，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這種巨大的社會力量如“天神雷電，轟擊妖怪”，他再也支撐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沒有下決心引退。他最擔心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他的態度。6月1日晨，他在臥室里召見蔡廷斡說：“聽說各國使館認為我應該或將要辭職？”蔡回答道：“大家都認為您十分需要休養。政府財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難與日俱增。”本來，袁世凱每個星期五都要接見北洋軍官，次日正逢星期五，侍從武官推說“元首事忙”，“軍官均未照例進謁”，“實則病重矣”。從6月初，有法國醫生卜西爾和中醫蕭龍友等負責給袁治療，診斷為尿毒症，開始他們都認為沒有危險，可是由於治療不當，病情驟然惡化了。袁克定主張用西藥，妻妾及袁克文等則堅持服中藥，“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爭吵不休，莫衷一是。6月5日深夜，袁氣短神昏，瀕於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鎮芳等齊至居仁堂守候。延至6月6日上午10點，這個竊國大盜懷著對人民革命運動的恐懼、對帝國主義列強遺棄的怨懟、對爪牙背叛的憤恨，結束了罪惡的一生，年57歲。

次日，遺體入殮，頭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禮服，儼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娛樂活動1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會27天。6月28日出殯，靈柩由新華宮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執紼。在北洋軍的禮炮轟鳴聲中，送柩專車由前門火車站出發，次日抵達彰德，葬於洹上村東北的太平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