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什么最終能打敗太平天國？

湘軍有個“彭打鐵”

讀太平天國洪秀全，讀湘軍曾國藩，始終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擁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國，為什么最後讓曾國藩讓湘軍給打敗了？為什么太平軍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軍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讀湘軍，除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堂等人，一個湘軍將領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稱“彭打鐵”。何謂“彭打鐵”？不徇私情，秉公執法，狠！

狠到什么程度？僅舉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兩江總督李鴻章之弟看中，誘至署中，逾月不歸。秀才經縣經府逐級上訴無人理睬后瘋之，逢人便訴其妻讓人強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鐵”，聞知來龍去脈，彭代寫狀詞后面見李鴻章。

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態請教李大人：“有人誘奸百姓之妻該如何？”李答：“當殺。”又問：“官吏誘占百姓之妻當如何處置？”李答：“當殺。”再問：“封疆大吏子弟誘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該如何裁決？”至此，李鴻章始知“彭打鐵”來者不善，但仍說：“當斬。”

余下細節不必贅述，“彭打鐵”逼著李鴻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這個弟弟久為母親寵愛，“彭打鐵”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將他交出來嗎？李聞知劣弟罪行，臉色大變，此事李確實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謝罪退出。

兩江總督之弟犯法，“彭打鐵”倘且如此不給面子，他人違紀違法遇上這位湘軍的黑臉包公，可想而知。彭后任巡江大臣后，訪知文武貪官一律嚴懲。且來往無常，行蹤不定，說不上何時就出現在你的眼前，讓你防不勝防。

“彭打鐵”現像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湘軍具備一種讓“彭打鐵”這樣的人，存在下去的組織制度和道德文化認同。如果他在李鴻章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認同，找不到對應，他是實現不了他對瘋秀才的承諾的，瘋秀才是不會和妻子團圓的。

由李鴻章繼而審視曾國藩，你會發現湘軍的領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養。相比之下，再來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這個所謂的農民革命領袖，后來在宮里誰都不敢抬頭瞅他，“爺像不準常人望。”諸王見他都得事先申報層層過關。最後，凡是洪姓之人統統提官，安插到重要崗位，把個金陵城弄得烏煙瘴氣， 這種氛圍里能出“彭打鐵”之類的人嗎？

所以，“彭打鐵”現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單一現像，它是當時湘軍治軍帶兵之嚴的一個縮影。這樣一支軍隊打敗太平天國就不難理解了。

但湘軍有“彭打鐵”，大清有湘軍有曾國藩為什么沒能強大起來呢？后來也洋務運動了卻還是不行呢？究其原因，湘軍和“彭打鐵”的進步，只是相對於太平天國洪秀全的進步，這種進步帶有明顯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鐵”、有了李鴻章、有了曾國藩、湘軍所向無敵，這三個人一沒了呢？同樣，洋務運動有了李鴻章，但一個李鴻章能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改變中國嗎？

曾國藩戰勝太平天國：人權的勝利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名義上是清朝皇帝，實際上是當時的湘軍統帥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在清朝道光年間，他是一個信奉程朱理學的道學家，已官至內閣學士，歷兼禮、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豐年間，因清朝正規軍綠營腐敗已極，不堪太平軍一擊，清朝需要新的武裝，故令曾國藩丁憂在籍時辦理團練，進而建立湘軍，對抗太平天國。在同治年間，打敗太平天國以后，他著重辦理洋務。后人將其著作編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為教義，以神權政治為推動力，以太平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援，三位一體，力量雄厚。曾國藩以宋明道學為理論，以清朝政權為靠山，以湘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援，與太平天國的三位一體勢均力敵。但他率領湘軍追襲太平軍，到安慶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慶扎下大營，與南京遙遙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國一步一步地因洪楊內訌而分裂，他才乘機攻下南京，滅了太平天國。

湘軍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學家或與道學有密切關係者，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李續宜等人。其中突出者為羅澤南。可見，湘軍不是由武人建立起來的，而是由文人特別是道學家建立起來的。曾國藩本人是一個道學家。羅澤南是專門講學的道學大師，學者稱為羅羅山先生。曾國藩發出了建軍的號召，羅澤南率領他的學生前來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學生李續賓都先后戰死了。這不能說都是出於私人的交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出於共同的激憤，這個目標和激憤集中表現在曾國藩的所謂《討粵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說太平天國“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幾句話說出了曾國藩、羅澤南等人共同的激憤和目標。“為之所”，就是說要有一個對付的辦法，他們組織湘軍就是一個辦法。

照這些話看起來，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斗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斗爭，即有西方宗教斗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斗爭的歷史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斗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從這一點說曾國藩是守舊的，他反對中國進步。籠統地說是這個樣子，但分析起來看，守舊和進步是相對而言的。綱常名教對於神權政治來說還是進步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人權之上的。這里所說的人權是對於神權而言，並不是資產階級所說的人權。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出現了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也是對於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神道說的，人道主義是作為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西方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人道主義與西方的神權政治作斗爭，為西方的近代化開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鋒。同西方相比，中國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學習。神權政治正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正是這個缺點。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就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近代化推遲了幾個世紀。

當時，西方帝國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大都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通商，一個是傳教。通商是向中國的經濟侵略，從經濟上剝削中國，使中國人永遠貧窮；傳教是向中國的文化侵略，使中國人永遠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以國家政權力量推行基督教，這就起了帝國主義所不能起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覺，但客觀上就是如此。

曾國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后退，他在這一方面抵抗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是他的一個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