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閱讀速度：日覽30萬字

秦始皇忙於公務 日覽三十萬字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的文字:“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說秦始皇專權獨斷，行政事務無論大事小事都親自裁決，甚至用“衡石”計算處理的文書，每天有明確的定額，不完成定額不得休息。

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權一斤的單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確實可以說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計量史家依據對有自重刻銘的秦權實物的實測數據，得知平均為257克，“百二十斤”則為30.8公斤。參照邢義田先生對於書寫《史記》竹簡重量幾種推算的平均數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同樣的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則“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書寫31.79萬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須處理的“書”，竟然超過30萬字。這真是驚人的閱讀量！

張松:過目能誦 一目十行

曹操會見劉璋的使節張松，未予禮遇。曹操屬下高級文官楊修卻深心器重張松的才華。楊修將曹操撰寫的兵書向張松展示，“松晏飲之間一看便暗誦。”（《說郛》卷五八上陳壽《益都耆舊傳》）這個故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這樣的類書，都作為“強記”也就是記憶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據此稱張松為“世俗命強記者”。然而宴飲之間就能讀完一部兵書，首先表現出的是閱讀速度的優異。《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張永年反難楊修，龐士元議取西蜀》又予以文學呈現。羅貫中筆下，張松和楊修有這樣的對話:“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仿《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后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詩贊曰: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疏。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后來曹操得知此事，說:“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於是“令扯碎其書燒之。”《三國演義》淡化了“晏飲之間”的情節，也消弱了張松才能的感染力。不過，贊詩中所謂“目視十行書”，卻是直接肯定了張松的閱讀速度的。試想一頓飯的工夫能夠將一部“十三篇”的軍事學著作“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閱讀速度確實非同一般。

漢武帝:每天閱讀量不足七千余字

《史記·滑稽列傳》寫道:“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漢武帝連續多日閱讀這“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即兩個人才能勉強抬得動的“奏牘”，每天中止之處，都認真作了記號，隨后再從標識記號的地方接著讀，一直讀了“二月”方才結束。東方朔上書“用三千奏牘”，邢義田先生分析說，“如果東方朔不用牘而用簡，三千簡大約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東方朔是用較簡為寬的木牘，三千牘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幾倍。”假設東方朔上書用簡，重9.5公斤，依然參照邢義田先生測算書寫《史記》竹簡重量51.015公斤這一平均數，東方朔上書字數應大略為《史記》的18.62％，也就是9.8萬字左右。漢武帝讀這些文字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每天平均的閱讀量不足1.7千字。這自然與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務繁忙與興趣廣泛有關。看來，僅僅就東方朔上書“讀之二月乃盡”的故事，是不可以討論漢武帝的閱讀速度的。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樣“雄才大略”，同樣日理萬機的秦始皇，每天處理公文的數量定額竟然超過30萬字。

進行這樣的比較，其實應當注意到如下事實: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正是履行軍政管理的常規性的工作。而漢武帝的日常生活，也會有這樣的辦公內容的。他閱讀東方朔“奏牘”，其實可以理解為“業余”在讀“閑書”。此外，漢武帝對於東方朔上書，看來是在一字一句仔細地讀，“讀之，止，輒乙其處”。而秦始皇處理公務，一定是有主與次、重與輕、詳與略的區別的。作為最高執政者，即使“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上奏文牘一一詳盡研讀。另外，人們還會想到，司馬遷的記錄，是不是能夠完全確信呢？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這番話，是出自反對派方士之口。司馬遷是這樣記述的:“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閱讀速度的關於這位帝王工作作風的評論，是和對暴政酷刑的批評一同發表的。隨后侯生、盧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說:“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隨后竟然引起了坑儒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

侯生、盧生關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議論，究竟是不是“誹謗”之辭呢？

秦始皇所謂“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應當指的是“專任獄吏”，“樂以刑殺為威”，“不聞過而日驕”一類指責。就現有資料分析，沒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這樣的未必可以歸結為“不德”的批評是“誹謗”性語言。侯生、盧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場出發，從神秘主義文化的視角，以為“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所謂“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對秦始皇行政風格的客觀性的描述。這一情形，其實和秦始皇瑯邪刻石自我標榜諸言辭中所謂“皇帝之功，勤勞本事”，“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的說法大體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標，可能確實是要實現會稽刻石所謂“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的境界。

應當承認，秦始皇有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惡，有嚴刑酷斂的暴行，又有種種政治失誤，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內畔”，“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云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賈誼:《過秦論》），演出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但是在中國古代帝王中，他確實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對下級繁多的上報文書或者只是大致瀏覽，或者只是擇要批復，31.79萬字的總數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時計算，每小時過目的文字數量也平均在2.65萬左右。這樣的工作量導致的勞累可以想見。所謂“朝夕不懈”，所謂“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虛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節奏，也可以因此有所體現。不僅秦始皇處理公文的效率十分驚人，他在相當艱險的交通條件下多次辛苦出行，“親巡天下，周覽遠方”（秦始皇會稽刻石）的實踐，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謂“皇帝之功，勤勞本事”的行政史的實在。